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临别讲演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临别讲演
我歇了许久没讲演了，今天我作最末一次的讲演，我心里着实不安。因为我对于中国人加我的优礼未曾报答；而且我很想在中国多住几时，多领略一点中国的典章文物。但因为身体上种种不得已的情况，不得不和诸君别离；忠心耿耿，徒抱歉忱！
现在世界上无论哪国，都应予以改造。改造的责任，自然要归青年担负。现在中国的青年，颇富于进取的精神，是件可喜的事。
外国人冒昧而予中国任何问题以一种意见，实在冒着闹大笑话的大危险。像我这般情景，旅居中国的时间，是不久的；中国语言的知识，又是空无的。这种危险，更所难免。中国人有一古旧的繁赜的文明。现今存在世界上古旧的文明，中国可以称最。中国相沿的习惯，和欧洲迥然不同。中国于过去的时代，在哲学上、艺术上和音乐上，成就了极大的事业；但从这已经成就的数点而观，实际上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和来自黑伦里克的（即希腊的）文明，相去极远。像这么一个社会，它的宗教和道德的组织，自立于耶教之外，要叫欧洲人勉力理解它的情景，心理上想象的结果，是一点儿也得不着的。再加上近代中国的事业难于确定，任何欧洲人试为中国国民提出一改造的方式来，就更加难免要误入歧途了：这是件显明的事。因为这种种缘故，我常劝以“谋社会改造为己任”的中国人，自己去规划自己的方式。不要全然依赖外国人智识上的帮助。话虽这么说，然而我现在毕竟不揣冒昧，把我对于中的情状，和它可以改进的方法的一些意见，贡献于诸君之前——这些意见，是我于与诸君接触之间渐渐地发生出来的，并非初登中国岸的时候，就呈现于我心灵中的。
就现在中国情形看来，我觉得有两件似乎极普通而极显明的事：第一，中国统括地采用欧洲的文明，是非我们所愿望的；第二，中国昔相沿的，是不适合于现在的新需要，应向彻底崭新的表示让步。
欧洲的文明的恶弊，已为所有细心的观察家洞见于此番大战与其结果中了。当此番大战发生之初，许多欧洲人以为这等恶弊，非产生于我们的制度之中，但须那方面战胜，即可将它灭绝。现在已证明其为妄念了。欧洲文明的基址，是资本主义的实业主义。这种制度，虽然在早年时代，致成无量迅速的技术上物质上的进步；然而，不免引人类到更剧烈的破坏的战争路上去：初为市场而战争，继为原料而战争。这是不可不确信的：我们西方的文明，或将毁灭于这类的战争，和因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对立而发生之部分的战争中。纵或我们西方的文明不因战争而毁灭，尚能残存，然所可惧者，彼将更成机械的，对于个人的地位及其特性，益增蔑视，与日俱长。这种机械的文明。颇难望其有丝毫价值，所以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
从对方面说，中国自昔相沿的文明，设基于儒教之上，而又调剂以释教，已经到了自然剥落的程度，不复能鼓励个人的成就，或解决中国现所隐伏的内外政治的问题了。盖自千年以来，中国的文明，已呈凋残气象。渐失其力，有如希腊罗马的文明，在野蛮人的侵袭之前数世纪，失其庄严一样。我想，这些恶弊，是崇拜古化，不问古化之价值为若何，所不能免的。每个时代，必须自为思想，自为感情，去解决本时代的问题；无论祖先当代如何明哲，不应寻求智慧于祖宗的言辞之中。我皆听欧洲人说：中国如果抛却其对于孔子的教训的重视，中国将于道德上破产。中国如果黜革这种教训，则精神区域内要变成真空：这或许能成事实。但是，假使有一较新的教义创造出来，更适合于现代的问题，也能有如孔教在创始时代一样地鼓舞人民的信仰，一样地鼓舞人民的热诚，那么，那些欧洲人所说，一定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假使我说的不错，中国的改造家，不当专去摹拟西方以求新奇，和不当专去保存自己国家历代相传的文明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明，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古化。我实在见到将来的中国，和过去的一样，对于文明之创造，将有一特异的贡献，且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世界的精神区域而已。
今日进而研究你们事业的切实情状。有理性的中国人，都认为无政府的军国主义的现状，有从速灭绝的必要。这是所有的改造家，自最温和的以至最激烈的，共同一致的见地；但是，如何绝灭的方法，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在欧洲人中甚至因此而有一种赞成复辟的意向，但是，这等步骤殊难得进步的中国人采取。因为不是恢复旧状态，才能解决新问题的。
这是显而易见的：根本的永久的解决方法，自然唯教育是赖。但“教育”是个略有几分含糊的字，名副其实的教育，决不是在如现时教职员罢课所表示的政治状态之下，所可求得的。中国现在所需的教育，要普遍的新式的。必不可像从前的时代一样，只有侥幸的少数人有读书的特惠，也不应以仅仅读些古书评些古书，就算教育；教育必须是普遍的，是科学的。科学又不仅取理论的，必须与近代实业经济有密切的关联的。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日不受教育一日便不能支持一种实业的状况，或抗拒残忍侵略者的野心。
但是，欲在像你们中国这一个国家，造成这一种切实的教育制度，是一件巨大的工程，就是政府能够竭其诚心以相助，也必须30年的时间，始得相当的效果，你们首先就不能供应教育人才的需要，没有比现在更为发达的实业，也不能供应教育经费的需要。而且你们不等到有比现在较好的政府时，你们也不能施行那开始的方法。虽然，现在若用教育的方法，也能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成就了一切的事业。如此，依数学家之说，是必须的条件，而非充足的条件。因为教育的需要，又想出它的前提：经济与政治的问题了。
你们中国实业的富源，于最近的将来，要引到实业主义的大发展境地：这是我取断言的，我并不以为；实业主义之于中国，是个以铁链制成的拦护物，能使物产不至流失，富源不为他人开拓，也并不以为；实业主义之于任何国，都是不利。我以为实业主的发展，是任何情形都免不了的；既是任何情形所不能免，要去争论要不要它，简直是空费时间而已。如今所要注意的是，中国实际上重要的唯一问题，便是实业主义之发展，仅有极少度连带的恶弊，而有极大度国家的和文化的利益的问题，现在世界上所有强国，对于中国物产的富饶，垂涎已久，都渴望于你们财源的开拓，占一位置，中国人民若不能发展比现在更强的国民力量，就不能抗拒外国的实业主义家所煽动的侵略。
前美国驻华公使克兰氏曾以中国政府不能维持秩序为论据，主张国际管理之说——这种期望自然因银行团而发生的。我以为这不应该仅仅施之于中国，就是世界各国，也应以此施之，假使英格兰置于国际共同的管理之下，则爱尔兰境内劫掠残杀的势力，便可扫灭。在美国的地方，克兰先生这种提议要为人采纳，也很有益的。美国常隐有拳匪叛乱的形势——即反对黑人的事。若置该国于国际管理之下，这种叛乱，将立为非洲各部分调来的黑军所扑灭；即于纽约城中第五大道（一宽街的名）上，为最有名的遭难者竖立一纪念的拱门，那是大快人心呢。世界所有的国家均置之于国际管理之下；凡欲促进战争停止（唯法律国际间无治状态而代与，始终有促进战争的停止）者，皆应以此为最后的目的。然所谓国际管理者，必须极其平等，视异种民族一无差异使其中无人受其他的同盟的人行使暴政的影响。中国政府不良，固是毫无疑义的，然其他各国政府，又何尝不如是呢？至于中国政府所作的恶，是否有如这次大战时得胜国所作的恶那样地多，我还说不定呢？要之，中国政府并不劣于其他各国政府，所以我认为非俟中国的国家，确信其能生存，且足以抵御藉海陆军以窥探中国财源的外国资本家的时候，国际管理，终非中国之福。
中国人的爱家心，是热烈的，爱国心却是淡泊的；所以，政治社会方都陷于沉痼的状态之中，我以为中国最紧急的需要的，是自动的爱国心之发展，发展于受过教育而且足为人民表率者中，尤为紧要。日本的侵略政策，已激起这一种的运动。但是，假如中国欲免为人制服，这爱国心的表现，不可就认为满足，还要有较此更为活动的，本能的和普遍的发生。中华帝国立国数千年之久，从未遇着真正可怖的仇敌。即有鞑靼满人亦曾入主中国，然因人数不多，且窃据不久，于中国文化上遗迹甚微。因此，在中国国民自习相沿的道德上，出于自卫所必需的爱国心，是很薄弱的。这出于自卫所必需的爱国心位置，却为忠君心所侵占，自改民国以来，这爱国心的代替者（即忠君心），亦已毁灭。不幸中国国民恰于此时遇着空前未有的真正可怕的敌国侵略者的危险，因之祸机四伏，苟欲免召灭亡之祸，最紧急的需要的就是爱国心了。
假如你们欲保持你们的独立，必须把那对于家族的爱忱，移对国家上面去。家族的团体太狭，不足以适应现代的需要。一个种族，若只图扶助家族，像中国人扶助得那般热烈，那么，就不能发达对于公共事业上的忠诚和的热心。近代的国民，不能发达这种忠诚和热心，是难望兴旺的。
希望于短时间内，把公共精神传播于民众中，实是谬想。因当改造之初，这并不是一定需要的。我看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也就能够护得政府的权柄，改革中国的制度，促进实业的发展而使之免却与资本主义相伴的恶弊。这一万人必须是正直的，勇敢的，有智力的，不沾腐败气习的，工作不倦的，愿意采纳西方长处，而不是像许多欧洲人和美洲人，为机械的奴隶的。中国的恶势力并不强固，只因历来对他们所生的反抗，太偏于理论而不能真见实践，所以这些恶势力，看来好像很强固的样子。
我发现一个问题，于所遇着的有思想的中国人谈话中。这问题便是“我们中国怎样能发展实业同时，免除资本主义，和它所有的恶弊的发展”。这是一个极困难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能切实解决它不能。当我初到中国的时候，我还以这个问题为不能解决的；但我现在觉得你们如果能生出有如我上面所说的一组有决心的人，便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然在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行解决。假如你们没得强固的、正直的国家，健全的修明的政治，无论任何纯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难成立。例如你们的矿产，现在徒拥国有的虚名，获得的赢利，归督军和他的军队，而不归人民：这种事实，是像太阳到了中天一样的明显。所以，改革中国，必须先图政治之改良，然后再图各种经济的发展。
中国政治的改革，非经过若干年后，不能摹拟西方的模型，采用德谟克拉西的体制。德谟克拉西以为，一国国民是能读书写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识的。中国国民，若非等到谋公共幸福的政府成立之后一世代时，是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我们将来应当经过一种类似俄国共产党的专制的途程，因为只有采用这一类的方法，人民必需的教育才能普及，不染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之发展，才能成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因为做个开路者的缘故，不免作出许多谬误的事体来，尤以反对农民的手段为甚。你们现在却很敏捷地废除这些恶劣的手段；凡要和他们走同一道儿的，若引为前车之鉴，是很有益的。当我在俄国的时候，我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将其方法和目的，介绍到西方国家去的那种尝试，极其开心。但我相信这是完全无用的尝试。因为，西方国家已有发达的事业，和受教育的平民，德谟克拉西必为其保存着。若在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这类条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娴熟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
关于组织非资本主义的实业，许多不同的学派，提供出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有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在这种主义的地方，简直像在昔之波兰及今之国际联盟会中一样，要不是异口同声地一致意见，总难得有决议。有工团主义，是行业结合的同盟之一种；有国家社会主义，是俄国采用的制度；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混合物。无政府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是为已发达的实业设想，都是为实业主义的习性设想。它们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实业未发达的国家。所以，在一个实业未发达的国家，不能以它们作倾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实业幼稚的国家，依我的意见，应该采用的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以我如果遇着这么一个问题：“中国不以资本主义，如何能开发实业呢？”我必定答道：“第一步唯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为最切当。”国家社会主义固然有些重大的障碍物，且在未发达的国家，容易发生许多资本主义的恶弊。但国家社会主义，很容易促进教育与实业的发展。我相信：当教育与实业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就能被驱除那种障碍物和恶弊，这是比较等到教育与实业被人把持时，像英美那个样子，然后再去殄灭资本主义，要容易得多。
在布尔什维克实行上，有许多不关重要的事，我不愿意见人模仿这不关重要的。重要的改造的方法，是矿产、铁路、水道及一切城市和实业的地基，都归国家所有，都归国家开拓。（理论上农业地也应归国家主有，但此对于农民方面发生困难；所以，在小业主的国家，这是大部分非政治上所能实行的。）要想这种制度免除资本主义弊端中贫富不均的现象，那么，管理这类产业的人，一定要具有热忱，而不像那资本家一样，掠夺工人之所有物。这是需要牺牲一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以极大的热忱而造成的，是以信仰一种理想而造成。进言之，要想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且于人民受仍作官僚的专政，那么，实行这主义的人，一定要爱自由，爱德谟克拉西，且于人民受有充分的教育时，鼓励人民的努力，以求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的实现。俄国制度上给一切权柄于共产党，似乎是令党员惬心的，然共产党党员，又并不急急图谋人民更大的自由，和更宽阔的权力的分配，俄共产党所以受人批评者，我信为大概在此。
共产党人常主张经济的要素，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重要的要素。这种主张，可以说是完全的妄念。我相信伦理的原动力，至少有与经济的一样重要。请为诸君说明我刚才提议的中国经济革命的起义人物，应具的伦理的资格。这类人，第一，要有操练的智识，最好大多数是军人的出身。他们对内当和无政府状态的军阀拼战，对外当和资本家的恶势力相抗。试观俄国革命初成立的时候，就知道这类人物的必要。在战争期中，人们置性命于不顾，容忍困苦和窘迫。假使战争胜利，战胜的人为自己攫得财产和一切巩固的权力；但是，赞成更好的德谟克拉西的制度时，他们当于最早时间，弃绝他们的财产，抛却他们的权力。欲能如此，最高等的伦理的品性，确是不可少的了。因为于剧烈战争之后，志愿割弃其护得的权力者，殊属罕遇。
介绍社会主义而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件极困难的事，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伦理的需要，至为紧急。俄国布尔什维克者得胜之后，似于抵抗企谋财富的野心，告成其事；但是他们攫得的权力，极想延长，不愿解除。于彼等反对德谟克拉西和赞成他们所谓无产阶级专权的谈话中，就可得知他们恋爱权力的弊病。至于中国的国民性，以我观察所及，似得相反的弊病，爱财富的心，强于爱权力的心。我以为，爱财富是件极大危险的事；假如你们图谋非资本主义的实业的发展，你们必须与之格斗。
伦理的困难有如此之大，以致我简直不能信任它就能见诸实践。中国被治于一班爱钱财的督军之下。假如你们爱中国的幸福，比较他们爱钱财更为热心，更为猛烈，就可以歼灭他们。这个是一个高的标准，但想起我在“少年中国”所见的种种，又使我对于中国达到这个标准，不至于绝望。
假如你们不能实现道德的或经济的革命，外国人的控制，将逐渐而加厉，也许会使中国的主权徒拥形式上的虚名，而真实的权力却为外国人凭其经济上的能力，置诸掌握之中。这么一来，则引起实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使人民习惯于实业工作的习惯——最初仅习惯低等的工作，但至后又习高等的工作。循此以往，大约一世纪后，就会引起民族的自由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发生于一世纪后，与发生于现在的一样，要想成功，都是很难；那么，这一世纪的时光，算是空费。就打算国家独立的运动告成，那以前所沾染的资本主义的习性，却颇能阻止以后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各方面情形看来，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当外国有侵犯的事发生的时候，促进政治的猛烈的运动，在所难免的。
实业和经济方面之生活，在西方过于重视其为生命的目的。其实，它们并不是目的，仅是达到舒美愉快的生活的一种手段。我们所欲实现的理想，是一个社会：这社会里面的实业，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人类的主人；这社会是人人惬意的，是人人闲适的；这社会经济的目的，不是有统治权的；这社会的时间，并非牺牲于货物的超过的生产之中的，乃是用在科学上、美术上和交际上的。中国实含有许多实现这种理想所必需的特质，特有艺术的意识和享受文明的涵容力；没有这种意识和涵容力，则闲适仅有很小的价值。这些特质，还要发生一种希望，就是中国将来可引导世界于进一步的发展路上去，输出内部的恬静于困苦不安的西方；否则，我们西方一定要灭亡于暴烈的癫狂之中。所以，不特中国，就是全世界，都要赖你们的功绩而改造。
（1921年7月6日于教育部会场）
正如我们前几章所言，在现今中国，我们的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有着密切的接触。只是接触的结果，到底是产生胜于这两种文明的新文明，还是破坏固有的文明而代之以英国的文明，这一点还是问题。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至于中国，如果我们视之为学生，可能又是一例。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如果我把中国人当成我们的学生，而不是相反的话，只是因为我害怕我们是不可教育的。
本章将着重讨论中西交往带来的纯粹文化方面的问题。
两种文明各自独立发展了如此长久之后再接触的，除了16世纪的西班牙与美洲之外，中国与欧洲恐怕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了。考虑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完全隔绝之后仍能并不怎么困难地互相理解，实在令人称奇。为了弄清这一点，值得先追溯一下这两种文明的历史渊源。
西欧和美国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是同质的，我们可以追溯到三个起源：（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与伦理；（3）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我们可以把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作为这三种元素的代表。遗传至今，仍各行其是，互不相关。从希腊文化中，我们继承了文学、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社交上优雅的礼仪；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学到了狂热的信念（及其好朋友，名叫“信仰”）、更为狂热的道德热情（包括原罪观念），还有宗教的不宽容和我们民族主义中的一部分；从科学那里，如同应用在工业主义中一样，我们得到了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的信念：我们得以像神一样去操纵未科学化人种的生死，由于科学，我们得到了经验的方法，并已获取了几乎所有的真知。
除了希腊间接地对中国的绘画、雕塑和音乐有影响之外，这三种元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看不出有任何作用。中国，在其历史的黎明时分，同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都是起源于大河文明的帝国。埃及和巴比伦影响了希腊和犹太的文化，因而间接地成为我们文化的源泉。正如这些文明产生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肥沃的冲积土壤一样，黄河造就了中华文明。即使是孔子时代，中国的版图也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南北的范围。尽管在物质和经济上，中国与埃及、巴比伦的情况相似，但在精神面貌上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老子、孔子虽然同处于公元前6世纪，但已具备了今日中国人的个性特点。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原因的人，就难以说明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精神面貌何以不同。我也提不出可取而代之的理论。我认为，科学目前尚不能完整解释民族性格。气候和经济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无法说明全部问题。可能文明形成时期产生的重要的个人，比如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的性格，成为形成民族性格的极大依赖。
中国最早的圣人是老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并不是一个真正而确切的名字，只是意为“老哲学家”。（据传说）他与孔子同时代，但稍早一些。我对于他的哲学比对孔子的要有兴趣。他认为每个人、每个动物乃至世间万物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自然的方式方法。我们都应该服从这个方式。所谓“道”就是“道路”的意思，但老子在用这个字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如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译注：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这段文字。我想，他是这样想象的：死是由于离开了“道”，如果我们能够严格按照自然去生活，就可以长生不老，寿与天齐。后来，道教仅仅退化为一种巫术，几乎只关心探寻长生不老之药了。但是，我认为，希望逃脱死亡，一开始就是道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老子的著作，或者说被认为的老子的著作，篇幅很短，但他的思想被他的弟子庄子发展了，庄子比他的老师更让人感兴趣。他们所提倡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他们贬低政府，贬低对自然的干涉。他们抱怨当时忙忙碌碌的现代生活，将之同“古之真人”平静的存在进行了比较。道的学说颇有些神秘主义的味道，他们称万物虽众，但却同道，如果都能遵循道，那就天下无争了。这两位圣人虽然远在两千多年前，但已具备了现时中国人那种幽默、克制和含蓄的特点。他们的幽默，可以用庄子对“善治马”的伯乐的阐述来说明，因为伯乐驯马每十匹要死五匹。与西方的神秘主义者相比，他们的克制和含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特点，还是当今中国有教养人士谈话的特点。社会各阶层都喜欢逗乐，从不放弃任何开玩笑的机会。受过教育的人，其幽默是机敏而巧妙的，欧洲人往往不解其意，却给中国人增加了不少快乐，他们含蓄的习惯就更加明显了。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中年人告诉我他对政治学理论有点学术上的兴趣。那时我刚到中国，只理解字面意思，后来才发现，他曾经担任一省之长，多年来一直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中国的诗往往缺乏激情，也是由于崇尚含蓄。他们认为智者应该表现出平和，虽然不乏激情的一刻（实际上中国人易于激动），但他们也不愿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我们的浪漫主义运动使人喜欢的刺激，据我目前所知，在中国文学中找不到。他们古老的音乐（其中有些很好听）音量很低，刚刚能听到而已。在艺术上，他们崇尚精细；在生活中，他们追求公理。中国人并不赞赏粗鲁的莽汉和不加限制的感情表达。刚刚远离西方尘嚣的人，一时难免乱了方寸，不知就里；等到时间久了，就能逐渐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美满可贵，所以在中国住的时间最长的外国人就是最热爱中国的人。
道教徒虽然作为巫师而得以代代相传，但却为受过儒教教育的阶层所排挤。必须承认，我无法欣赏孔子的价值。他的作品，大都是各种繁文缛节及其如何在各种不同场合表现得体的内容。然而，与其他时代其他人种的教主相比，人们必须承认他具有极大的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主要是消极的。他的体系，由他的追随者发展之后，成为一种纯属道德而非教条的体系；这个体系没有造就强大的僧侣队伍，也没有导致宗教迫害。它却理所当然地成功地造就了一个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中国人的礼节也不仅仅是因袭传统；就算遇到从未碰到的情况，也会很自然地做到礼让。这种礼节也并非限于某一阶层，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也是如此。我们羞愧地看到，中国人用礼节在对待白人的蛮横无礼，他们并没有自我贬低到去用粗鲁回敬粗鲁。欧洲人经常视之为软弱，但这其实是真正的力量。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
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外国的因素，那就是佛教。佛教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取得了巩固的地位。我们从犹太人那里学到了不宽容的看法，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接受别的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这样正统的教义，规定没有人可同时信仰这两个宗教。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不相容；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时又是孔教徒，两者并行而不悖。日本的情况也相似，大多数日本人既是佛教徒，又是神道教徒。然而，佛教与孔教在气质上总有些不同，所以同时信两教的人，肯定会有所偏向。佛教，就是我们从“宗教”这个词所理解的宗教，有神秘的教理、救赎的途径和来世的生活。佛教认为痛苦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信仰的人必然失望，失望和痛苦只有信奉经典的真理才能得以解脱。儒教却没有这些东西，它认为人生来就是与外界融洽的，所需要的只是指导如何生活，根本不需要鼓励人们生活下去。而且，这种伦理上的训诫，不是依靠形而上学的或者宗教的教条，它完全是世俗的。所以孔、佛两教并存的结果，使具有宗教和静悟性格的中国人皈依佛门，而天性喜欢做事的人就趋于孔教。孔教一直被尊为国教，成为考试的依据，晋升的阶梯。所以，中国的政治一直操纵在有文化的宗教怀疑者之手。他们没有西方执政者的那种活跃和破坏的素质。实际上，他们只是严守庄子的教诲而已。其结果是：老百姓除了内乱之苦外，一直是安居乐业的；属地享有自治权；中国虽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
把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希腊文化也可以找到，但我们文明中另外两个元素：犹太教和利学，中国文明中没有。中国实际上是个缺乏宗教的国家，不仅上层社会没有宗教，全体人民也同样没有。虽然有相当明确的伦理制度，但不过激、没有迫害性，而且没有“原罪”观念。直到晚近受欧洲影响，中国才有了科学，有了工业主义。
那么，这个古老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接触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现在不是考虑政治上、经济上的结果，而是考虑对中国人精神面貌方面的结果。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是困难的，因为与西方进行文化上的接触会受到政治接触、经济接触的本质的影响。然而我希望能尽可能单单讨论文化问题本身。
中国很迫切地学习西方的学问，不仅因为这些学问可以增强国力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而且有很多人觉得学问本身就是一样好东西。中国人向来重视学问，只是以前所研究的学问都是古典文献。现在，他们普遍意识到西方的知识更有用。每年前往欧洲学习科学、经济、法律、政治理论的留学生不少，尤其去美国的就更多了。这些人回国之后，大多成为教师、公务员、记者和政治家。他们迅速地将中国人的面貌现代化，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
中国传统文明变得不再进步，不可能在艺术和文学上产生多大价值。我想，这不是由于人种的退步，而是由于缺乏新的素材。西方知识的输入正好提供了它需要的刺激。中国学生的能力很强，思想异常敏锐。虽然高等教育深受经费紧缺、缺乏图书馆之苦，但不缺一流的人才。虽然中国文明中一向缺少科学，但并没有仇视科学的成分，所以科学的传播不像欧洲有教会的阻碍。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事实上，“少年中国”这种对科学的热情，令人不断回忆起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中国人向我们学习，不像日本人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追求伦理和社会价值，追求知识上的兴趣。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然而，向往西方智慧的习惯仍然很迫切，有些年轻人甚至以为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正中下怀。他们肯定会大失所望，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必须用一种新的信念来拯救自己。日本人效仿了我们的短处，保留的也是自己的短处，但不可能指望中国人作出相反的选择，效仿我们的长处，并保留自己的长处。
可以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
老子是这样描述“道”的运作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想，人们可以从这些话里获得关于人生归宿的概念，正如爱好思索的中国人所获得的一样。必须承认，中国人的人生归宿与大多数白人自己设定的人生归宿截然不同。“占有”、“自恃”和“支配”，白人国家和个人趋之若鹜。尼采把这一切归结为哲学，而他的信徒绝不限于德国。
但是，有人或许会说：你是在把西方的实践同中国的理论相比较；但如果以西方的理论同中国的实践相比较，结果就会相反。当然，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占有”，虽然是老子希望我们抛弃的三者之一，却也是一般中国人心灵的欲望。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也爱财，或许不如法国人，但肯定超过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政治是腐败的，有权势的人用不光彩的方法弄钱。这一切都是无可否认的。
如果就“自恃”、“支配”这两个罪恶来说，我注意到中国人在实践上肯定超过我们。中国人不像白人那样，喜欢虐待其他人种。中国在国际上的贫弱，大多数人都以为政治腐败是唯一的原因。其实，“不恃”、“不宰”的美德应该与政治腐败一样负相同的责任。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如果受其他民族逼迫，去为自由而战，这也不是不可能。那样，中国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一尝成为帝国的滋味。但现在，中国人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泊了。
中国历史上虽然征战连绵，但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我不知道还有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一个自残以逃避兵役的新兵，韦利先生把这首《新丰折臂翁》译了过来。他们的和平主义扎根于他们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正如他们的绘画所展示的，他们乐于观察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不愿将它们按部就班。他们没有决定西方民族那样的进步理想，去让我们活跃的冲动合理化。当然，进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十分现代的理想，它要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今天，那些守旧的中国文人交谈时仍然用他们最早的圣贤的书面语。有人对他说，这样下去几乎不会有进步，他肯定会说：“予等已臻完美之地位，何故再求进步耶？”欧洲人初听之下，肯定会认为他过于懈怠。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则不得不反省我们的所谓进步也不过是一场不息的变更，根本没有把我们朝着向往的目标带近一步。
试着比较一下中国向西方寻求的东西与西方向中国寻求的东西，倒挺有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知识，他们认为这是通向智慧的大门（其实未必）；西方人到中国去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虽然第三种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许多英雄，但这三种人——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采纳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中国人却没有强迫欧洲人接受儒教的念头。他们认为“宗教虽多，其理一以贯之”，所以就放任我们，而不加以干涉。中国人是不错的商人，但他们的经商之道不同于在中国的欧洲商人，不会动辄采用租界、垄断、铁路、矿产等特权的办法，并设法以本国的兵舰作后援。中国人照例不是好的战士，因为不是师出有名，他们有自知之明。不过，这只不过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的理性。
我认为，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自认为宽容，但只不过比我们的老祖宗显得宽容一些罢了。但是在政治上、社会上仍实行各种压迫，称不上宽容。更严重的是，我们深信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远胜于其他民族。如果遇到像中国这样的民族，就认为对他们最慈善的举动莫过于让他们全盘接受我们的文明——这真是大错特错。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从这一点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是迅速地退步了。毋庸讳言，中国的弊病正趋于另一个极端；但是，正由于这个道理，中西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其他古国都已灭亡之时，唯独中国生存了下来。
我本想前往中国教学，但日子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可以教我的却越来越多。欧洲人在中国住久了都有这种观点。只有去了不久或那些一心去赚钱的人不这么看。这只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我们所珍视的军队和工业，他们却很薄弱。但是，重视智慧或者美，或者重视人生的快乐的人，肯定会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比喧嚣的西方更富有，并视之为乐土。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宽容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秦悦译自《中国问题》）
中国人的性格
西方人都认为中国人令人费解，城府很深，不可理喻。如果我在中国有了更多经历之后，或许也会持此观点；但就我在中国工作的那段时间，却找不到任何依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我与中国人交谈，如同与英国人交谈，他们回答我，也同英国人回答一个他们认为受过教育并非全然无知的中国人差不多。我不相信“难以捉摸的东方人”这样的神话。我深信，如果中国人与英国人、美国人一起参加互相欺骗的比赛，英国人或美国人十次会有九次取胜。但是，由于许多相对贫困的中国人与富有的白人交往，游戏只有一方在玩。不过，毫无疑问，白人也往往被欺骗、被愚弄，但远远比不上驻伦敦的中国官员所受的欺骗和愚弄。
中国人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是，他们总能得到外国人的好感。欧洲人都喜欢中国，无论是到中国旅游，还是侨居多年。虽然英日订有联盟，但就我所知，在远东的英国人没有谁会像喜欢中国人一样喜欢日本人。久居中国的英国人会渐渐获得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标准。初来乍到的人会震惊于明显的罪恶：乞丐、极度贫穷、疾病流行、政治混乱腐败。每一个踌躇满志的西方人一开始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根除这些罪恶，当然也确实要根除。
但是中国人，即便是受害者——受可以避免的不幸之害，对于白人的热心也是消极漠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困惑的旅行者的心灵逐渐袭入一种奇怪的踌躇；愤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反省一向不假思索就采用的格言是否有错。兢兢业业防患于未然是不是明智？为了防备将来可能发生的灾害而失去许多现时的快乐是否称得上深谋远虑呢？虽然一直在建造大厦，却一直无暇去住，我们将如此度过一生吗？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因而置贫苦、疾病、混乱于不顾。但是，作为这些罪恶的补偿，与工业国家不同，他们仍然保存着欣赏文明的能力，逗乐的闲暇，以及沐浴阳光进行哲学讨论的快乐。中国人，所有阶级的中国人，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种更爱逗乐，他们从世间万事中都找到欢乐，一句笑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我记得有一个热天，我们一行人出游，坐轿登山。山道崎岖难行，轿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可休息一会儿。他们于是就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间万事都已了无牵挂。如果在任何一个工于心计的国家，他们肯定会乘机抱怨酷暑难当，以求增加小费的。作为欧洲人，我们会用这段时间去担心汽车是否在合适的地方等着。富有的中国人会开始讨论类似天体的运行是圆是直之类的问题；他们也可能讨论一个真君子是完全否定自我，还是也会有私字一闪念。
人们会碰到一些白人，他们往往不把中国视为文明国家，并受此种错觉之苦。这些人可能全然忘却了文明的构成要素。的确，北京还没有电车，电灯也少得可怜。的确，美景俯拾皆是，但欧洲人急切地开挖煤矿却使它们可怕起来。的确，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记不住可从《惠塔克年鉴》查到的东西，却善于作诗。一个欧洲人在介绍住所时，会对你说铁路交通便利；他相信任何地方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便于出入。但一个中国人不会提到关于火车的任何事情；你要是问他，他可能会答错。他只会说有一个古代皇帝的皇宫，唐朝一位著名诗人造的湖心亭，适合隐居避世。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生观，使得西方人把中国人视为野蛮人。
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他们都不自我肯定；他们的骄傲过于深厚，无须自我肯定。虽然也承认兵力上敌不过外国列强，但并不因此而认为先进的杀人方式是个人或国家所应重视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里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完美的文明。西方人无法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是基于各自完全不同的传统。但人们会逐步认识到这个观点无论如何不荒谬。事实上，它是一脉相承的价值观的逻辑结果。典型的西方人希望自己成为尽可能多地改变所处环境的原因；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这个差别就是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大相径庭的深层原因。
我们在西方崇拜“进步”，“进步”成了一种伦理伪装，用来伪装成为变心原因的欲望。比如，有人问我们：机器是否改善了世界，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因为机器带来了巨大变化，因此也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我们之所以喜欢进步，十有八九是由于喜欢权力，欣赏这样一种感觉：我们一声令下，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为了得到这种快乐，一位美国青年拼命工作，等到有了几百万时便成了一个胃病患者，只能靠吃吐司和白开水来维持生命，成了为客人准备的宴席中的旁观者。即便到了这种地步仍然自我安慰：我能掌握政权或制造战争或阻止战争，以便于投资。正是这样的天性促进了西方国家的“进步”。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雄心勃勃的人，但比我们要少得多。他们的雄心与我们形式不同——但不见得好，而是欣赏权力的偏好。这种偏好造成的自然结果是，贪婪成了中国人的缺点。金钱是享乐的途径；因而，金钱受到狂热的追求。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得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去日本，用足够的掠夺物使他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当然，很明显，这样的当权者，其危害仅限于他们管辖的省份，比起我们自己的政治家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不惜将整个欧洲大陆闹个天翻地覆，对这个世界的伤害显然小得多了。
中国政治的腐败和混乱，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不是世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企图，中国政府比起我们“有效率的”政治危害更小。现代各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十有八九是有害的，所以政府干得越糟越好。中国政府虽然懒惰、腐败而愚蠢，反而有一定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上其余地方却全然丧失了。
和别的地方一样，中国的法律也很糟。有时在外国势力的逼迫下，宣传共产主义的人会像在英国和美国一样遭到逮捕。但这是一种例外。事实上几乎有这样的规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较少受到干涉。个人不必感到须被迫听从长官，像1914年以后的欧洲和1917年以后的美国。人们依然独立思考，并敢于公开自己的想法。在西方，个人主义已被消灭，但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市场，虽然有误用者，但也不是没有好处。自我尊重与个人尊严，可能体现在每一个中国苦力身上，而我们可能只有少数金融寡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很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贱的乞丐。如果你不想违反中国人的伦理准则，那就连乞丐也不能侮辱。如果你和中国人交谈时违反了礼节，如果他不怪罪你，肯定会置之一笑，把你的话当作戏言。
我在中国教书时，有一回认为学生们还不够用功，就把应该对英国学生说的话对他们说了，但马上意识到我的话过头了，他们都强装笑颜，甚为不安，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委。中国人的生活，即便是最现代化的人，比起我们也要有礼得多。这当然影响效率，但同样（更重要的是）也影响了人际关系的真诚。如果我是中国人，就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礼让。但是，对备受西方野蛮之苦的人来说，中国的礼让就显得十分怡然。它与我们的坦率相比孰优孰劣，我尚难权衡。
中国人与英国人有个相似之处：喜欢妥协和尊重舆论。一种冲突很少会演变为极端野蛮的个案。他们对待清朝末代皇帝就是一个例子。当一个西方国家改制为共和之后，往往要割下这位被废黜的君王的脑袋，至少也是流放外国。但中国人则保留皇帝的称号、华丽的皇宫、服侍的太监，还有几百万的年饷。他不过是一个16岁男孩子，却能安居于紫禁城中。有一次内乱，他曾被恢复了几天名义上的权利；虽然不久就又被废黜，但却并不因为他被人利用而受到惩罚。
在中国，公众舆论一旦形成便是真正的力量。人们一致认为，1920年夏安福系失败，就是由于为舆论所不容。安福系亲日，从日本得到大批贷款。仇视日本是中国政坛最强大最普遍的情绪，它是由学生的激进的演说中煽动起来的。安福系的兵力开始是占优势的，但那些士兵一旦了解到打仗的原因后，立即开了小差。安福系的对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占取了北京，改换了政府。
公众舆论的影响，也对教师罢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离开北京时有了点转机。北京政府由于腐败，总是财政吃紧，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工资，教师最终以罢教向政府索讨，并组织了一个和平请愿团，有不少学生也跟在后面。他们与士兵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教师和学生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重伤，舆论为之大哗。因为在中国，对教育的热爱是深广的。各报大呼革命。政府刚刚给了个来京索讨的督军900万元腐败支出。政府拖欠几十万的教员工资，找不到任何借口，不得不屈服。我认为，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公众感情决不会由于教师的缘故而沸腾到这种程度。
中国人的性格中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们的忍耐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清楚地感到外国的威胁。他们完全知道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种种行径，也意识到英国人在香港竭力破坏广东政府在南方引进好政府的计划，也明白世界列强无一例外地用贪婪的眼睛逼视着中国未开辟的资源，尤其是煤和铁。他们知道日本的例子，发展野蛮的军国主义，铁一般的纪律，以及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强烈掠夺欲望。但是，中国人既不效仿日本人去抵制外来势力，又不听命于外国势力而无所作为。他们的思考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而是万年。他们曾经被征服过，最初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两次都同化了征服者。中国文明未经变化地保存了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者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满洲地广人稀，大可殖民。日本人想要有殖民地作为其多余的人口的生存空间。但是在满洲的中国人比日本人多出百倍，不管满洲目前的政治情形怎样，满洲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人面临困境，满洲很快就会回归中国。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韧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虽有内战但只是表面现象——足以蔑视武力手段，等待他们的压迫者那丧心病狂的精力在互相残杀中耗尽。
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也受到诸如昔日的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我曾经遇到有些中国人，他们对于西方科学的了解不亚于我们的教授，但并不因此失去平衡，也没有失去与自己人民的联系。对于西方的坏东西——兽性、不安、欺压弱者和纯物质的贪欲——他们都心如明镜，不愿接受。而对于那些优点，尤其是科学，则照单全收。
中国旧的本土文化已近死亡；中国的艺术和文学已有所不同。孔子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而我们的文明正好投其所需。然而，中国人却又不照搬我们的全部，这也正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如果中国不采用军国主义，将来所产生的新文明或许比西方曾经产生的各种文明更好。
以上说的都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和别的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揭他们的短处。但出于对真理负责，也出于对中国人的考虑，隐讳不是好主意。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的国家中最好的之一，却遭到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在我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我指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我推辞不过，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他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正直是中国的最大优点。
中国人的冷漠必定会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为惊异。他们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使我们用百分之一的精力能使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损害有所缓解。例如，我们禁止奥地利与德国联合，禁止它的人民移居外国或者从外国得到工业原料。结果造成维也纳人饥馑而死，只有取悦我们的人，才从慈善机构得到食品得以维持生存。中国人既无置维也纳人于死地的力量，也不会有慈善的赈灾之举。我在中国的时候，由于饥饿而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几块大洋就将自己的儿女卖与他人，如果卖不掉，杀掉也无所谓。赈济灾民大多由白人举行，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即使那么少的部分也被腐败侵占。然而，必须说明，白人这样做也只是抚慰自己的良心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如果中国保持现在的这种生育率和耕作方式，饥荒必定会周期性地发生，这次饥荒中靠慈善事业幸免不死的人，下次恐又难免。
要永久地解决饥荒问题，必须改良农业，迁移人口，节制生育。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关心救助当下的受害者。中国人的冷漠或许就是出于问题太大，无从着手这个原因。但有一件事却不能作这种解释：如果有一条狗被汽车撞成重伤，过路人十有八九对狗的哀号会觉得可笑。可怜的情形不仅不能激发一般中国人的慈悲，相反却感到快感。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从他们的历史，从1911年革命前的刑罚来看，中国人并不缺乏残忍的成分，只是我没有亲眼看到罢了。不能不提的是，所有列强都实行残酷的刑罚，只是用虚伪进行了掩盖。
怯懦似乎是我们对中国人第一个坏印象；但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真的缺乏勇气。虽然督军与督军之间的战争中，双方都溃不成军，但先知道对方溃败的就算胜利。这也表明中国的士兵并不妄动。战争没有任何重要意义，雇佣兵如果不是为了重要的理由，并不卖力。但如果是为重大问题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战，那么中国人是以善战而著称的，若再有优秀的指挥官则更加英勇善战。然而，如果把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德国人相比又称不上勇敢，只不过他们的被动的忍耐力极强。如果要保守什么秘密，哪怕酷刑甚至死亡也无所畏惧，更加好斗的民族可能对此不屑。虽然中国人缺乏主动的勇敢，但从他们轻易地就会自杀这一点来看，似乎比我们更不怕死。
贪婪则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计艰难，挣钱不易。除了少数留过学的，都会犯贪污罪。随便哪个苦力，如果能得到几便士，甘冒大险。与日本作战这么困难，就因为政界中很少有人能挡住贿赂的诱惑。这个缺点可能出于这样的事实：多年以来，诚实生活难以为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经济状况改善了，道德水准必定会提高。但是，我不相信中国现在腐败的情形比18世纪的欧洲更厉害。我也没有听说过中国哪一位将军比马尔伯勒更贪，或是哪个官吏比杜伯瓦更贪的。所以，中国工业状况的改善，首先要使百姓像我们这样廉洁——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十分廉洁了。
上面所谈的中国人，是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对知识抱有主动和怀疑的态度，但感情上未免有些迟缓。但相反的一面，中国人易于激动而致群情激愤。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此为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义和团就是一例，对欧洲人的影响尤大。他们历史上此种暴动不胜枚举。正是性格中的这一因素，使他们变得让我们无法揣度，难以预测他们的将来。可以想见，将来有部分中国人成为狂热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仇日派、基督徒，或者一个终将称帝的领袖。我认为正是这一因素，使中国人尽管平日习惯于谨慎，但也是世界上最鲁莽的赌徒。有不少皇帝就是由于浪漫的爱情而失去皇位，尽管浪漫爱情比西方更遭鄙视。
总结中国人的性格，是不容易的。使欧洲人吃惊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还保存着非工业的古代文明。而这一切在日本、欧美大资本家的压迫下恐将最终消失。他们的艺术已声势渐微，后起者只不过是二流西洋画的仿制品。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大多无法欣赏本国的绘画之美，只是轻视地说它们不遵守透视规律。
旅行家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的自然魅力将无法保存，将来工业发展必然会使之毁损。但有些东西会保存下去，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西方人究竟是能让中国人保留这种美德，还是使中国出于自卫而采用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还须拭目以待。
（秦悦译自《中国问题》）
中国的前途
在这一章里，我把自己设想成为一个进步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国人，处在这样一个地位，我将提倡什么样的改革并用什么样的程序来实行它呢？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是：中国必须自救，而不能依靠外人。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是既有其幸又有其不幸：“大战”是中国的不幸，因为日本可以乘机在东亚为所欲为；沙皇俄国的垮台是中国之幸，因为日俄的秘密联盟为之告终；英日联盟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英国人为了履行条约上的义务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利益而去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日美不和是中国之幸——但根据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协议，山东问题虽暂时取得了胜利——但这从长远看来又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会使得美国今后不愿再像从前那样反对日本。我已经阐明，如果中国不自强，那么无论日本是崩溃还是在远东称霸，对中国都极为不利，而这两种情况都极有可能出现。况且，世界列强的利益与中国的幸福和中国文化的昌盛是无法相容的。因此，中国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千万不能依靠外国人发善心。
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重要。我在本书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高出一头，但是，中国人为了保持国家独立而降到与我们相同的程度，这无论为他们自己考虑还是为我们考虑都不是好办法。然而，在这件事上，采取一个折中方案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他们不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我们的“恶”，那么，不仅会为我们所轻视，而且会更增加外国的蹂躏。他们要实现的目标只是采用的程度——必须以能维持国家安全为限。
中国首先应当注重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当然不是像义和团那样盲目地排外，而是秉着开明的态度，向他国学习但又不受其支配。日本的侵略残酷地教会了知识分子和商人这种思想倾向。爱国主义的危害性，在于当它达到了足以抵御外侮的程度之后，会转而导致侵略外国。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值得担心的是，中国在变得富强以保持自身独立的过程中，或许会因其强大而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应当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以保家卫国，而不是入侵异族。有了这个附加条件，我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复兴所必不可少的。寻求政治独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中国的传统美德和西方的技艺结合的一条途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政治上的独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我应该说，中国要想政治独立，必须做到以下三点：（1）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2）在中国人支配下发展工业；（3）普及教育。这三点都必须同时着手，但上述排列次序则表明实现这些目标的缓急。我们都已经清楚，工业建设同国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如果无政府状态没有起色，那么工业建设也无从谈起；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教育经费也就没有着落。因此，建立有序的政府是实行其他改良的先决条件。至于工业和教育紧密相连，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但我认为工业更显重要，因为如果中国人不抓紧发展自己的工业，那么外国人就会站稳脚跟，到那时候再要把他们赶走就很困难了。所以，我决定按上述次序来讨论这三个问题。
一、建立一个有序的政府。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混乱状况没有什么改变。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战争爆发在即。前者一向被认为代表中国最反动的势力，尽管《泰晤士报》把吴佩孚称为“开明的领导者”，但事实很有可能证明他不能使人满意。如果他赢了，他固然有可能履行诺言召集国会，但他同样有可能不这样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军阀的惠爱就像外国的慈善一样不能依靠。中国的进步人士要获得胜利就必须自己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我发现中国的宪政主义者目前正在磋商一个联合计划，包括召集国会和结束军阀争霸的局面。一个统一的局面是必不可少的，即使需要为之牺牲一些信念。假如所有的宪政主义者都能团结在某项计划之上，那么他们就能左右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在中国是很有影响的。或许他们迟早能拥戴一位强有力的将军作为合法的元首，并限制其纯粹以武力治国。或许他们能够由此使形势有利于他们推选出来的人士，1920年7月的情况也是如此。学生们的动乱使得形势有利于吴佩孚反对安福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人民和军队中作广泛的宣传，一旦实现和平，就要保证被遣散的士兵的工作和未遣散的士兵的军饷。由这个政治问题又牵扯出一个极其困难的财政问题，因为不把中国仅存的一点独立拱手于外国，是不可能筹得外国的借款的。（美国新银团声称：中国向他们借钱，他们是不会来管理中国内政的。我不相信，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详见第十章。他们或许无意管理中国，但实际上势所难免）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只有想办法激发商人们的爱国心，在国内募集款项。中国国内的钱其实很多，只是有钱人不愿意把钱借给一个土匪当政的政府。
将来如果起草永久性宪法，中国自然会采用联邦制度，我对此深信不疑。各省将赋予很大的自治权力，海关、军队、外交、铁路则归中央掌握。省界的观念在中国是很强的，我想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1912年时没充分考虑到这种观念实在是个错误。
在宪法拟定甚至通过之后，尚不能靠宪政主义固有的威望，还需要对舆论加以引导。另外，由真正进步的人士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委员会，他们集体作出决定，然后让所有成员执行。该委员会要力求杜绝腐败和在政治上营私舞弊的陋习，只有这样才能为舆论所信任，任何一个委员对此稍有违背就要被开除出会。要成为国家利益的保护者，就必须反对所有牟私利者、投机分子和媚外者。只有这样才能有权威去表扬或弹劾政客，起到监督执政者的作用，才能对公共舆论甚至军中人士施加影响，“少年中国”的活力、爱国心、廉洁完全能组成这样一个委员会。但是，如果爱国之心不组织进这样一个委员会里，那么，以其势单力薄将无法解决今日中国复杂的政治问题。
外国对中国主权的种种侵犯，迟早必须消除。中国要收回租借地，自己掌握关税等其他权利，免受治外法权之苦。但是，中国人能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成功地做到这一切而又不得罪外国人（日本或许是个例外）。如果在恢复之初就得罪外国人，那形势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不是好办法。俄国的处境要强于中国，尽管俄国因为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触怒了世界，吃了大亏。倘若中国建立起有序的政府，开发自身的资源，那么，用外交手段就能收回大部分的权利，其余的部分要等以后有适当的机会再说。
二、发展工业。关于这一点我在十四章已经详细阐述过了。这里再从总体上加以讨论。我已经说过，铁路应归国有；政府应该以公平的价格购买经营状况良好的矿山。为兴办工业而签约借债，必须注意工业的管理权应为中国人所有。中国如能建成巩固而有序的政府，外国资本家即便没有管理权，只要有适当的抵押，也会愿意借款给中国的。对于新银团所想要拥有的独占权，应该采取各种外交手段加以阻止。
假如有一个良好的政府，中国的工业应尽可能多搞些国有工业。在经济落后而文化不落后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或是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有许多好处：（一）国家借款比私人容易；（二）国家比私人更易于聘请外国技师；（三）国家可使重要产业不为外国人管理和控制。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国家从一开始就经营工业，可以免除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西方实行私人资本主义以致资本家权势过大，各国人民备受其压制和误导。如果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那么，工业的发展可免重蹈西方的覆辙。
但是，如果这一切要得以成功，中国的道德观念要大大地变更。要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伦理观念。经营私人事业时的诚实美德要转到国家事业上来。目前所欠缺的活跃和进取的精神也应当增加。我相信“少年中国”在爱国思想的激励下将无愧于此项重任。我们必须知道，上述的新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这些新观念，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都必将失败。
为了发展工业，中国人应当大力培植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前者尚可，而后者较欠缺。为此可以引进一些外国的熟练工人（例如德国工人）。让他们指导中国想发展的新兴工业而需的工人。
三、教育。中国要真正实行民主，就必须普及教育。如果大多数国民不能看书阅报，就无法真正地实行民主。虽说教育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也是培养政治意识所必需的，而中国农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中国人对此也不是不了解，但由于经济拮据，无法普及初等教育。这样的结果是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而实际仍为寡头政治，因为没有文化的大众无法拥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政治见解。然而，即便有了良好的政府，如果工业不发展，政府是否有能力负担这样庞大的教育经费仍是一个问题。今日中国发达的工业几乎都为外国人所操纵，所获利润成为日本人战舰和英美百万富翁的高楼和美食。如果想要将这些利润用于中国的教育，中国人就一定要自己管理的工业。这也是发展工业比发展教育更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教师的数量太少，无法在每个乡村都建立学校。但还是有很多人热心于教育，希望以有限的资金和尽快的速度造就尽可能多的教师。而中国的教育家也表现出强烈的公共思想和奉献精神，欠薪数月仍然坚持教学就是一个明证。
我认为，中国应该自己管理教育，这就同由中国人管理自己的工业一样重要。就目前而言，有几门课程仍须由外国人来教，将来就不需要了。只要外国教师不太多则不足为害，就像路矿上也需聘用一定数量的外国工程师一样。只有外国人插手管理才足以造成危害。在教会学校和其他外国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多半会丧失其本国的特性而倾向于西方文化。这使得他们不适于参与国事，并使其道德水准下降。此外，他们对于纯粹的中国事物比那些在新学校里受教育的少男少女要保守。总的来说，欧洲人对于中国比现代的中国人更为保守，所以无形中把这种倾向也传达给了他们的学生。外国学校的影响减弱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
对于那些想在专业上有更高建树的学生，他们需要到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深造几年。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留在国内接受教育是上策。因为那些留学归来的学生多少带有留学国家的腔调，尤其是美国。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委员会应吸收所有真正进步的人士，但这个委员会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从各国例如从日本、美国和德国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意见不合，等到本国的大学教育增加之后，这种困难就自行克服了，当然在今天这仍是一个较严重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困难，留学生团体首先必须出现有影响力的领袖，其次必须对某一文化有明确的设想和追求。领袖既需智力超群又需具有实干精神。从见识上来说，中国的文人历来有较大的影响力，有为的改革家若能激扬文字就可以得到多数“少年中国”的拥戴。中国现在确有如此才能的人，举一个我认识的人作为例子：胡适博士。他学问精深，长于文学艺术，性格活跃，积极致力于改革。他所写的白话文激励了不少进步的中国人。他主张吸取西学之所长又不沦为西方文化的奴隶。
至于我所设想的留学生社团所需要的实干的政治领袖所应当具有的才能，又与知识上的领袖所不同，或许这两种才能不可能为一个人所兼而有之，因而需要像列宁和马克思这两种才能大不相同的人士。
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还应该同世界有重大关系。如果中国能免受外国的戕害，那么，从现在起，这一复兴的精神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这就是“少年中国”所应该订立的目标：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所谓实际问题有两个：一个由国内情形所引起，另一个由国际情形所引起。前者包括教育、民主，减少贫穷和饥饿，个人与公共的卫生等；后者包括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修正条约、收回港口（在这方面可把日本作为例子）、建设强大的足以抵御日本的军队，等等。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要采用西方科学，但没有采纳西方的人生观的必要。
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那时，汉唐时代远征中亚细亚的历史又将重演，或许仿效忽必烈而去攻击日本。他们将利用天然资源，在国内造就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而在国外却让上百万的人饥饿而死。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学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误入迷途，以蛮横的霸权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即使表面上看能击退仇敌，但实质已经为仇敌所屈服了。世界列强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终将自取灭亡。如果中国加入这种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会与它们同归于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我愿以此来唤起“少年中国”，因为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秦悦译自《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