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大学”第一课——从学习采访开始
美国《塔尔萨论坛报》编辑鲍勃?福尔斯曼说过：“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进行访问是决当不好记者的。”可见，新闻采访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多么重要。新闻采访的知识与技能是新闻记者重要的修养之一。我一踏上记者岗位，就尝到了缺乏这方面修养之苦。
1964年8月，我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山东分社担任见习记者。第二年春天，山东分社政文组组长魏文华对我说：“现在实行‘两种教育制度’。肥城县有个百尺农业中学，听说办得不错。你到肥城去一趟，看能不能写一篇反映‘半农半读’优越性的稿子。”
领受采访任务之后，我当天就赶到肥城县。在县教育局，我首先了解全县兴办农业中学的概况，接着就到百尺农中所在地调研。我问一位老大爷：“咱村的农业中学办得怎么样？”老大爷说：“好啊。”我问：“怎么个好法，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大爷说：“不孬！”盘问了半天，也没把老大爷的话匣子打开，这次采访失败了。
回到济南，魏文华帮我分析采访失败的原因，还教给我一些采访方法。他说：“你再到肥城去一趟，多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
第二次到肥城，搜集了不少素材，但依然理不出头绪，憋了两天，稿子还是写不出来，没法向魏文华“交账”。这时，我对自己能不能当记者产生了怀疑。我没有读过新闻专业，交际能力不强，到基层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这些都是记者成长的不利因素。有一天，我拉开抽屉，看到了记者证。我想，如果有一天真的要把我的记者证收回去，将是终生遗憾！
魏文华曾经在新华社总社文教组当编辑，对“两种教育制度”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比较清楚，对“半农半读”学校很有感情。1964年魏文华以《咱们的庄户学校》为题，报道了两位知识青年创办临淄城关农业中学的事迹，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他对我说：“农业中学的兴办符合农民的心愿，你再去一次，争取完成任务。”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再三”，第三次到肥城，我抹不开面子。新华社山东分社政治文教组老记者姜文品见我有点儿为难，对魏文华说：“别让小南去了吧，换一个题目让小南试试。”魏文华说：“对年轻人就是要‘逼’，不‘逼’成不了大器！”退路被堵死，我只好硬着头皮，三下肥城。
这一次，我没有在县城招待所停留，直接下到城关公社百尺、罗窑等生产大队采访，从农户中了解农业中学学生的典型事例。
百尺农业中学实行走读制，学生学习在校、劳动在队、食宿在家，每年有五个月左右同社员一起劳动，许多学生把生产队当成家，对集体的事情越来越关心。三年级学生张法增，经常同外号“管得宽”的老贫农王玉生在一块劳动，受到感染。1965年春天甘薯育苗时，张法增主动要求为生产队照看甘薯苗床。他白天在农业中学学习，夜里负责测量甘薯苗床的温度，给苗床喷水，一夜要起来好几次，眼都熬红了。1964年夏收以后，百尺大队第八生产队表扬了四个维护集体利益的模范社员，其中有三个是百尺农业中学的学生。1965年春天甘薯育苗时，十几个生产队都把看管苗床的工作交给农业中学学生。贫下中农说，农业中学的孩子和集体长的是一个心眼儿，重要的活交给他们俺放心！这一年，百尺农业中学应届毕业的39名学生中有35人被社员选中，要他们毕业后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员、保管员、技术员。百尺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农民代表说：“像这样思想好、技术高的学生，谁不喜欢要！”
经过补充采访，我写成了一篇题为“农中学生和生产集体一个心眼儿”的记者来信。稿件经魏文华同志审改，寄送《人民日报》社。1965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了这篇“记者来信”。在这一版上，编辑部还撰写了一篇题为“怎样看待教学质量”的编后记。编者写道：“检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学质量，是要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不是能文能武，是不是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
刚一参加工作就屡遭失败，思想压力很大。为了学习新闻采访的知识与技能，我拜分社的老记者为师，同时还借了几本关于新闻采访方面的书，从简单的基础知识学起。在实践过程中，也注意积累采访经验，随时记下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就这样，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在这所以社会为课堂的“新闻大学”里，我逐渐补上了新闻采访这一课。
采访是记者的生活
“什么是采访？”尽管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在我当了多年记者之后还是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有人认为
“采访”就是“访问”，有人认为在采访对象面前摊开笔记本的那段时间才叫“采访”。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认识。那时，我把摊开笔记本以前那段宝贵时间排斥在“采访”之外。现在才知道，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采访”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让我们从词源角度作一点分析。
“采访”一词是由“采”和“访”两个字组成的。“采”字有两种含义：一是“摘取”；二是“搜集”。《汉书?艺文志》上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种“采诗之官”巡行天下，专门调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为施政者提供借鉴。他们的工作有点像记者的采访活动。“访”字也有两种含义：一是访问、咨询；二是寻觅。《尚书?洪范》中的“王访于箕子”，《晋书?儒林传序》中“博访遗事”的“访”字就含有“访问”“寻求”
之意。
“采访”一词起于何时，我没有考证，但在晋人干宝的《搜神记序》里就开始把“采”“访”两个字连在一起使用。干宝写道：“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这里的“采访”同现在使用的“采访”，含义已十分接近。公元16世纪至17世纪，随着近代报纸的出现，许多报馆有了专职的新闻记者或访员，“采访”一词渐渐成为新闻工作的专用术语，指的是新闻工作者为了取得新闻而进行的活动，包括了解情况、分析情况、组织报道和酝酿写作。
在搞清“采访”一词的来源及确切含义之后，我对新闻采访有了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采访不仅含有“访问”之义，而且含有“搜集”之义。把“采访”单纯理解为“访问”，而忽视了“搜集”，只说对了一半。
第二，无论是“摘取”“搜集”，还是“访问”“寻求”，都包含着积极探索精神，因此可以说“采访”是一种主动的行为。戈公振编译的《新闻学撮要》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话：
“空气中充满了新闻。到处都在等候新闻采访人。家家屋里都藏着新闻，处处交易的地方也是如此。新闻是用不着去制造；新闻是存在的。新闻必等人去寻觅。”
“新闻普通是不会飞来的，是取来的，是要搜寻的，掘取的……完全等候新闻向自己身边飞来的编辑和访员，是一定缺乏材料，无事可做的。”
这两段话道出了采访活动的真谛。
在西方，记者采访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他们积极寻觅的意识很强；在我们国家，许多单位积极主动地为记者提供线索、提供情况。这种优越的社会条件使有些新闻记者“积极寻觅”的观念淡漠了。我们应该从积极的方面探索
“采访”的本质，而不应该消极地“等候新闻向自己身边飞来”。
第三，“采访”既然是指新闻工作者为了取得新闻而进行的活动，那么，它不是从摊开采访本的时候开始，也不是合上采访本的时候结束，而是贯穿于记者新闻生涯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采访不仅是记者的工作，而且是记者的生活。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除了睡眠，随时随地都在留心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现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也可以说，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随时随地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采访活动。
1983年春天，我坐火车到烟台去。走进卧铺车厢，看到挤满了人。我问了身旁几位旅客，全都是到烟台参加各种会议的。一个五金订货会就有5 000多人，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同志也认为没有必要召开这么大型的会议。
清晨，火车到达终点站。我走出检票口，看到各种会议接待站的牌子林立，花花绿绿的，数了数，共12块。我身后的一位旅客说：“怪不得车厢里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火车都叫开会的人包啦！”车站附近的广场上，停着迎接会议代表的大篷车、小面包、小吉普和小卧车。一位司机对我说：“现在还不是会议旺季，等烟台苹果下来时，各种会议那才叫‘多’呢！”
无须烟台地委负责人专门介绍，单凭这些见闻便可以写一篇《烟台的会》。
第四，鉴于对“采访”一词的新认识，我觉得采访活功应包含以下内容：
——日常的知识积累、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
——广泛了解情况，取得新闻线索；
——调动和运用各种手段，详尽地搜集新闻素材；
——综合分析，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明确主题思想，完成新闻作品的构思。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写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一次的采访活动告一段落了。
采访前的准备
《礼记?中庸》里有这样一句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意思是说不论做什么事情，事先有计划和准备就能成功；没有计划和准备就做不成。新闻采访也不例外。
中外许多名记者在进行重要采访之前，都要做长时间的、充分的准备。斯诺在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之前，曾经研究过中国革命与战争问题。1936年6月，他带着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只身进入陕甘宁边区。在为期4个月的采访中，他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终于写成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
年仅二十六七岁的范长江之所以能写出《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的不朽之作，与他采访前的准备分不开。范长江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围绕这两个中心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搜集了许多有关资料。由于有了充分准备，所以他写的通讯谈古论今，意趣横生。他的远见卓识和广博的知识获得广大读者的称颂。《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几个月之内连出七版，一时脍炙人口。
采访前的准备分为直接准备和间接准备。直接准备是以某一次具体采访活动为目的的临时性准备；间接准备是不以某一次具体采访活动为目的的经常性准备。新闻记者平时的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广泛了解情况、钻研各种业务知识等等，属于间接准备。间接准备对于采访的作用是看不见的，然而是巨大的。要使自己的采访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必须重视间接准备。
但是，对于某一次具体采访活动有明显帮助的，还是采访前夕的直接准备。1979年3月，我和冯森龄同志接受了赴南斯拉夫访问的任务。我长期担任农业记者，跑农村，钻山沟，对国外的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对南斯拉夫的情况了解得更少，刚接受任务时思想压力很大。
后来我同冯森龄同志商量，要改变这种被动状况，唯一的办法是把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出访前两个月，我们就着手阅读《铁托传》《南斯拉夫简史》《南苏关系经历》《南斯拉夫农业发展的道路》《南斯拉夫散记》《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选》等书的有关章节，翻阅有关南斯拉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剪报资料，选读南斯拉夫1974年通过的《宪法》和《联合劳动法》，摘录了10多万字的笔记。
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充分，在研究南斯拉夫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同时，我们还访问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了解国内干部队伍状况和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访问了国家计委，了解国内在实行计划经济过程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访问了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石油化工公司、天津第二毛纺厂、天津新河造船厂和新港码头，了解国内大中型企业的状况，听取企业领导干部对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有了这些准备，在南斯拉夫采访时，不仅可以绕开常识性问题，很快就触及问题的实质，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把国外情况同国内情况作比较。
譬如，出国之前我们了解到国内许多企业缺乏竞争观念和竞争能力。在南斯拉夫访问时，我们特别留心这方面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同翻译一起在波黑共和国首府萨拉热窝的街上散步。在一条狭窄而又繁华的街市上，看到好几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开设的服装店，当地工厂开设的服装店就更多了。每个店铺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夏令时装，虽然售货员并不特别地招引顾客，但这么多同类服装店设在一起，无形中起到了竞赛的作用。顾客尽量选购质地优良、式样美观、价格低廉的产品，结果，有的服装店门庭若市，有的服装店却较为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