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我会在公园里碰到安丽萍。
我跑完一圈了，正在想是不是再跑一圈。开始我没有认出她来。愣了一愣，才发现是她。
我们大约半年没见过了。
她在一家面包房上班。那是一家连锁面包房，我忘了它的总部在哪儿了。她在那儿当店长，店里一共就三个人，全是女的。她们也不在一起上班，一般情况一个人就够应付了。
我对安丽萍说那是因为她们的面包卖得太贵了。“说真的，”我说，“你想有多少人会买那么贵的面包？我们又不是吃面包长大的，不吃面包就过不下去了。”
但是，那家的面包真的非常好吃。
这是王颂说的。
我们认识后他每次到我这儿都会拎一小袋面包来。我不知道他干嘛那么偏爱那种裹着厚厚的黄油和辣肉松的面包。他长得挺墩实的，是个生产沙发布和窗帘布的商人。我过去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一个商人搅到一起。这应该怪我父亲，是他让我从小就不喜欢商人，他说商人奸滑得很而且没有诚信，“以后你就相信了，他们只知道赚钱。”我们家的人都不会赚钱，跟会赚钱的人也从来没扯上过什么关系，在我和我弟弟看来，那些人就像长着大脑袋和四只脚的怪兽。我父亲去世三四年后我母亲又结婚了，嫁的还是中学里的老师。我不大喜欢那个背稍微有点驼的数学老师，所以难得去一次他们那儿。我下了班就直接回到家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王颂来过一次就不肯再带我出去吃饭了。我们一起下厨炒菜，听着电视里的音乐吃饭。他不喝酒，也不让我喝，他说不喜欢女人喝得醉醺醺的很放肆。他称赞我的手指漂亮，尤其是点钱的时候。“你不应该点钱的，你应该弹钢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有一次我们逛马路经过一家琴行看见一架雪白的三角钢琴，他推门进去，我还以为他要买下来送给我呢，其实他只是看了看，问了售货员几个问题。我们出来后，他问我，“你不打算以后买架钢琴吗？”我说，“我要钢琴干什么呢？我家里这么小，也放不下。”说真的，我不是很明白他，因为有时他到我这儿好像就是为了在我床上跷着脚看几个小时电视。不过我喜欢他靠在床头一边瞄着电视打电话，一边挨个捏我的手指头，让我觉得他非常在乎那几个手指头。我专门为他理出一只抽屉放他的袜子短裤，有时候我在商场里帮他买换洗衣服会真以为有那么一个丈夫。很快我就习惯早上起来和他面对面的喝热牛奶吃黄油辣肉松面包了。我特意买了带金边的玫瑰花碟子放这些面包，趁他在浴室里刷牙，端端正正地把两碟面包两杯牛奶和一束洋金花放在餐桌上。有一次他来得匆忙没有顾得上买面包，我不得不深夜出门走了好多路在他说的那家面包房里找到他要的面包。正是为了他我才去买那些贵得要死的面包的，我也买那个牌子的咖啡和蓝莓果酱。这是安丽萍推荐给我的。
直到付钱的时候我们才互相认了出来。
是我先说的，“你真的蛮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她惊讶地看了我一会，笑起来，“你是胡琴。”
以前我们是邻居。她跟着外婆住，看上去有点害羞，有时候胆子却又很大。那时我们都很怕一个比我们大七八岁的叫阿三的人，他不读书，也不上班，整天在弄堂里荡来荡去，最喜欢躲在暗处突然跳出来吓你一吓，然后一边开心地笑着一边趁机按到你胸口那儿问你怕不怕心跳得快不快，被按住的要是骂他，他就笑得更开心了。阿三这种讨厌的行径大人好像都不知道。至少她外婆就不知道，有一次出门把她托给了阿三父母照管，还站在门口说了好多好话。还好她外婆第二天夜里就赶回来了，她在阿三家里只住了一个晚上。我们都听过阿三的吹嘘说那天夜里他们怎么睡在一个被窝里，说别人的还只是两个尖尖的小乳包，她的却已经有小碗一般大了。大家都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派我去看。我进去的时候她坐在藤椅里看书，头发刚刚洗过还是湿的，黑得发亮。她虽然捧着书，可是神思并不在书上，也没发现我，不过后来她终于朝我这边望过来了，惊讶地看着我，似乎在问我的来意。但是她好像从我的扭捏和胆怯中明白过来什么，倏地低下头，不再理睬我。不过，为了不让自己丢脸，从她家里跑出来，我是这么说的，我说，“阿三的话你们说好相信吗？”有一段时间大家看她的眼光就像看一个外星人。我们觉得她已经“脏”了，我们表面上骂阿三走路也尽量躲着他，心里却觉莫名其妙地高兴。她进进出出倒是仍如往常，高中读完就上班了。那时我已经转学了，趁学校放假帮父母去老房子搬运东西。因为扩建商场弄堂里的住户基本搬光了。听说她外婆带着她搬回到她父母那里了。她上班的事我是听别的邻居说的。他们说她在印染厂当漂染员。我一直不大相信。
再后来的事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得很简单。
“我母亲不知道找了什么人，把我调了出来。她还找人给我做了个介绍，我想还是自己找，那个人住的地方和我只隔了一个弄堂，我经常在路上碰到他，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她看着我，不大好意思地笑了笑，又说，“可能你没听说过，我头一个孩子脑子不大好。你听说过吗？产钳会夹坏脑子？”
我说没听人说起过，以前的邻居除了她别的我一个也没碰到过，也没听人说起过产钳会夹坏脑子，我没生过小孩，这种事情知道的不多。我磕磕吧吧地说着，我想她摊上这种事情实在挺倒霉的，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她摇了摇头，“我们什么医院都去过了，当然了，后来也就死心了。我又生了个女儿。”她说。我感觉她在强撑着，而且总算强撑了过来。她的脸上又有了我刚进去时的笑容，“我女儿倒还争气。考试班级里年年拿第一。后年她就要考大学了。她说她要考哈佛。这个小鬼头。我说，什么哈佛，考到北京读去就很不错啦。”
她那天穿着一身白底玫瑰红滚边的店员服，头上戴了顶同样颜色的帽子。我真不相信她快四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