莫斯科人在地铁里来去匆匆，很少说话，他们看书，读报，瞌睡。上下班时人们在拥挤的自动电梯口排成长长的队伍，但你仍可看到有人拿着色泽鲜艳的玫瑰、雏菊，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则拥着接吻，说悄悄话。自有地铁以来，俄罗斯人经历了许多心灵的磨难，但这样的镜头大概从未间断过，如果你在深夜乘上了末班地铁，你会发现，每一节车厢里走出的最后一名乘客必定是踉踉跄跄的酒鬼，半个世纪以来，酒鬼与最后一班地铁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10月23日 多云 夜读叶赛宁
昨晚回来，伊琳娜跪在地上整理她外祖母的照片、资料，电视台要来她家拍专题片，介绍她的那本关于外祖母故事的新书。她很兴奋，买了汽水、香烟，准备招待客人。陶蓬告诉我们，书卖得不好，伊琳娜还让他到学校去推销，结果拿了二十本只卖掉三本。伊琳娜谈起今天年轻人的不爱读书，总是愤愤不平，她说他们都被无聊的小报吸引去了。但她又老是说，任何时代总有一批热爱文学的青年，作家的职责就应该唤起年轻人崇高的意识。我不知她所说的崇高意识是指什么。在去文人公墓的那天，她每到一个教堂，都进去买蜡烛，面对圣像画十字。“我十六岁就开始随母亲信教了。”她说。我问：“你那时是党员怎么能信教？”“偷偷在家里做礼拜，那时许多人家里都藏有耶稣像。”她还告诉我们，莫斯科当年有三千多个教堂，斯大林时代只剩下二百多个，她说她正准备写一个以耶稣受难七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说这个题材世界上不少作家都写过，你想写成象征性的？“那当然，”她说，“只是时代不同，作家不同，象征的内容也不同。”我想起我看到过的俄罗斯的耶稣像，他与西方的好像有些不同，那耶稣矮一些，头偏大，胡子很多，钉在十字架上，手掌心、脚心鲜血淋漓，脸上的表情是无可奈何，更像农民。
临睡前，伊琳娜穿着粉红色睡袍来找陈丹燕，手里拿着几瓶化妆品，说这是一个美国作家代表团的朋友送她的，让她翻译一下如何使用。陈丹燕看了介绍后用中国话对我说，这些美国人真坏，都是极次的东西，是宾馆里盥洗室里用的，有的还开了封。我们现在常会说：俄国人真可怜。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优越感的。它使我体会到那些发达国家游客来中国时的姿态、心情，他们的彬彬有礼和优雅是不是更多地也来自富裕，他们内心是瞧不起落后民族的。
读爱伦堡的回忆录到深夜，因为我看到了爱伦堡对叶赛宁的一段精彩的记述。记得在叶赛宁墓前，伊琳娜曾说过叶赛宁不是自杀的，是被人害死的，她又说了一大串俄国作家的名字，说他们其实都不是自杀的。俄国知识界现在弥漫着对过去的怀疑，他们开始对历史人物一一清理。一方面，你会觉得二十世纪以来，没有什么事能够永远掩盖下去，无论是压制、歪曲、乔装、沉默，事实最终总要出来说话，包括半个世纪前，美国原子弹之父欧里有意安排苏联间谍进原子能研究室工作，以保证将来世界实力的均衡这样的机密，现在也公之于众了。另一方面，你也会觉得，那种怀疑与清理带有很强的情绪化，它未必是客观的、有事实证据的，人们是以对一个时代的否定为其逻辑的起点，继而认为这个时代都是虚假的：叶赛宁歌颂过革命，但他后来又怀疑过革命，甚至有诋毁革命的诗句——所以他是被害死的。人们把复杂的逻辑交融因素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这恰恰是那个时代思维方式的再一次印证。爱伦堡的天分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了一个被称作诗人的人。
1918年5月，叶赛宁对爱伦堡说：一切都应当推翻，应当改变一下宇宙的构造，只要农民放一把火，整个世界就会燃烧起来。有人说，他的作品《上帝啊》曾使欧洲资产阶级为之震动，而年轻的诗人则把叶赛宁看作新诗的创造者。爱伦堡说，认为叶赛宁欺骗或愚弄了别的人是不对的，他也常常愚弄自己，他的心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感情，这些都需要表达的形式，于是他向自己让步了：把苦闷当成了纲领，把心灵的混乱不安当作了文学流派。爱伦堡把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做了比较：
“马雅可夫斯基使自己的情绪服从于思想，叶赛宁却能在咖啡馆一点事不做，当哪一分钟想写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马雅可夫斯基不得不同一部分人的不了解和嘲笑及另一部分人的心灵的冷漠进行斗争，而叶赛宁在去世时却为人们所了解，也受到人们的爱戴。他的诗中的那种真诚，那种不平常的音韵，甚至使那些听到他的荒唐的酒馆生活而内心对他不满的人也为之倾倒。他幻想荣誉，但他对荣誉也感到厌倦。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在诗中对双亲说：啊，但愿你们知道你们的儿子是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著名现代舞演员邓肯爱上了他，他喜欢她那具有世界声誉的温柔。他想看一看世界，于是成了最早跑遍欧洲的人，女人们都很爱他，年老的男人和巴黎的顽童也都对他递以赞许的目光，高尔基听了叶赛宁向他读的诗后哭了。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苏维埃道德的严格维护者，也要从手指中间看一眼他那狂妄的行为。”
爱伦堡说，很难想象有比这更不幸的人了，他从来未能给自己找到一块安身的地方，爱情使他万分苦恼，又怀疑朋友们对他使用阴谋，他非常多疑，始终认为自己快要死了。为什么叶赛宁在三十岁的年龄，在荣誉的极盛期，甚至还没有听见中年的遥远的脚步声，就自缢了？有人把叶赛宁的悲剧归结于他脱离了时代。可在爱伦堡看来，问题不在时代。虽然他生活在非常困难的时代，他曾多次讥笑过那个时代，但他也多次地表示过对那个时代的爱。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革命的。1921年，暴动的自发势力仍然使他入迷，所以他想写一部长篇叙事诗《激动田野》。在爱伦堡动身去巴黎前不久，叶赛宁将自己的《特里梁甲》一书送给他，上面题了这样一段话：“你知道我们土地的气息和我们气候的画意，请你转告巴黎，我不畏惧，在我们祖国茫茫的雪原上，我们还会掀起使他们同样感到惧怕的暴风雪。”
几十年过去了，叶赛宁的作品在俄国为人们所阅读，喜爱，而谁也不去考虑他那乱作一团的政治思想。他在1919年写道：“我愿变成一张黄色的帆，飘向我们驶往的国度。”五年后，在他死前不久，他承认自己不是大船上的帆，而是一名乘客：“在宽阔的甲板上，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摔倒，没有呕吐，也没有发出过怨言？这样的人不多，这是那有着老练的心灵，能在晃动中兀然不动的人——在这节日的酒宴上，我要说，赞美的荣耀归于舵手！”爱伦堡认为，叶赛宁诗歌的特点是那深沉的忧伤，这不应归咎于时代，即便这种忧伤曾将许多事说成是时代造成的。“他们乐意站立和观望，以至用冰冷的吻涂染自己的嘴唇——只有我像个诵经士，在祖国的土地上歌唱阿利路亚。”他自己明白，别人对他的苦恼和孤独是没有责任的：“我将去呼唤谁？我将和谁分享我仍留在人世的苦闷和快乐？甚至那只有一个翼片的风车，也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这儿没有人认识我，那些知道我的人也早已忘了……”爱伦堡说，这样的感情在任何时代都可能产生，叶赛宁首先是一个诗人，历史事件、爱情、友谊——所有这些都要向诗让步。他兼有稀有的歌唱才能，对于动物学家来说，夜莺只是鸟类的一种，但是，对鸟的喉头所做的各种记载还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夜莺的歌声自古以来就使世界各地的人入迷。爱伦堡还说，有一些诗人，他们具有高尚的思想，杰出的观察能力，热烈的情意，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掌握如何将自己的精神财富传达给别人的艺术，然而叶赛宁写诗，仅是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诗人。
从伊琳娜厨房的窗台上望出去，莫斯科的夜晚辽阔、黑暗，大片的雪花柔软地落下来，每幢楼房都是冰雪封窗。万籁俱寂的时候，会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那熟悉的音乐通过电波传向全世界，在这遥远的钟声里，想着一个诗人的死，心里充溢起平时很少有的纯净。我们离诗人已经很远了，即使在我们热爱诗的年月里，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诗的含意。每当革命来临的时候，诗歌与年轻人的激情、理想常常是吻合的，但革命一旦带上了诗意，它有时表现出来的盲目和疯狂足以扼杀所有的诗意，这便是一个真正诗人的困惑。但更为不幸的是，诗意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它就开始凋谢了。摩天大楼、科学化的劳动组织、狐步舞、富有刺激的娱乐业，使人们霍然看到了一个鲜艳夺目的可触摸的世界，于是诗意被消释了，一些有诗意的人也难以抵挡生活的诱惑，毕竟，这是从来没看到过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在最初的时候，人们也许看不到这种生活对诗意的瓦解，而到后来，人们是自动放弃诗意了。在战争年代，爱伦堡说，他常常听见一些刚离开课堂的凳子就直接上前线的年轻尉官说：“我喜欢叶赛宁。”现在年轻人也这么说。但他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如果不是诗人，或不是诗歌特别爱好者，当他心情轻松愉快的时候，是很少从书架上拿一本诗集来读的。他们一般热衷于看足球比赛，跳舞，和姑娘们玩，几个人一起谈论理想或者进行激烈的争论。在悲哀的时候，他们才需要诗歌，这时，早已不在人世的叶赛宁就来搭救他们了。但他们对他是一无所知的，除了那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一些极其美妙的诗。我想，最后的结论可能是这样的：诗意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掩埋了。也许到哪一天，人们对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厌倦了，无聊了，重又会想起诗人，唤醒诗意。但那个睡过一觉、打过呼噜的诗意，还是真正的诗意吗？
1993年10月24日 晴 从电视塔到白宫
一早起来烧南瓜面疙瘩吃，这是我们通常的早餐，有时加两片涂黄油的面包和俄国的咖啡，食欲真是无法想象得好。它再一次让我回忆起插队时的情景。有一回农忙季节，插秧回来天已黑了。点上煤油灯烧大灶，人饿得慌，手忙脚乱之间，把灶头上的煤油灯打翻在锅里，饭已煮得半熟，我们一个先进集体户的八个人，谁也没精力重新再来烧一锅饭，于是，把煮好的饭用水泡泡，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煤油饭。后来，这个情节又作为我们知青户刻苦磨炼的典型材料写进了宣讲稿，我当时很为这个故事感到骄傲，因为它为演讲增添了色彩。站在台上宣讲，这对我们当时是何等重要。现在，我只是在饥饿的时候才会想起它来。
又是一个晴朗的天，伊琳娜带我们去参观电视塔。它是世界第一，俄国人对世界第一很看重。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加油，伊琳娜插队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完了。她说她有个朋友在里面，经常送他一些戏票、巧克力之类，假如没熟人，要排一天队，一次只能买二十公升。一旁遇见三个德国小伙子，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他们驾车从莫斯科开回波恩。伊琳娜说，他们的车子不怎么样。
莫斯科电视塔高达五百三十三米，黑色，庞大，为了超过美国。抬起头来，会有一种强大与压抑并存的感觉。伊琳娜说，她小时候就生长在这里，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很亲切。旁边的大楼是广播电视中心，十月事件时，俄议会部队首先进攻占领了这里，现在仍能看到水泥地上坦克碾过的履带痕和电视中心烧煳的墙、打碎的玻璃。伊琳娜在地上画了个坦克图形说，她当时就在这里接受电视台采访，谈她的作品与经历。
进电视塔参观程序很复杂，每个人都要证件，填表格。陈丹燕没带证件，伊琳娜说没关系，她有陈丹燕送的书，那上面有照片。她又打电话找了个熟人，放行了。我们走过一条长三十米左右的通道，进入电视塔底，然后乘电梯，到337旋转厅，在这里，可以俯瞰莫斯科全城。这时我有点失望，俯瞰远不如置身某一处那么有美感，除了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那一片建筑及那七幢尖顶建筑外，大片的是灰扑扑的平顶工房，显得平庸。伊琳娜请了一个会讲英语的俄国人临窗为我们介绍莫斯科全城，当介绍到一片森林和一个湖绿色别墅群时，伊琳娜说，那是苏联宇航员的住所，条件十分优越，游泳池、健身房什么都有。但那翻译对此很少吭声，伊琳娜说，这地方过去一直保密，他不敢说。森林现已改为公园，里面有一个城堡，据说，当年那城堡的主人娶了个女奴。城堡旁边现还有一栋漂亮的绿屋子，斯大林常在这里办公、写作。紧挨森林有一条宽阔的大道，是以苏联火箭之父的名字命名的。伊琳娜又指着下面几条辐射开来的马路说，这些路都是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苏联，搞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还是很受重视的，只要不发表反苏言论。像萨哈罗夫那样的物理学家就不行，结果被驱逐出境。我说，其实，那时候你们作家、艺术家也享有“三名三高”的地位，买东西有专门的“小白桦”商店，还有郊外别墅。伊琳娜说是这样的，那时候作家享有很高的地位，也很受人们尊重，但没有自由。现在呢，我心里在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写了，有了自由，许多人反而写不出了。这不仅因为他们被生存所迫，而且批判的对象与探索的激情不存在了，而要找到新的主题还需要一个过程。
莫斯科的冬天，阳光像雾一样迷茫，但天还是蓝的，土地十分广阔。虽然所有出类拔萃的景观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但你一眼看到的就是整体，你一定会对整体有印象，有评价，俯瞰会帮助你修正过于理想化的空间观和对局部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