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松树镇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在火车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小时，空气已经变得清新沁凉，夹杂着怡人的松香气息。火车站很小，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修铁路时盖的，灰扑扑脏兮兮的。几棵美人松也是那时候栽的，早就有了腰身，拧着股劲一直拔到天上去。
来车站接我们的赵红旗、张景乾、小莫都是我堂兄的朋友。他们四个加上另外四个男孩子，年纪差不多少，从小一起长大，既是同学，又是邻居，性情相投，初中时候燃香磕头拜过把子。八个少年形影不离，好勇斗狠，名噪一时，连社会上的混混也让他们几分。
赵红旗是典型的东北大汉，个子高，块头大，像截铁塔似的，是私营煤窑的煤窑主；张景乾是副镇长，是“有身份的人”，举手投足总有股“看山是山，又不是山”的劲；三个人里面，小莫最有亲和力，他长了一张喜洋洋的脸，笑口常开，我们这次住的旅馆就是他家开的，他们开来的丰田越野车则是赵红旗的。
松树镇坐落在山间，四条街组成个“井”字，有小贩叫卖也有妇女站在街边聊天，孩子四处跑，但松树镇就是给人一种很沉静的感觉。夕阳西下，云彩在山顶上飘荡，像镶了金边的婚纱裙子。
他们在镇子里最大的饭店给我们接风。而“最大”也不过四五十平方米、放六张桌子而已。老板娘高大丰满，眉毛文得像毛毛虫，上下眼线也都文了，在眼角处向上那么一挑，把眼睛变成了两尾写意小鱼，嘴唇抹得红通通的。她跟赵红旗张景乾小莫熟得很，招呼我们坐下喝茶吃瓜子。
赵红旗不看菜谱，交代老板娘：“挑好的弄一桌。”
“你们来这里拍电影？”赵红旗问，“这里有什么好拍的？”
“这个电影是写生活在煤矿的几个初中生的故事。”我说。
“什么样的故事？”
我大概地讲了讲这个故事，讲到主人公男生被录像厅老板娘勒索，后来跟同班女生借钱不成，差点杀了这个女孩子时，赵红旗他们没有流露出任何惊奇的表情，他们似乎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真事，听完后，觉得不过瘾似的说起学校里其他的一些恶性案件。有几个初中生，把学校里刚分来的英语老师强奸了，事发时教室里还有另外几个男生旁观；还有几个女生，只因为一个女生长得太漂亮，让她们看不顺眼，就上去一顿拳打脚踢，差点毁了她的容。她们被抓到派出所后，还跟警察叫板：“我们没到法定年龄呢，又没杀人放火，你教育我们几句不还得把我们放出去嘛。”话题逐渐扯远了，他们又说起其他的社会案件：最近镇里有个很有名的煤窑主被人枪杀了。这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合开煤窑，开始时也是小打小闹，但慢慢地干大了，几百万资产是至少的，他想和合伙人拆单单干，结果没等签合同，他就被干掉了。
“绝对是他身边人干的。”小莫说，他跟这个老板是朋友，事发后他接到消息，赶在警察前面去了现场，室内也没有打斗的痕迹，从伤口上看，是凑近了太阳穴开的枪。
“活干得相当专业。”
“说这些事，”张景乾提醒小莫，“也得看看地方。”
“不就我们这一桌嘛。”小莫说。
我们说话的过程中老板娘开始上菜。
“好好侍候着，”赵红旗跟她开玩笑说，“他们是来拍电影的，没准弄个三陪小姐之类的角色让你演演。”
“你又有老婆又有老铁，还有好几个小蜜，”老板娘笑微微地说，“哪轮得上我啊！”
小莫正咬着瓶盖，听见老板娘的话，哏哏笑。
我们喝的是白酒。来之前我给周为和方磊讲过，煤矿的人野，直率爽气，跟他们喝酒，能喝要喝，不能喝也要喝。如果你有酒量却不喝，他们就会认为你很假，不实在，瞧不起人。而一旦给他们留下坏印象，事情就不好办了。
周为和方磊喝得很痛快，半小时没到，两个人就先后冲到卫生间吐了。
“不能喝你们不早说，”赵红旗说，“看你们上来就干杯，我还以为碰上高手了呢。”
张景乾叫老板娘泡壶热茶来。
老板娘泡了壶茉莉花，还洗了山楂。
“吃山楂解得快。”她把盘子放到周为和方磊的面前，跟赵红旗说，“别往死里灌人家，跟土匪似的。”
“你跟我这么说话，”赵红旗说，“就像土匪老婆似的。”
“土匪老妈还差不多。”老板娘笑着回敬了一句，抓了把瓜子，到外面跟厨师聊天去了。
我们吃完饭出来，天黑得透透的，星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的长矛，穿透黑夜的帷幕，露出点点银亮的矛尖。镇子很静，在酒桌上听了那些故事以后，这种静谧变得阴险和杀机重重了。
小莫家的旅馆是一栋两层小楼，一共八个房间，厕所是公用的，没有洗澡间。唯一一间带浴室的房间，是小莫自己用的，他带我们去看他的浴盆，他介绍那两条金龙鱼的样子就好像它们是他的儿子。
第二天一早起来，夏末秋初的季节，洗脸的水居然冰手。洗过脸后，神清气爽，我们散步走过两条街，去昨天吃过饭的饭店。街上不少骑自行车上班的人，铃声丁零零响，树上还有雾气没有退尽，像丝丝缕缕的白絮。空气又凉又湿，有重量似的。
赵红旗和张景乾先到了，餐桌上面摆着煮鸡蛋、馒头、葱油饼、小米粥，几个凉菜都是大盘的，老板娘跟我们打了声招呼就进了厨房，接着听到里面一阵声响，她又端出四盘热菜来。
“弄得太隆重了，”我说，“平时我们都不吃早餐的。”
“也没什么好吃的，你们将就将就。”赵红旗说，“晚上我看看能不能弄个野狍子，烤着吃吃。”
“千万别！”我们几个直摆手，连说好几遍，务必让赵红旗相信我们是认真的，不是跟他客气。
“那吃蛤蟆吧，现在的蛤蟆最肥。”赵红旗问小莫，“哎对了，老吴不是会捉蛇吗？让他捉两条来。”
“千万别千万别！”我们又开始猛摆手。
“我最怕蛇了。”我说。
“切成段炖熟了，你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小莫说，“女孩吃毒蛇还美容呢，脸上不长疙瘩。”
“我宁可长疙瘩。”我说。
周为和方磊也坚决反对吃蛇：“从现在开始除了绿叶的东西其他的我们都不吃了。”
张景乾让我们给逗笑了，对赵红旗说：“给他们弄点新鲜榛蘑炖老母鸡。”
吃完了饭，张景乾去上班，赵红旗开车，带着小莫跟我们去山上。公路像层层捆缚山的绳索，我们像陀螺似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往下面看时，松树镇变成了一个漏斗的底座。又开了一会，一些小煤窑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规模不大，大部分是斜井。往外运煤的小火车车厢，跟棺材差不多大小，开动的时候咣里咣当地响。工人们每天坐着这些小火车进掌子面工作，下班再坐着小火车出来。
赵红旗和小莫谁都认识，方磊和周为拿着摄像机取景的时候，他们跟煤窑主或者主管聊天。
他们无一例外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赵红旗说我们是拍电影的，他们的回答全都一样，“这地方有什么好拍的？”
“是煤矿里一些中学生的故事。”赵红旗说。
他们很快谈起真正关心的事情，贮藏量怎么样？煤质如何？找到买家没有？今年冬天的煤价是涨还是跌？他们都为钱焦虑，工人的工资拖欠得太久了，再不赶紧把煤发走弄回钱来，不知道哪天刨煤的大镐头就刨到他们的脑袋上了。
“你们早晨醒来，一抬头看见的是太阳初升，”赵红旗对我和小莫说，“我每天睁开眼睛，先得琢磨这样那样的费用，没有个三千四千的，推不开门啊！”
“进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小莫跟我说，“有钱的时候，唱卡拉OK他给我们一人找三个小姐。”
我们的笑声在山坡上滚动，方磊隔着百十来米，把镜头转向我们，赵红旗踢了小莫一脚。
赵红旗的矿在小煤窑里算大的，除了一个斜井，还有个竖井。他说这个竖井是以前国营煤矿留下来的，现在也能用，但太深了，有二百米呢。
我拽着井边防护用的绳索，探头往下看，黑黑的一柱空洞，通向地心，看得人眼晕。
方磊没敢上去，他是南方人，白白净净的，现在脸色更加苍白。他见我从上面下来，说我：“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你知道左拉吧？法国作家。”
方磊说知道名字，但没看过他的作品。
我说左拉有一次去煤矿做实地考察，在四十多米的井下，看到一匹高头大马拉着满满一车煤在隧道中走，他问向导：“你们每天是怎么让这匹牲口进出矿井的？”矿工们以为他在开玩笑，都笑起来。后来发现左拉是认真在问，才回答他说：“这马还是小马驹时，还能塞得进我们下来时乘的罐笼时，就被运下来了。这马是在井下长大的，因为没有光亮，一两年后它的眼睛就全瞎了。它在这煤道里面拉车拉到死为止，然后就被埋在这里。”
“左拉把这件事情写到了他的小说里面。”我说。
方磊的眼睛湿湿的，转身走了。
周为和赵红旗他们也听见了我的话，谁也没说什么。
我们在山上看到更多的被废弃的矿井，井口边煤矸石成堆地堆着，一度被工人们踩出来的小路重又被荒草覆盖。斜井像个既敞开又遮掩的房间，仿佛是专为罪行和勾当准备的。有一些竖井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深度少则十几米，多则几十米，有的井口边上长满了杂草，周为说这些杂草是“塞壬的歌声”。
赵红旗和小莫不知道什么是“塞壬的歌声”，我解释了几句。
“你们文化人，”赵红旗说，“说话带拐弯的！”
“景乾没准能知道。”小莫说。
“你觉得这地方行吗？”我问周为。
“我想要的东西，这里差不多都有。”
周为想在山坡上面找一棵树，不要树林，要孤零零的一棵，越老越高越粗越枝叶如伞越好，最好是梨树。他描述我小说里面的场景，问赵红旗和小莫有没有可能找到。
“就算有那样的树，”赵红旗说，“也早让人砍了。”
临下山前，小莫采了一大把雏菊放到车的后备厢里。
我们回饭店吃午餐，第三次登门，才注意到牌匾上面的五个大字：甜蜜蜜酒家。
饭店里另外有两桌客人，喝得脸红脖子粗的，张景乾坐在他们中间，脸已经是猪肝色了。我们一进门，赵红旗和小莫立刻被人拉过去，一直到我们这边菜上齐了，他们才回来。
“我看你们吃得都不多，”张景乾说，“让他们少炒了几个菜。”
少也还有八个呢，而且桌中央的蘑菇炖老母鸡是用盆盛上来的。赵红旗问喝不喝酒，周为说下午还要去学校看景，不喝了吧？
“行，不喝就不喝。”赵红旗一边让老板娘盛饭，一边给我们每人倒了杯啤酒，“当水喝，爱喝多少喝多少。”
我们的饭没吃上两口，邻桌有个人拎着三瓶啤酒，带着杯子走了过来，他说他是红旗、小莫、镇长——说到张景乾时他冲他嘿嘿一笑，“我有点高攀哈，镇长的朋友，而我们是他朋友的朋友，当然就是他的朋友。”
“朋友肯定是朋友，”没等我们接腔，赵红旗先站了起来，很亲热地拍拍来人的肩膀，掏心掏肺说什么机密话似的凑近那个人耳边说，“昨天他们喝了两杯啤酒就吐了。这样行不行，他们一人喝一口，剩下的我来？”
“看出来了吧？”来人指指赵红旗冲我们笑，“大哥是个讲究人！”
“那是那是。”我们说。
“别喝多了，就一人一口。”小莫提醒我们。
我们一人喝了一口，赵红旗挨个端起我们的杯子，把酒喝光。
“我也喝三杯。”敬酒的人自己给自己倒酒，啤酒沫像花朵在他的杯子里面盛开了三次，未及凋谢就被他吞下肚去，“这旮旯穷山恶水，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吱声！”
他刚回去，另外一个人就走了过来，也是带着三瓶啤酒和一个空杯子，话也说得和前一位差不多少。还是赵红旗替我们挡，我们喝一口，剩下的由赵红旗来。这一位又换来另一位，另一位接另另一位，每个人都过来敬酒，赵红旗、张景乾和小莫轮流上场，有时候，对方还会抢着替我们喝，我们三个人的杯子沾过多少人的口水，已经数不清了。但每次轮到我们三个人喝那表决心似的一口时，我们谁都没含糊。
午饭吃完，已经3点多钟了，为了醒酒，他们让老板娘沏热茶。厨师去市场买了一筐无核野枣，名字叫枣，实际上是微型的奇异果。皮是绿色的，很薄，酸里面夹着甜味，是长白山山区的特产。
小莫揭张景乾的老底，说他以前是文学青年，写过诗，其中有一首他还记得，叫《山》：“这山望着那山/那山望着这山/这山觉得那山高/那山看着这山好/这山崇拜那山/那山爱慕这山/这山望着那山/那山望着这山/地老天荒。”
我们鼓起掌来：“真棒哎！”
张景乾的脸本来就是紫红色的，也看不出他有多窘。
“我谈恋爱的时候跟我对象动不动就来首诗，弄得她老崇拜我了。”小莫说，“结婚以后她才知道诗是景乾写的。”
下午4点半钟，我们终于要离开“甜蜜蜜”了，这时去学校已经来不及了，赵红旗带我们去看国营大煤矿。
国营大煤矿到底气势不同，井口有十来米宽，高度也差不多有十来米。这张大嘴把整座山变成了巨大的青蛙，沿着井口墙壁亮着的灯光，像一个个泡泡从青蛙的嘴里吐出来。
我们刚好赶上白班工人下班。几百个工人，戴着带探灯的安全帽，穿着覆盖了煤尘的工作服，脚蹬着长筒胶靴，手里拎着装饭盒的网兜，从井口深处走出来。先是黑暗的一部分，然后从黑暗的背景中挣脱，朝我们走来。他们个个高大健壮，几乎都不说话，黑黑的脸让他们看上去既深沉又阴沉。
“这感觉太棒了！”周为激动起来，他盯着工人的模样，就好像他电影里的人物要从那中间跳出来似的。
方磊扛着摄像机在拍摄，有个工人经过他身边时，问他：“你们是《焦点访谈》的吗？”
“不是。”方磊回答。
赵红旗小莫张景乾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说着话，这时都转过头来朝我们这边望着。
“那你们是哪儿的？”
“电影学院的。”周为回答。
那个工人转身走开，跟另一个人说：“他们是电影学院的。”
随着他的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某种紧张感舒缓开来，仿佛原本有个无形的、巨大的系结，被扯开、抻平了。
晚饭我们又回到“甜蜜蜜”。中餐变成了啤酒战场，大家都没怎么吃东西，进门的时候，发现老板娘和厨师在给我们包芹菜馅饺子，菜绿莹莹的，加了很少的精肉，看上去很清爽。
“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赵红旗跟老板娘说，“知道我惦记啥。”
“肚子里的蛔虫是宠物啊。”小莫一本正经地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老板娘笑骂，转身跟我们说，“买到山梨了，你们先吃几个，解解酒，开开胃。我这就烧水下饺子。”
山梨个小，皮糙肉硬，但味道绝佳，是很硬的时候摘下来，放到一种特殊的蒿草里面捂熟的。
“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善解人意啊。”赵红旗咬了口梨，冲着老板娘笑，“你就像这梨，越捂越有味道啊！”
小莫的脚在桌子底下朝赵红旗踢，但却踹到了方磊的腿上，他疼得叫出了声，从椅子上直跳起来。
“哎哟，对不起对不起！”小莫说。
老板娘跟厨师收拾好东西，回厨房去了。
“大哥啊——”小莫冲赵红旗说。
“一撅腚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赵红旗脸沉下来，做了个让他闭嘴的动作。
“你拉完屎倒是痛快了，”小莫哼一声，“擦屁股的时候别找我啊。”
“在饭桌上呢，”张景乾敲敲饭桌，“文明点！”
小莫起身走出去，不一会带着一大把雏菊回来。他钻进厨房，弄了个大雪碧瓶子剪成的花瓶装着花，抱出来放到我面前：“送你的。”
“猪脑袋长犄角，”赵红旗哼一声，“净整那洋（羊）事。”
吃完晚饭回到小莫家的旅馆，赵红旗他们找了个人，组成了麻将局。周为方磊和我聊了会天。“‘甜蜜蜜’那个老板娘要是演我们电影里那个三陪，还真行，”周为说，“这个老板娘，成熟体贴、有心机、绵里藏针，对于一个初中男生来说，对付老板娘，就像小鸡跟老鹰叫板，戏剧性多强啊！你写的那个原来看着也行，但一比较，就觉得有些轻飘飘的了。”
“她不会演的，”方磊低头看着小腿鸡蛋大的一块瘀青，小莫那一下子还真是踢得不轻，“在这样的地方，演了三陪，她还不得让人说闲话说死。”
“不一定非让她来演，但可以把那个人物朝这个方向改改。”周为问我，“你说呢？”
“行啊，试试吧。”
赵红旗他们打麻将打到了天亮，吃早餐时，没精打采，呵欠连天的。张景乾吃了饭直接去上班了，我们要自己去学校，赵红旗和小莫不肯。
镇中学走路也就十五分钟。学校建在一个山坡上面，有高高的砖砌围墙。进入大门前有几十级水泥台阶，进门后正对着大操场。大门口往右，麻将牌似的建着四排房屋，每排有八间教室，房屋中间有一条通道，通向后操场。后操场的两边，有长长的水泥砌的厕所。进大门往左边走，是一座二层小楼，是教职工楼。
校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矮，胖，既矜持又和善。来之前小莫说，她之所以能在校长这个位置上坐稳当，是沾了她派出所所长弟弟的光。
校长看了周为和方磊的教师证身份证，也看了我的记者证，她很认真地挨个打量我们，她不相信我们，但又找不出可疑之处。
“是个什么样的电影呢？”她问。
“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周为回答说。
校长没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她显然听说过，电影的名字似乎也让她放心不少。周为又说了这部电影如何蜚声国际影坛，拿了多少大奖之类的话。绘声绘色是他的本事，别说校长，连我这个故事的原创者都忍不住顺着他现在的思路走下去，禁不住去想，真的啊，我们是可以拍成《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啊，那也不用“地下”了啊。
我们得到了校长的允许，去初二初三班寻找演员。学生们听说来了拍电影的，都炸了锅似的兴奋起来。先前的几个班都不理想，在初三（3）班，女班长听说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脸涨得红红的，眼睛紧盯着我们，身子动来动去，唯恐我们的目光会错过她。
“我当然不会错过她，”事后周为跟我说，“这个女孩子张扬、卖弄，渴望名利，还有她那长相举止，再合适不过了。”
但他故意忽略她，目光停留在一个神情羞怯的女生身上。
“你愿意和我们谈谈吗？”周为问她。
她点点头，脸红得像苹果。
我们往外走，走到教室门口，周为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看看那个女班长，她眼泪汪汪的，仍然紧盯着我们。
“——你也来吧。”周为说。
女班长低低地叫了一声，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时，把桌椅弄出很大的响声。加入到我们的阵营后，她紧紧地拉住同学的手，两个人交换了一下又惊又喜的目光。
我们来到学校外面的水泥台阶上，校长被市教育局打来的电话叫走了。方磊举着摄像机对着这两个女孩，比较内向、羞怯的，叫孙甜，女班长叫张今芳。
“你们要拍什么样的故事？”张今芳问。
“拍的时候会有剧本。”周为说，“现在还只是看外景和选演员。我们有可能选中你们，也有可能选不中。”
两个女孩子沉默了。
“除了学习，你们有什么业余爱好？”周为问。
“我喜欢唱歌跳舞。”张今芳说。
孙甜没吭声。她是个小美人，很耐看。
“她唱歌跳舞也挺好的，我们开联欢会时，都是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张今芳替孙甜回答，急不可耐地问我们，“如果我们拍了电影，是不是就会像魏敏芝那样？”
“你想像她那样吗？”
“当然想了。”张今芳说，“我很想当明星。”
“你想当明星吗？”周为问孙甜。
孙甜点点头。
“可我不是张艺谋啊，你们会不会失望？”
“不会，”张今芳说，“总归是拍电影啊。”
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男孩，这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角色。刚才在八个班里挑，没有一个男生适合。
张今芳听见我们的话，推荐她的男朋友：“刚才你还拍他来着，坐在我们班最后那排的高个男生。”她跟方磊说。
方磊倒回带子，周为伸头看了看那个男生，“我们考虑考虑。”周为说，问孙甜，“你有男朋友吗？”
孙甜摇摇头。
“追她的人多着呢。”张今芳说，“比追我的还多。”
孙甜用胳膊肘推了张今芳一下。
“她们行吗？”往回走的时候，小莫问。
“差不多，”周为说，“具体拍的时候，还得好好调教调教。我们想要她们本色出演，只要她们到时候不怵场就行。”
“这样就行了？”赵红旗问，“那我不是也可以演？”
“可以啊。”周为说，“到时候有什么角色适合真找到你，你可别推啊。”
“算了吧，”赵红旗说，“我可不行。”
我们走下山坡，拐向小莫家的旅馆时，经过一个市场。在市场的头上，有个很大的西瓜摊，老板说西瓜是昨天刚运来的，给我们搬来个小圆桌，几个小凳子，老板拿着刀唰唰几下，把西瓜剖好，递给我们。
有个少年在不远处，跟一条大黄狗在玩。“蹲下！”“起来！”少年在驯狗，狗要是听话，他从兜里掏出几粒花生米给它；狗要是不听话，他就打狗爪，一边打一边还叫：“打爪！打爪！打爪！”
方磊举起摄像机对着男孩子拍了一会，倒过来给周为看。
“你们认识他吗？”周为问小莫。
小莫问西瓜摊老板：“谁家的孩子？”
“老白家的。”老板叫了一声，“白云飞，你过来！”
白云飞回头看看，带着狗过来。人和狗都脏兮兮的，同时也都有股难以言传的快乐和自由。
“你怎么不上学呢？”周为问。
“你是老师吗？”白云飞反问。
“我还真是老师。”周为说。
白云飞愣了一下，上下打量着周为：“——不可能。”他看看方磊，“你们是电视台的吧？”
周为不置可否，问他：“你想不想上电视？”
“我上电视干啥？我也没做啥好事，”白云飞说，“也没做坏事！”
我们都让他逗笑了，周为看了我一眼，我也觉得他很合适。
“我们是拍电影的。”周为说，“你想不想拍电影？”
这回，白云飞是认认真真地看着我们了：“——我能拍什么？”
“那先不管，你就说你想不想拍？”周为问。
“——想。”
“你走近点，”周为说，“看着镜头，你做一个很恨的样子。”
白云飞犹豫了一下，对着镜头瞪了一下眼睛，他脸上单纯的笑容瞬间回缩攥紧，挤压出恶相，还有股狠劲。
“再笑一个，越高兴越好！”
白云飞好像还被刚才的情绪控制着，过了一会，才笑出来，他的牙挺白的，很整齐。
“我们中午带着他一起吃饭吧？”周为问赵红旗，“我需要和他多接触。”
“你带他睡觉我们也管不着啊。”赵红旗呵呵笑着说。
我们把白云飞带到“甜蜜蜜”，老板娘听说这是我们挑中的演员，很好奇地打量他，厨师也跑出来，他认识白云飞的爸：“后山那个老白，对不对？”
白云飞点点头。
“吃完饭去你家看看，行吗？”周为问。
“行啊。”他很爽快。
赵红旗和小莫还是陪着我们，他们把车开到山脚下，说好了在这里等，我们就单独跟白云飞走了。山坡上面的房子错落地建着，每家都有前后院，方磊跟白云飞落在后面，嘀嘀咕咕的，周为低声跟我说：“他们聊私生活呢。”
“这个小家伙挺有点意思的。”
刚才吃饭时，白云飞承认自己有女朋友，不过不在这里，在另外一个镇上，他经常沿铁路走两个小时去看她。
“我今晚还去！”他说。
他等不及要把自己要演电影的消息告诉她。
白云飞的家在一个歪歪扭扭的胡同里，院子里面种着棵沙果树，小果子结在树上，正在从青转红。房子是三间红砖房，挺破败的，后院里种着的向日葵，有两三棵长疯了，一直蹿到房顶上，黄艳艳地仰脸追逐着太阳光。
周为和方磊激动得不得了，四处找角度拍向日葵。
一个中年女人走出来，看到那么多陌生人跟着儿子回来，其中一个还扛着摄像机，吃惊不小。
她的眼睛跟白云飞很像，年轻的时候，想必也是让很多男人心动过的。但长期的愁苦在她的脸上生了根，改变了她的容颜，她的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像两片小刀子。
我们为这样贸然登门跟她道歉，她点点头，狠狠地盯一眼白云飞。我们说要请她的儿子演电影时，她又惊奇地打量他，好像突然之间他变陌生了。
白云飞家所有的一切，都沾着煤味。走进屋里，仿佛夜晚提前降临了，墙壁发黑，厨房炉子上面的墙壁则是墨黑，上面浮着很厚的煤粉和灰尘；炉子上的饭锅和水壶，被煤烟熏得乌蒙蒙的。橱柜里面的盆盆罐罐、盘子碗筷子非残即旧，既旧且残。
房间一共有三间，两间带窗子的房间，家具很少，无非是地桌、木凳和箱子，箱子上面摞着被褥。在厨房的旁边有一间很小的房间，开门就是炕，没有窗，炕上面坐着个女孩子，光着身子，皮肤黑黄，表情憨痴，瞪着跟妈妈和哥哥很像的大眼睛，咯地一笑。
我的心一紧，好像被她的笑容咬了一口。
白云飞的妈妈过来，抬手放下了门口的布帘。
“生下来就傻。”她跟我说话，眼睛却望着方磊。那个摄像机似乎让她很不安，仿佛那个是枪口。
“如果我们用白云飞，”我悄悄问周为，“会给他多少报酬？”
“没多少，”周为说，“意思意思而已。”
我们离开的时候，白云飞也要跟我们走。
“你留在家里吧。”周为说，“我们一个月后回来找你。”
“你们肯定会回来吗？”他问。
“当然了。”周为笑笑，“你得好好上学，好好听父母的话啊！”
白云飞点点头。
赵红旗和小莫在车里睡着了，老远就听见他们的打鼾声。我们说演员定了，景也看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就走。
他们不让，“哪能说走就走？”赵红旗说。
“反正一个月后就回来了，还有不少工作要准备呢。”周为说，转向小莫，“你们家旅馆别住外人了，都给我们留着。我提前一个礼拜跟你联系。”
小莫说没问题，他马上开始修浴室。
我们在松树镇的最后一顿饭吃得像年夜饭，赵红旗张景乾小莫都喝了不少酒，我们也各尽所能地喝，老板娘陪我们坐了半天，跟我们每个人都单喝了一杯。
“这顿饭我请客！”她强调。
“我们回来的时候，”周为说，“得把你这儿变成剧组食堂了。”
“那是我的光荣啊。”老板娘爽快地说，“放心吧，我不挣你们钱，就收个工本费。”
我们去车站的时候，张今芳和孙甜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跑来送我们。
“你们一定会回来的吧？”她们问了一遍又一遍。火车开起来时，张今芳一边跟着火车跑，一边还在问。
“一定。”我们跟张今芳挥手，跟孙甜挥手，跟赵红旗张景乾小莫挥手，跟松树镇挥手。我们确实以为我们会回来，在一个月后。但我们没有，三个月后也没有，三年，十年，我们没再去过松树镇。
今年冬天下第二场雪的时候，我接到陌生人的电话，他先确认了我的身份，接着说自己是警察，直到他提到孙甜，提起松树镇，我才明白这不是哪个朋友跟我搞恶作剧，“我们想请你来一下。”警察说。
我出门的时候，雪已经下了半尺了，雪花很小，散落成了棉絮末，落到皮肤上，点点滴滴的湿凉。我站在街边打车打了好半天，很后悔刚才拒绝他们派车来接我。最后我主动提出加钱，才有司机愿意拉我去铁北监狱。
接待我的警察姓刘，电话也是他打的。他在市局负责普法教育方面的工作，正在拍的专题片里面涉及孙甜的案子，孙甜拒绝合作，除非他们安排我跟她见面。
“她干了什么？”
“杀了她男朋友。”
刘警察带我进了一个小会客室，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很大的桌子，椅子是折叠的沙发椅，墙上没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条幅。刘警察给我沏茶前还问了我一句：“天冷，喝乌龙茶吧？”
我说好，问她：“她为什么杀她男朋友？”
“她跟电视台台长有暧昧关系，被她男朋友发现了，小伙子要把事情捅出去，她就杀了他。”
刘警察打了个电话，让人把孙甜带过来。他把沏好的茶放到我面前，纸杯有些烫，茶是好茶，暖香袅袅。
“被捕前孙甜在电视台当主持人，是招聘的。她原本希望能通过台长的关系，把自己调进省台呢。她很漂亮，又上镜，拍专题片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门外有人敲门，两个警察带着孙甜过来，一个说了几句就离开了，另一个跟孙甜并排坐在了桌子对面。刘警察给他们一人一杯茶，然后走到旁边，打开了录像机，我看了他一眼，但他并未做任何解释，好像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孙甜穿着囚服，头发和脸孔都很干净，眼睛比我记忆中要大，也更亮。她坐在我对面，打量着我，确认我是当年到过松树镇的那个人以后，问我：“你们怎么没来拍电影？你们不是说一定会来的吗？”
“投资方撤资，我们也没办法。”我没说我们拍的是个地下电影，是个烧钱的玩意，投资方的艺术热情燃烧了一阵子就清醒过来了。
“我们一直等你们来！”孙甜说。
“——对不起！”
“谁都知道我们要拍电影了，谁都问我们，在电影里面要演什么。”孙甜看着我，“我们不知道电影里要演什么。你现在告诉我，那个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
那是十年前的剧本了，有些细节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我不能不回答孙甜的问题：“是煤矿里的几个初中生，白云飞扮演的男生跟你还有张今芳扮演的女生是同学，白云飞很喜欢你，但你却跟体育老师好上了，还怀孕了，他为了帮你忙，去找张今芳借钱。在电影里，张今芳的爸爸是小煤窑主，很有钱。张今芳不肯借钱给白云飞，说话还很刻薄，把白云飞给惹火了，他就想绑架张今芳，跟她爸爸要钱。张今芳逃跑时，掉到了一口废弃的矿井里。白云飞去勒索张今芳的爸爸，被警察抓住了，他到底也没能帮上你——你演的那个女生——的忙。”
“什么破剧本！”孙甜沉默了一会说，“难怪拍不成。”
“她是怎么干的？”他们离开后我问刘警察。
“她开车撞死了他。被人看见了，还记住了车号。”
“——她会死吗？”
“——谁都会死。”刘警察笑了一下。
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我送回家。外面黑沉沉的，我的脸映在玻璃上面，闪闪烁烁，表情则是支离破碎的。
我下车时，雪也停了，地面上的雪如新铺的被褥，闻得到淡淡的、清冷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