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很多剧本都表现出在丑恶的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态度。社会现实就是这个样子，任何丑恶现象都有它很深的根源，资本主义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庞然大物，我们无力根本改变它，“没有法子”，只好随遇而安，不了了之。因此，恩格斯在赞许作为文学家的萧伯纳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的极端软弱无力：
“怪癖的文学家萧伯纳——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能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2年9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442页）
由此可见，鲁迅对萧伯纳弱点的评论是一语中的的，不形成完整的确定的世界观，不重视正确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指导，就不可能认识和科学地分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得出正确的政治结论。
萧伯纳由于没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软弱使他滑到了对现实妥协退让和改良的立场，接受了费边主义，同韦伯夫妇等人一起成为费边社的重要人物。费边社的改良主义对英国工人运动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个要求思想独立性的人，一个反对别人思想在自己头脑里跑马的人，结果却反而让一种最糟糕的马队把自己的头脑踏得一塌糊涂。这件事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教训。任何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思想家的创新，决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标新立异，而是重新探讨和批判吸取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当代的实践经验，回答时代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而忽视当代先进理论先进思想体系的帮助和指导，只能走向邪路。在我们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益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十四卷143页）
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鲁迅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但他最善于吸取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前期，对一切思想学说，都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加以检验，凡是无用的，都摈斥掉，凡是有用的，就拿来用，在用的过程中，有所改造，有所发展，也就是创新。到后期，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唯一科学的思想武器，就用这武器去战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使他的思想见解更加正确，深刻和精辟。由于鲁迅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后期的鲁迅，思想更加活跃，更加有所发展，也更加富于独创性。
由此可见，鲁迅和萧伯纳对当代先进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是导致他们两人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978年6月作
（原载《鲁迅与外国作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
萧伯纳作客功德林
周劭
改革开放以后，数十年离沪的亲友回来探访的多了，总要请他们吃顿饭略尽地主之谊。可是上海的菜馆多达三万余家，却都是大一统的格局，请海外游子吃那些天天空运的海鲜，无疑是班门弄斧，贻笑方家。于是想到最好的去处是吃素菜，而素菜的第一家便是功德林。
功德林之开设，至少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20年代我还在念初中时，便常在家里吃到外卖功德林的名菜烤麸，论斤外卖，每斤只有三大块，长方形的，原料是自制的面筋，用山东生油精烤而成，其鲜美至今难忘；但抗战之后，它的烤麸虽仍外卖，形式却不再旧贯，远道前来排队外卖盛况也就不再了。
上海荤素菜馆的比例严重失调，只是万与一之比，可见上海人都是“食肉者鄙”。除功德林外，只有旧霞飞路上的觉林和另外一家叫春风什么的。时至今天，功德林的旧址已被拆毁，觉林也东迁到金陵路上，大红髹漆，无复昔日淡朴静谧风光。
功德林旧址原处于黄河路凤阳路转角，与卡尔登影院毗邻，两者都是上海胜地，去年同时拆除，每过废墟，总难免有些念旧之情。卡尔登是电影默片时代第一流影院，20年代末我常去看一些有关“一战”的电影，那时片上无声，一般影院都是播放唱片配合情节，只有卡尔登一家雇有乐队音乐伴奏。晚间一场，即使“高等华人”也只好买楼下票，盖楼上暨包厢非峨冠博带身着礼服者莫得而问津。功德林之拆除可惜，连在那里工作的员工都不知道，原来这座古旧的洋楼，楼上还有几间佛堂，收拾得庄严肃穆，金碧辉煌，是居士们礼佛之地，对食客并不开放。抗战胜利那年冬天，家里有位长年持素的老太太整寿，在功德林设筵为她祝嘏。席罢，经理特邀大家到楼上佛堂瞻仰随喜，这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在混浊尘垢的十里洋场上，竟还有如此的清凉佛土，这使我毕生难忘。可是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我认识一位在功德林工作的青年，问她功德林楼上佛堂情况，她茫然不知所对，佛堂早已在浩劫中夷为民居，无怪青年们不知所对了。
功德林之拆除，只是暂时的事，时隔一年，已在南京西路美术馆对面觅得新址，不日即可复业，但佛堂的恢复是决不可能的了。
功德林吃素菜，当然为大款大腕们所不屑一顾，但它的确曾接待过不少名人，不但是本国的，而且还有世界的，其中的一人，便是跨世纪的爱尔兰大文豪萧伯纳，萧翁是继泰戈尔来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却鄙薄这个火药味甚浓的大奖而予以拒却，并且是第一个访问年轻苏联的英籍作家。斯大林对之加以殊礼，赠给萧翁一本访苏期间可以使用、向任何一家银行可以取款而没有存款的支票。萧翁当然不会使用这本支票，游苏后即到了上海。
萧到上海大约是1933年“一·二八”战后的春晚，是乘邮轮来的，上午到沪，晚上便要启碇，逗留不过十小时，接待他的是P.E.N（一群留学欧美学者的组织“笔会”）。P.E.N既无会址，也无工作人员，但规格之高与限制之严，亦所罕见，与会者只五六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仅仅上述四人堪与萧合影。还有两位供跑腿之役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和名作家邵洵美，不但挨不上摄影，连报上新闻都提不到他俩的大名。另一大名人瞿秋白当时身被名捕，当然不便参与接待，却躲在大陆新村三楼和鲁迅合编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的小册子。那张合影，后来广为流传，“文革”中因林语堂是资产阶级学者，把他的头“飞”去了，后来又“飞”了回来。
萧在上海自然只能吃一顿午餐，这顿午饭因萧是素食主义者，便由跑腿的盛杏荪宫保的长孙婿邵洵美操办，在功德林请这位跨世纪的大文豪尝尝中国香积厨的风味。后来现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关在提篮桥大牢时，巧与邵洵美同号，邵洵美自知为年不永，殷嘱植芳教授必须把功德林宴萧这件事著文流传下来。洵美虽在功德林之宴得以叨陪末座，但报上却仍然没有他的大名。但“笔会”没有经费，这笔功德林的账是由邵洵美付的，共银圆46元，付了那么多的钱，买不到一个名，其辞若耿耿焉。当时一席鱼翅席，一般只需银圆12元，而功德林的素菜，竟四倍于翅席，好在邵大少爷是不在乎戋戋之数的。
（原载《海上旧闻》，文汇出版社，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