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
有一年正月，我在照例解放的三天，到杭州去逍遥作乐。
有一天租了一艘小船，享受着不像是正月的温暖的阳光，游玩放鹤亭、平湖秋月、孤山公园、湖心亭、三潭印月等地。午后三点左右，前往有名的南屏山净慈寺参拜。被丛丛古木所包围的古刹，正在重新修建。和尚十分懂得生意经，我听他引路前往参观寺庙创建时有名的运木古井。借着烛光，见到了井中央那没锯完的大树，喝声“好、好”，投了五个铜板，就出门了。看见门前路旁的石碑上，清晰地刻着“南屏晚钟”几个字，心想着这座寺庙的钟也是有名的西湖八景之一，不知不觉间，就向山上爬去了。这里曾经因为白蛇娘娘的故事和高耸入云的巨人似的雷峰塔，吸引过无数游客；自从巨塔倒塌之后，钟声回荡，倍感寂寞，真变成清幽的境地了。然而从这座山上瞭望西湖又别有一番趣味。我不经意感叹着“好景致，好景致”，躺在草地上，呼吸着虽是正月却连一点儿微风都没有的温和的空气，眺望着高空中悬挂着的白月。
突然间，传来一声钟响，“当——”，又一声，“当——”，余音在我耳间回荡，人像被吸进去了似的。啊，妙音哪，这就是南屏晚钟了。我感觉这声音不是人撞击出来的，只想着是钟在这种环境下自己响起来的。天与地，人心与钟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只是恍惚入神地聆听，不禁想起了三井寺的晚钟。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秋天日暮时分的事了。从比睿山（译注：日本名山，可以俯眺京都和琵琶湖）回来，在将近日暮时分时参拜三井寺。也不知是谁撞的，琵琶湖的湖面上，传来一阵豪壮的“咚——咣——咣——咣——咣——”的钟声。我不禁哆嗦起来。因为在这豪壮的声音之中，我觉得有一种不可明说的凄惨之感。现在同样还是我，躺在夕照山的落日里，听着西湖南屏的晚钟。听三井寺晚钟发抖的我，听着南屏晚钟却恍惚入神了。哎呀，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咚——咣——咣——咣——咣——”，一个却是“当——当——”的。前者的声音一张一弛地响着，成了忧伤阴沉的钟声。后者则只是向外扩散，扩散开了去，而不收回，就渐渐消散了。前者的音色中带着一种哀伤的味道，不觉让人心生一种万物无常之感。
首先，钟的形状就不同。日本所有的钟口都略向内缩而稍厚，相反，中国的钟口却都是像风铃那样，向外开的，而且比其他地方薄。日本的钟楼结构都很堂皇，而且钟是高高地吊起，撞木也很粗很长，而中国的钟多在山门或佛堂的一角，用细细的圆木搭了个台子，吊得非常低。撞木也像玩具似的，很小。与其说是能使钟声产生波形的撞，倒不如说是敲呢。
因为这种种条件，钟的音色就分为两样了。但实际上还有一种眼睛看不见的影响在作怪，才是使声音不同的重要原因吧。不管怎么样，寺的钟声，应该像三井寺的好呢，还是像净慈寺的好呢？回到住处，吃完晚饭，钟声仍然无法从我的脑海中散去。
随后，我走马灯似的东走西看。试着将在各地所看到的中国寺庙里佛像的脸对比思考了一番，没有一张脸看了让人觉得可怕恐怖。孩子们进了五百罗汉堂里仍旧可以笑嘻嘻地玩耍。踩着小鬼站立的钟馗的画像，也始终没有什么鬼气逼人的地方。哼哈二将也好，四大天王也罢，既不恐怖，也不可怕，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注目凝视一会儿，就忍不住哈哈大笑，总觉得大气得很，不能让人真正感到一种压迫、肃正之感，也可以说令人感受不到那种不苟言笑。与此同时，日本的佛像，却充分地表现出其不苟言笑的样子，不由得令人觉得还是后者更胜一筹。这里所谓的“不苟言笑”，原本是必然含有一种可怕的意思的，因此日本所有的佛像，多是可怕恐怖的。而且站在他们面前，就有一种战栗的感觉。岂止佛像和艺术品之类是这样呢，日本人的脸和身体上也凛然体现着这一种“不苟言笑”。在上海这种各国人可以一目了然的地方，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的，也不妨说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互长短优劣之处了。
话题再转回到佛像上来。佛教本来是以圆满具足为真谛的，从圆满具足的本质方面看，与豪壮呀、凄惨呀、恐怖呀这类事物究竟相不相称呢？以外行的思维来看，似乎觉得无论如何都是极其不相称的。因此佛像的面容，不应该如此，而应该非常静穆，也就是圆满具足者的为好。
见了日本的佛像，便想到其豪壮、凄惨、恐怖，毕竟也是由那种“不苟言笑”生出来的。恐怕多半是佛像雕塑家在创作时，用刀过分投入，所以不知不觉中，竟然将圆满具足的佛像本质忘了的缘故吧。
钟声也是同样的道理，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击出那可怕阴沉的音色来了的吧？说何首乌是长生不老之药，就专吃起何首乌来；说豆腐滋养，就专吃豆腐；大蒜可以增长精力，就专吃大蒜。甚至，恨不得把它们囫囵一下吞进去。总而言之，我们对一件事过于热衷，而忘了综合才是好的，这种共同的特质，也很难保证说我们绝对没有吧。
鄙人不才，在艺术和宗教上插起嘴来，实在是显得荒谬。还请看作是跑偏题的漫谈，而加以宽恕吧。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赌博的概念
古人的话真有道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日本内地这句话诚然是大家都赞同的，而一到上海之后，越发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更佩服这话说得太贴切了。简单来说，日本人所说的东洋和东洋人，指的是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位于亚洲东部的国家及其人民。然而中国人所说的东洋和东洋人的意义则大不相同。东洋指的只是日本这一个国家，所以东洋人就是日本人。
顺便再写几句，“日本”这两个字，难道不是与“日出国”一起，最初原本同为中国浙江省东海岸和福建省东海岸的人们所用呢？
是不是因为浙江福建一带东海岸的居民，看见每天太阳都从东方的海上升起来，于是想象着有一处土地是太阳打那升起来的，所以称其为“日本”和“日出国”呢？
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的“日本”两个字的发音，虽然明明是Nippon（pon的发音虽不是那么清晰），或Yapon，但我国的人们，如果说“日本”或叫“日出国”的话，应该是指比日本更东方的地方才对。因为从日本看来，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在日本的更东方的。
闲话不多说。
日本人所说的赌博的概念，是指一切以金钱为赌注而争胜负的事。这种概念，当然是国家法律所教的。总之，如果以橘子或糖果为赌注，就不能叫赌博，只是一种消遣。
《中国旅行记》呀，《中国谈》等里面常常写到，中国是个没有法纪的国家。国家法律上，明明禁赌，对于赌博犯，也正式地定了刑罚，然而事实上，督军公署里、兵营里，甚至在警察局里，也在若无其事地赌博。再一打听，说是因为他们在任何机关，甚至警察中也赌钱，身为官员警察，却无所顾忌地赌博（最近已经没有），我这才恍然大悟，如此场景，怪不得那么说。这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忘了这是在中国了。因为完全按照日本的思维方式，所以把中国当作没有法纪的国家了。但是，应该考虑一下环境一变，风俗习惯也会改变。那又是怎么改变的呢？再进一步看看好了。
中国在法律方面，是明令禁止赌博的。但这种赌博的概念，与日本的概念相差得太远了。中国人觉得橘子糖果和金钱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当作是一样的。消遣和赌博的不同，得由赌博决胜负双方的人来决定。
即使在以金钱为赌注而比输赢的情况下，如果参与赌博的纯粹是家人、朋友、亲戚，或者是宾客的时候，那么完全可以作为消遣来解释的。
但如果在座的人中，有一个是把赌钱作为职业，也就是所谓的“内行”赌徒混在里面的话，那才算是被法律所禁止的真正的赌博。但中华民国在革命之后，曾经一度仿照日本的办法，规定凡是赌钱的人，便作为赌博犯处刑，但因为到处行不通，就将这条法律加以修正，仅认定在公共场所以金钱为赌注的行为为赌博。但这样仍旧不方便，而又做了第三次修正，听说又和日本一样，凡是赌钱的，一律作为赌博犯处刑。但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加以解释道，法律虽然如此规定，实际上却并不是依此条文裁判的。
不论法律如何修改，一般人总依旧保持着一直以来对于赌博的概念。因此，以这种概念，唯有以人为中心，才有合理的判断。这么想，怎么样？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洋纱
恰好在十年前，日本的洋纱商，计划着将洋纱引进中国，结果组织了庞大的宣传队，自华北南下而到了上海。
包下了先施公司的食堂，也就是东亚酒楼，请了数百名中方商人，找了全上海的妓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当时还令所有的妓女，一律穿了新做的洋纱中式服装。从南京路开始，各大商店的橱窗里，全都陈列着洋纱。总之，宣传费花了数万元，可以说盛极一时。
当时被委任作为其总代理店的某洋行内，有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天那位朋友来了，跟我谈到了洋纱宣传的盛况，以及将来销路有望等等。我自己以前因为曾经做过大阪一家洋纱店的伙计，所以一听到洋纱，还是感到十分亲切的。
听了朋友的话之后，我说：
“老实讲，我在报纸上一见到洋纱大肆宣传的消息，就立刻觉得这是要失败的。现在又听了你的话，很遗憾我仍然觉得这是行不通的。请容我解释。”于是，我又说了大概下面这一番话：
“在日本，一切货物总是以面向中层消费者卖得最多。因为中层消费者会买，同时下层消费者也会买，而上层消费者中的几成也会去买（下层消费者愿意买，有其自身的理由，这另当别论）。洋纱这东西，比棉布贵，比丝绸便宜，也就是面向中层消费者的物品了，所以称为在日本销售得最多的货物之一。因为能如此畅销于日本，所以想象它在中国也能畅销（虽然还有其他理由），于是才扩大宣传的吧。但我认为用不了多久，就能反映出这实在是没经过研究而得出的结果。”
中国人像日本人一样，大多可区分为上层人、中层人和下层人。还跟日本相同的是，上层最少、中层较多，下层属于大多数。但仅仅因为这样，就以为洋纱在中国能像在日本一样畅销，那还真是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呢？大体说来，中国虽然有上层中层下层三种人，但这是就收入方面看的；从支出，也就是消费方面来看，不如分为两种更合适。也就是上层和下层。中层消费者这种情况又属于哪一种呢？极少数的可归到上层里，而大多数则属于下层。这点是和日本人大不相同的。
这样一来，中国上层消费者的衣服是丝绸，下层消费者的衣服是棉布。
所以，运了比棉布贵、比丝绸便宜的洋纱来时，我就想问了，究竟想以哪一种人为顾客呢？我说行不通的理由就在这里。就这点来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比如能不能将洋纱的价格降到和棉布一样呢？或者能不能使洋纱做出和丝绸一样的质感呢？如果可以把以上两点任意一点改良成功，也就算了，否则肯定要失败。
此外，洋纱有易遭虫蛀的这一大弱点，也是不被中国人喜欢的重大原因之一。
我的解释，朋友好好地思考了一番，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总之洋纱最终不幸惨遭失败了。
然而有趣的是，后来日本的形押棉布大量引进到了中国。另一方面，日本的一种印染着友仙花纹（译注：友仙，是日本绉绸印染的一种格式，一般以对角线或中线为分界，半幅印有图案，半幅底色渲染，底色一般以黑白红金四色为主）的花绸也流行起来（关于这件事，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我以为这两种布料的畅销，就是洋纱的代替品了。因为虽然比容易虫蛀的洋纱价格略微高一点点，但可以在花绸上反复染色，所以上层消费者爱用花绸。而在下层消费者之中，同样有着友仙花纹的印花棉布流行了起来。
这是自然的。分成上层和下层的中国消费生活，依然是丝绸和棉布两种，不许有中间物存在。洋纱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当初没好好研究的缘故。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