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你们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种言论，说我作为一个哲人，有一次开会迟到了半小时。如果这种抱怨只是针对这偶然的一次，我能够对我的行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我相信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把这次迟到当作一种象征，象征着关于我的一些事实，认为并非偶然。我估计他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摩登时代，我已经是完全过时了，我应该降生在两千年以前，那时，诗人梦想着在月光下斟满酒杯，哲人物我皆忘，超越时空。
这已经使我有些惊奇，将来我有空的时候，这份惊奇一定会变得非常有趣。几乎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已经习惯于听到我的国人对我横加指责，指责我过于现代，没有从过去之中学到任何伟大的教诲，因而也无权进入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对于你们的人来说，我是过时的，因而是无用的；对于我们的人来说，我是新奇的，因而是令人反感的。我不知道谁是对的。
昨天，胡适博士做了一次占星家，从星星上占兆了我访问中国的事。我估计他能从古怪的星星之中发现，我的出生，是在什么星星的庇护之下，又是在什么星星的负面影响之下。他会让我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这不幸的人儿会不断地被怀疑为违禁品——走私到错误的时间之岸——不仅被十分熟悉的国人所怀疑，而且被他几乎还没怎么思量过的人所怀疑。由于这种误解，我的朋友们要我向你们详细介绍我自己，这样我的意见就不会让你们如坠五里雾中，不会像莫名其妙的怪物那样吓着你们。
我生于1861年：这一年在历史上并不重要，但处于我们孟加拉历史的一个伟大时代之中。或许你们不知道，我们有自己的朝圣的地方，这些地方在众多河流的合流处。对我们来说，河流是自然界生命之神的象征。河流的合流，象征着神灵的汇集、理想的汇集。就在我出生前后，我们国家生活中的三个运动的潮流汇集在了一起。
这三个运动中有一个是宗教运动，发起者是拉杰·摩罕·罗易（Raja Rammohan Roy），心胸宽大而又极具智慧。这是一场革命，因为他试图重新打开精神生活的渠道，这渠道已经被形式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信条的泥沙和碎片堵塞多年了。形式主义和物质主义早已是只注重外在实践，缺乏精神意义。
罗易与正统派之间有一场争斗，正统派时时怀疑具有活力的思想。那些紧紧抱着古老过去不放的人们，沾沾自喜于他们搜集的古玩，年代越久远越好。每当有伟大的精神、有热爱真理的人打破他们的封闭，引进思想的阳光和生活的气息，他们就恼怒起来。他们认为，对他们仓库的安全来说，思想造就的运动，以及其他一切进步的运动，都是威胁。
这大致发生在我出生前后。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父亲就是这个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为此，他备受排斥，但他勇敢地面对了社会上的侮辱。我就是出生在这样的氛围：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那些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思想也时常沉渣泛起。
第二个运动同样重要。一位名为班基姆·钱德拉·恰特基（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的伟大人物，是这场发生在孟加拉的文化革命的先驱。虽说他年纪比我大许多，但他与我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寿命很长，我曾亲眼见过他。
我们的自我表现一定要寻求自由，不仅精神上要自由，文学表现上也要自由。那时，我们的文学的创造生命已经消失殆尽，缺乏活力，几乎被严格的修辞束缚致死。班基姆·钱德拉·恰特基十分勇敢地反对正统派，反对只相信石碑是可靠的，反对只相信唯有无生命的东西才是完美的。他搬走了压在我们的语言之上沉闷形式的重负，并用他的魔杖把我们的文学从多年昏睡中唤醒。一旦苏醒，她就以充足的力量和优雅，向我们展现了多么美的画面啊！
不过，那时还开始了一个民族运动，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而是开始道出了我们试图维护自己人格的人的心声。这是一种义愤的呼声，反对西方人对我们的侮辱，尤其是反对那时的一种恶习：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标准，按照与之相似或者不同，来粗暴地划分人类世界好与坏。
这种带有歧视的区分标准，一直在伤害我们，并且给我们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害。它使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对一切过去传承下来的东西都产生了不信任。我们的学生仿效他们的欧洲教师，也嘲笑古老的印度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
尽管后来我们的教师改变了看法，而他们的追随者却没有完全恢复对我们艺术成就的信心，即使在具有永恒成就的领域。长期以来，他们热衷于欣赏法国绘画的三流模仿之作，欣赏俗丽而又廉价的油画式石版画，欣赏以同一个原型为标准的机械般精确的作品，还把能够蔑视地拒绝东方的艺术作品当作高等文化的特征。摩登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说，真正的艺术源泉不在于发现现实之心跳动的基本节奏，而是在于那些舶来的绘画品中厚厚的嘴唇、淡妆的脸颊、裸露的乳房。这种源于无知的否定情绪，也滋生在我们其他文化门类。这是因为那些嗓门和手臂都粗壮的人在我们一代年轻人身上施了催眠术。
在我出生时，反叛精神已经觉醒，还有人已经在试图逆转那股潮流了。我的家族中有几位就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或表兄弟，他们站起来拯救被侮辱和歧视的心灵。
我们一定要寻求一些普遍的、永恒的基础，一定要发现那些永远有价值的东西。这场民族运动开始宣布，我们一定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我们的过去。这个运动不是反动的，而是革命的，因为它的目标就是否定和反对一切崇外心态。
这三个运动在进行，我的家庭积极参加了每个运动。我们因为持有非正统的宗教观点而受到排挤，因此享受到失去阶级的人的自由。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思想和心力来构建自己的世界，从基础开始，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找坚固的基础。
我们不能打基础，但我们能够建造基础以上的部分。对新生活的表达，与人们心中对基础的寻找，这两者必须合而为一。那些相信生活之所以有变化是因为变化蕴含了运动的人，应该记住这样一点：统一或者变化一定有一条根本的线索，它虽然没有什么意义，却会造成对立和冲突。这种统一线索肯定不在外界，而在我们内心。
我已经说过，我就是在这三个革命运动的合流中出生和长大的。我出生的家庭有它自己的生活，这使我从小就寻求表达自己的内心的判断标准。当然就是用我的母语表达。但是，这属于人民大众的语言，不得不按照我的个人使用来调整。
没有一个诗人会从正统的店铺里借用现成的语言媒介。他不但要有自己的种子，而且要自己准备土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媒介——这并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语言系统，而是因为他对语言系统的独特使用，在得到生活神奇的触摸之后，把语言系统转化成他个人创作的独特载体。
世界各族人民的内心中都有诗意需要表达，需要尽可能完美地表达他们的感情。为此，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语言媒介，一个动人的、善于表达的媒介，足以重新成为他们自己代代相传的语言媒介。所有重要的语言都发生了并且发生着变化。那些拒绝变化精神的语言将遭到毁灭，不会有思想和文学上的大丰收。一旦形式固定不变，精神要么勉强接受这种限制，要么加以反抗。内部反抗外部入侵的斗争，一切革命之中都有。
在这个地球的生命史上，曾经有过伟大的一章：人们心中一些不可抵挡的内部力量变成了谋划，谋划许多事情，并进一步发出胜利的反抗的呼声，同时大声宣告不再被巨大而野蛮的外在身躯所征服。此时，它是多么孤立无援，但它不是已经接近胜利了吗？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一样，当某种力量集中体现了外部世界，并且出于其自身的目的，威胁着要来奴役我们内在的力量，那么，就会爆发革命。
当一个机械组织变成了一种中心力量，无论它是政治的、商业的、教育的或宗教的，它都会为了增大自己的力量而去阻碍人们内在生活的自由流动，并拦截和剥削人们的内在生活。如今，这种力量的集中正在外部迅速增长，而人们要求摆脱束缚和纠缠的被压迫的精神的呼喊，也在响彻四方。
革命一定会到来，人们一定会冒着被辱骂和被误解的风险，这种辱骂和误解尤其会出自那些贪图安逸的人，出自那些崇尚物质主义并且墨守成规的人，出自那些实际上属于僵死的过去而不属于现代的人。这种僵死的过去处于远古时代，那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体力，而不是心灵。
纯粹的肉体支配是机械的，而现代的机器只不过是我们躯体的扩张，是我们手脚的延长和增加。现在的孩子对于这种代表异常物质力量的巨大身躯感到沾沾自喜，说：“让我拥有这个大玩具，不要受任何情感的打搅。”他并未认识到，这样一来，我们就退回到洪荒年代去了。那时，巨大的身躯倍受钟爱，内在精神的自由却没有地位。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类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理想有关。你们当中有人说：这种关于精神的说法，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临死前的痛苦之后，就快要死了；而除了外在力量和物质基础之外，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了。但是，我要说，在我看来，你们的说法早就已经过时了。它在历史初期就已分崩瓦解了，那时，地球表面清除了许多庞然大物，而代之以人类。人类赤身裸体地来到了万物的中心，身体无依无靠，心灵和精神却不可征服。
物质至上的观点已经非常陈旧。人类精神的显现则是真正现代的：我站在人类精神一边，因为我是现代的。我已经讲过我是如何降生在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家庭的，我的家庭相信内心理想是崇高的。如果你们要反对我，你们就反对吧。但我有权利进行革命：把精神自由的旗帜插上你们的神殿。你们的神祇，无非是物质力量和物质积累。
（秦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