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伏娃
我已经把我在中国旅行的所见所闻写了出来。（原注：即《长征》）这一次旅行与我的其他旅行很不相同，它不仅仅是一次漫游，一次冒险，一次仅仅为了猎奇的旅行，而是一次与胡思乱想丝毫没有关系的实地考察。对我而言，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即使在犹加敦（译注：Yucatán，墨西哥东南部与中美北部的一个半岛）和危地马拉（Guatemala），我还能够建立起一些共识，因为我曾经到过西班牙。但在中国，我却没有丝毫这种共识。通过一些英译本，我对中国的一些作家有一点了解，但直到那时，他们都与我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几位法国文学专家外，无论是我的名字还是萨特，对他们都很陌生。报纸介绍萨特说，他刚写完《涅克拉索夫的生平》（涅克拉索夫，Nekrassov，19世纪俄国诗人）一书，与我们交谈的人经常礼貌地表达他们对这一书的兴趣，然后，我们就得谈烹调学。这种互相的无知甚至比各种政治限制更阻碍我们的交谈。此外，对中国文化，我已在别处较详细地谈了，它实质上是文官和朝臣的文化，我又知之甚少。我喜欢京剧，它的音乐富有悲剧性的急迫感，演员姿态优美，唱腔宛转犹如鸟鸣。我喜欢北京古朴的华灯，金秋季节气候宜人的夜晚。有时候，坐在剧院中、漫步在大街上，我被所见到的一切深深地陶醉，忘记了自己的所在。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仍意识到我是在中国，面对着一个我要努力去理解的世界，但我却无法找到理解它的钥匙。
要想解开这些密码并不容易。这是我第一次到远东，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不发达国家”一词的含义。席卷了6亿人口的贫穷使我对贫穷有了真正的理解；我第一次见到了人们从事着艰苦的工作：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新的经历互相重叠、模糊不清；中国人的贫困我是通过他们要克服这种贫困的努力感觉到的。正是由于贫困，政府的建设性努力才显得很严峻。我所接触到的人们都在表面上向我隐瞒他们的悲欢。然而，通过观看、询问、比较、阅读、聆听，最后，我确实从我半模糊的感觉中清楚地感受到这样的事实：仅仅在几年之中，中国已赢得了与种种苦难作斗争的胜利，这些苦难包括脏、寄生虫、婴儿夭折、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现在，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有食品。由此，我理解到建设这一国家未来的按捺不住的力量是多么真实。其他几个方面也变得清楚了。尽管我的经历还不完全，但我开始想，报道这些事也许是令人感兴趣的。
当我回国之后，我想把有关中国的事情写下来的决心更坚定了。我知道，现在我仍然知道，饱食终日的西方人任何时候也不会想到要去体验他人的生活。我那时也被那种影响了他们的无知所麻木——或受他们的影响而麻木。已被苏联内部的变化所稍稍动摇了的反共产主义者，现在似乎要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了。他们对中国人表示遗憾，因为他们全都穿着蓝色服装（原注：这完全是真实的，但在中国北方，这种单调的衣着是一种传统），更不用提及，只在前不久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无衣可穿这一事实了：这些蓄意误解的极端例子敦促着我。另外，我还记得在赫尔辛基我对自己作出的承诺：要通过揭穿香港新闻界的谎言来证明我自己的才能。这一工作的艰苦并没有使我不愉快。它要求我自己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为了填补材料中的一些不足，我跑到图书馆与资料中心去查阅有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报道、文章、研究论文、书籍和统计数字，甚至共产主义中国的敌人对中国的指责文章我也没有放过。我拜访了一些汉学家，他们帮助我并回答了我的问题。所有这些材料的收集花去了我不少时间，我还需花更多的时间去吸收消化我已找到的材料，并加以综合。我很少像那一年那样工作得那么辛苦而又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上午我在家工作、下午在萨特的家工作。有时，我会在工作桌旁的某一位置头也不抬地一坐4小时。有时，萨特也非常焦急，因为他看见我的脸变红了；我也觉得我已处在用脑过度的边缘，于是，只得躺在他的沙发上休息几分钟。
无须说，当《长征》一书出版时，我受到反共产主义者的严厉责备，尤其是在美国，当英译本发行时，出现了一片强烈的指责声。多么天真！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呐喊出来，这些美国人生吞活剥地接受了艾伦·杜勒斯（译注：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一派胡言。然而，在此书出版6年之后，一些非共产主义的专家，像雷诺·杜蒙（René Dumont）、卡西特罗（Josué de Castro）、蒂博·蒙德（Tibor Mende）都肯定了我在书中所说的事实。中国是仅有的一个战胜了饥饿的不发达大国，如果将它与印度、巴西相比，这一胜利是奇迹般的。
我从这一研究中获益不少。当我将自己所处的文明与另一个非常不同的文明相比较时，我发现我过去认为它们所共同具有的一些特质是根本不存在的，像“土地”、“农民”、“村庄”、“城镇”等这些简单的词，中国和欧洲对这些词的理解根本不同，这使我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我所处的环境。在那段时间，我读了列维·斯特劳斯（译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08—2009，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学派领袖）的《悲惨的回归线》（Triste Tropiques），这本书的许多优点之一，在我看来，乃是使我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全面地看待整个地球，不是由于他探索的广度，而是由于他在该书中所采取的观点，它和我试图描述北京以及其他我所到过的地方时所采用的观点是一致的。一般而言，这一旅行驱走了我旧有的判断准则。在那以前，尽管我阅读广泛，对非洲和墨西哥有粗浅的知识，但我总是用欧洲和美国的繁荣来作为标准，世界的其他部分只是模糊地浮现在地平线上。与中国人民的结识推翻了我对整个地球的看法，从那以后，（我觉得）正是远东、印度、非洲——尽管它们长期缺乏食物——构成了真实的世界，而我们西方的舒适不过是一种有限的特殊的荣幸而已。
选自Simone de Beauvoir:Force of Circumstance（《环境的力量》）。
（柳卸林译，董平校，原载《世界名人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