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的童年当中过得最为充实的日子就是那些我与心爱之书共同度过的日子，虽然我以为自己不曾有过这样的日子。所有那些似乎是为他人而存在的，被我当作是妨碍我崇高享受的俗事而置之不顾的——比如小伙伴在我读到最精彩段落的时候来找我玩耍，讨厌的蜜蜂或一束阳光使我不得不从书页中抬起头来或者变换姿势，别人强迫我端来的茶点我放在旁边一动未动，而头顶上的太阳却在蓝天下逐渐退热，晚餐成了我不得不回家的理由，吃晚餐的时候我又只想着赶快吃完上楼把剩余的部分读完——阅读本应让我对所有这些事都不胜其烦，但相反的是，它们镌刻在我心中的回忆如此甜美（以我现在的评价来看要比当时全身心去阅读的东西还珍贵得多），如果说我今天还偶尔翻阅以前看过的书籍，我也不过是在翻看唯一保存了我青葱岁月的日历，希望能从书页里再看到早已消失的房屋和池塘的影子。
恐怕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能回忆起自己在假期中的阅读时光，那是一天当中足够安宁、足以庇护我们安静阅读而不受打扰的时光。每天上午，我从公园里回来，而其他的人都还在外出散步，我就会溜进餐厅。由于午餐时间尚早，那里除了年迈寡言的费利西之外就没有别人进来，唯一与我做伴又最尊重阅读的是挂在墙上的彩绘盘子、刚刚撕下前一页的日历、自说自话而不求回应的钟表和炉火——它们的窃窃私语不像人类的语言那样具有意义，不会把我读进去的句子转换成别的意思。我在椅子上坐定，椅子旁边燃着一小堆柴火。对于这堆柴火，我那一大早起来打理花园的叔叔会在午餐的时候说道：“这又没什么害处！我可以有点火的。要知道，早上六点的菜园子可真是冷啊！毕竟再过一周就到复活节了！”而现在离我不得不放下书本的午餐时间还有整整两个小时。从紧闭的窗户外不时地传来水泵的汩汩声，水快要从水泵里流出来了，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向窗外望去：不远处，在花园的幽径边上，有一些用砖块和半月形陶瓦砌成的三色堇花坛；成片的三色堇花盛放着，有些像无比美丽、色彩绚烂的天空，仿佛从教堂的彩窗上倒映出来的艳影，而这样的艳影时常在农家的屋顶之间看到，又有些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阴郁，或者是在暴风雨之后，夜晚来临之时的暮气沉沉。不幸的事，厨娘要早早地进来布置餐桌；要是她能在干活的时候默不作声就好了！可她觉得自己有责任问一句：“您看上去不太舒服，需要我把桌子挪近一点吗？”而我仅仅是回答一句“不用，谢谢”，也需要将我嘴里的声音来个急刹车，再从遥远的地方把它拉回来，因为它正随着眼睛的移动而快速、无声地诵读着；我必须得让它停下，让它发出声来，正确地说上一句“不用，谢谢”，这样才能恢复它日常的状态和应答的语调。时间在流逝；人们往往在离午餐时间还早的时候就陆续走进餐厅——他们要么是走累了，抄了条近路，直接从“梅塞格里斯路”赶回来，要么是“有什么东西要写”，上午根本就没有出门。他们当然会客气地说一声“我不想打搅你”，但他们同时又向柴火堆靠拢，看看时间，然后声明现在吃午饭也不错。无论是谁“留下来写点东西”，他们都要向他或她表达一种特别的敬意，微笑地说“您在保持通信呐”，微笑里饱含了尊敬、神秘、猥亵和慎重的意味，好像这小小的“通信”既是国家机密，又是一种特权、一种暧昧关系和一种病态。有些人等不及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提前做好了准备。这真叫人难过，因为他们让别人误以为午餐时间已经到了，而我的父母也会过早地说出那句致命的话：“好了，合上你的书，我们就要吃午饭了。”一切准备就绪，桌布上摆好了每个人的餐具，只剩下叔叔的玻璃咖啡壶没有上桌了。咖啡壶要等到午饭结束后才拿出来，由园丁兼任厨师的叔叔来亲自冲泡咖啡。那个瓶瓶罐罐的玩意儿复杂得像什么搞物理实验的仪器，只是闻起来很香；而且，看着里面的液体突然沸腾起来，涌入玻璃罩子，然后在充满蒸汽的内壁上留下喷香的褐色残渣，这真是一种享受；还有奶油和草莓，我的叔叔总是以同样的比例将它们混合起来，凭借着他调色师的经验和美食家的直觉，只要粉色的色调一达到要求，他就立马停下来。这午餐时间显得多么漫长啊！我的婶祖母只要对每道菜稍微品尝一下，就能给出她的评价，态度平静得让你觉得即使你驳斥了她的观点也不会得到她的认可。对于小说和诗歌，尽管她很精通，但她总是以女性的谦卑来对其他更有见地的人的意见表示尊重。她相信这属于随心所欲的范畴，个人的喜好无法成为真理的标准。而对于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规矩和准则，比如某些菜肴的烹饪方法，莫扎特奏鸣曲的演奏方式，或者优雅的待客之道，她确信自己是完全掌握好分寸的，能够判断出别人究竟做到了几分。更何况，要完美地做到这三件事，几乎都是同样的标准：简洁、适度、迷人。她十分厌恶在菜肴里加入不必要的调味品，厌恶矫揉造作的演奏或过多地使用踏板，还厌恶待客时的态度不够自然或过多地谈论自己。她只要尝到一口菜，听到几个音符，或者接到一个简单的邀请，就马上说自己有了判断，知道这些事物的背后是否有一个好厨师、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或者一个有教养的女子。“她也许技巧比我熟练，但她没什么品位，把一段非常简单的行板都弹得花里胡哨的。”“她也许是个非常出色的女子，有各种美好的品质，但分寸掌握得却不太好，居然在这样的场合聊自家的长短。”“她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厨师，可她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土豆煎牛排。”事实上，土豆煎牛排这道菜是个理想的比赛项目，因为简单所以难做，好比烹饪中的悲怆奏鸣曲，又好比社交生活中，一位夫人跑来向你询问一个仆人的事情，从这个简单的行为中就能看出她是否足够得体、有教养。我的祖父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巴不得每道菜都做得很成功，可他又对烹饪知之甚少，就算哪道菜做砸了，他也品尝不出来。有时候他很愿意承认菜做得不好，可这样的时候少之又少，而且他也只是随便那么一说。于是我的婶祖母总是跟他唱反调，总是有理有据地批评厨师不会做菜，这可太让他难受了。为了避免和他吵嘴，我的婶祖母经常都是用嘴巴沾一下菜，然后一言不发，我们马上就知道她不喜欢这道菜。她尽管保持沉默，可她温柔的眼中透着笃定和坚持，能把我的祖父气得暴跳如雷。他没好声气地央请她发表意见，看到她默不作声的样子又很不耐烦，不断地问她问题，最后开始大发脾气。谁都能感觉到，她是宁可忍受，也不愿被迫承认我祖父的观点：甜点做得并不是太甜。
吃完午饭，我立刻又开始读书；特别是遇到天气暖和的时候，所有人都上楼回各自的房间，我也乐得跑回自己的屋子，爬上一小段逼仄的楼梯，就到了一个独立的平层，平层距离地面很矮，小孩子翻过窗台就能直接跳到街上去。我走到窗户边上关窗户，没有躲掉对面的修枪匠跟我打招呼——每天的午饭后，他总是趁着放下雨篷的机会坐到门口抽烟斗，跟过往的行人问安，行人有时会停下来聊几句。根据被梅坡公司[8]和英国室内设计师们奉为圭臬的威廉·莫里斯理论，一间卧室是否漂亮，就看它是否只陈放了对我们有用处的物品，而任何有用处的物品，哪怕一枚普通的钉子，都不该受到遮挡。这些卧室如此洁净，只剩赤裸裸的铜条床架，光秃秃的墙面上挂着几幅名作复制品。以这样的审美观来看，我的卧室绝说不上漂亮，因为里面到处是些无用的东西，它们还不偏不倚地遮挡住那些尚有用处的东西，让人很难拿到。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用处、似乎只为了其自身愉悦而存在的东西才构成了我的卧室之美。白色的帷帐高高挂起，床铺仿佛隐匿在祭坛的深处，而不为人所观瞻；散落的绸料压脚被、花朵图案的床罩、刺绣被套、细亚麻布枕套，我的床铺在白天的时候就消失在这所有东西的下面，好像玛丽月[9]期间笼罩在鲜花和华彩之下的祭坛，到了晚上，我得上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旁边的扶手椅上，让它们安稳地在那儿过夜；床铺的边上还有三件套的玻璃制品，印着蓝色的花纹，配套的糖罐和水罐（从我来这里的第二天开始就是空的，因为姑母嘱咐我不要往里盛东西，怕打翻了），好像某种宗教仪式的器具——几乎同旁边小玻璃瓶中珍贵的香橙花液体一般神圣——即使它们不是圣体盒，我也不敢有半点要亵渎或私自使用的想法，我甚至在脱衣服之前还要思虑再三，生怕一不小心碰倒了它们；精巧的镂空钩编长巾为扶手椅的靠背覆盖上一层白色的玫瑰图案，这些玫瑰一定有刺，因为我总是在阅读完之后想起身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钩住了；为避免磕碰，大大的落地钟躲在玻璃罩子底下，它对着远道而来的贝壳和一朵古老的伤感之花窃窃私语，可它实在太重了，根本抬不起来，一旦停摆之后，除了钟表匠之外没有敢给它上发条；白色的镂空花边布像覆盖祭坛一样覆盖着五斗橱，其上装饰有两只花瓶、一幅圣像和一根圣枝，看起来就像圣餐桌（每天卧室整理完之后摆放在那里的祈祷跪凳更让人产生如此的联想），但花边布的花边总是要夹进抽屉的缝隙里，让抽屉完全打不开，就算拿一条手帕，我也不得不把圣像、圣花瓶和圣枝全拿下来，整个人摇摇晃晃的，还得腾出手来扶住跪凳；最后还有薄布窗帘、厚重的细布窗帘和更厚重的锦缎窗帘组成的三层窗帘，它们时常处于阳光的照耀之下，总是像山楂花那样白净、悦目，可最为恼人的是我每次想要打开或关上窗户的时候，这些窗帘都很笨重、死板地在平行的木杆上滑动，然后两两裹在一起，或者干脆三层都裹在窗户上，难分难解，如果我有幸解开了第一层，第二层就会立刻裹进去，缠得死死的，仿佛真有一棵山楂树在那儿扎了根，或者有一只异想天开的燕子在那里筑了巢，以至于最终我不得不在另一位家庭成员的帮助下完成开关窗帘这一看似简单的动作；所有这些物件的存在，不仅满足不了我的任何需要，反而切切实实地制造了一些小麻烦——它们显然不是为了服务于谁才被放置在那里的，它们让我的房间充满了多少私密的情怀，那种选择在此生活并自得其乐的倾向与态度，就像林间空地上的树，或者路边、老墙上的花朵。它们以丰富、静默的生命来填充它，以神秘的气息来装点它，让我的身体失落、沉迷于这神秘之中；它们把这间卧室变作一所小教堂，阳光只要穿透我叔叔安在窗户上方的红色玻璃窗格，就能把窗帘上的山楂花变成粉红，再在墙壁上洒下奇特的闪闪烁烁的斑点，仿佛这小教堂藏身于一座彩窗的教堂大殿之中；由于离得近，我们的房子里能听见教堂钟声的响亮回响，尤其是到了盛大的宗教节日，教堂的临时祭坛通过一条花径与我们的房子相连，我总以为这钟声就在我们家的屋顶下敲响，就在我的窗户正上方——我经常从那窗户里望见手拿日课经的牧师、晚祷归来的姑母，或者为我们带来圣餐面包的唱诗班男孩。至于布朗所拍摄的波提切利的《春》，或者里尔博物馆的《无名女士》复制品，威廉·莫里斯倒是对它们的无用之美作出了让步，允许它们出现在梅坡公司设计的墙壁和壁炉架上，而我必须承认，在我的房间里，它们的位置被一幅欧仁亲王的版画取代了，版画上的亲王身着土耳其式长袍，相貌英俊、威武。我曾经十分震惊地在某个车站餐厅的门口看到过这幅画，那时是晚上，冰雹猛烈地敲击着火车，这幅画就出现在一个饼干品牌的广告里，那亲王仍旧是一副英俊、威武的样子。现在我怀疑这幅画是我的祖父从一个慷慨的制造商那里得来的，后来才一直挂在我的卧室里。可当时的我并不关心它的来路如何，只觉得它神秘、有历史感，我也没有设想它可能是诸多复制品中的一件，因为我把它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它永久地居住在这里，和我共同这个房间，而我每一年都会重新发现它，看到它不变的容颜。可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它了，估计以后也不会再见到它了。当然，如果我有幸与它重逢，它一定会比波提切利的《春》有更多的话要对我说。我不想效仿那些有品位的人：他们用喜爱的名作的复制品来装饰自己的家，为了减轻记忆的负担，将珍贵的图像托付给木刻的相框；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品位来安排卧室，完全排除那些不符合品位的东西。对我而言，只有房间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所有生命的语言和生活的品位都迥异于我自己的，没有任何我个人意识的痕迹，我的想象力因潜入非我的核心而激昂奔放，我才感觉到自己在生活和思考；我唯一幸福的时刻，是在我走进一间外省旅馆的时候，不管是俯视港口的车站大道，还是教堂广场，这些旅馆都有一条长长的冷飕飕的走廊，室内的暖气敌不过室外凛冽的寒风，详尽的本地地图仍旧是墙上唯一的装饰，每一种声响都在打破寂静的同时更烘托出寂静，房间里保留着一股陈腐的味道，新鲜空气能将之驱散却无法清除，鼻孔上百次地吸入这陈腐，让人的想象力也能闻见它，想象力为它着了迷，把它作为样本，试图通过思考与记忆来再造它所包含的一切；傍晚，当你打开房门，你感觉自己侵犯了那散落于其中的生命，当你关上门，走进房间，走到桌子或窗户那里，你又感觉自己勇敢地抓住了那生命的手；坐在本地家具商生产的他们所谓的巴黎风格的长椅上，你感觉与那生命在肆意地缠绵；你本来想放开手脚，把自己的东西随便放一放，假装是这房间的主人，虽然里面满是他人的影子，虽然从柴火架子的形状到窗帘的图案都还留有他人梦境的痕迹，或者光脚走一下那陌生的地毯，你仍然感觉自己随处都能触碰到它赤裸的存在；接着你浑身颤抖着去闩门，你感觉自己把那神秘的生命也锁进了身体里；你驱赶着它在你之前上了床，最后和你睡进同一个被窝，宽大的白色被单盖到了你的脸上，就在此时，附近的教堂敲响了钟声，整个小镇又进入了一个对情人和垂死者而言无眠的夜晚。
我刚在房间里读书没多久，就不得不去离村子一公里以外的公园。茶点被装在篮子里带过来，分发给岸边的孩子们，我的书被放在草地上，不准我拿起，可一旦这段强制游玩的时间结束，我就会早早退出下午茶的聚会。稍远一些的地方是公园的隐秘地带，草木相当的茂盛，河流也不再是一条人工的、笔直的河道，河面上没有天鹅嬉水，河道两旁没有讨人喜欢的雕塑，河中央也没有不时跃起的鲤鱼；河流到了那里加快了速度，一路奔涌着出了公园的围墙，成为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一条本应该有名字的河，并且迅速地向四周蔓延开来（它还是那一条两岸都立着雕塑、河面浮着天鹅的河吗？）——它漫延在牛群卧睡的草场中间，把草场的毛茛草淹没了，漫延在草地上，把草地浸泡得泥泞不堪；它在这边和村子相连，最终通向一些据说是中世纪遗迹的破败的塔楼，而在另一边，沿着蜿蜒的长满野蔷薇和山楂树的小径，它通向“自然”，无限地延伸下去，延伸到别的村子，未知的地方。我趁着其他人还在天鹅旁边享用下午茶的时候溜到公园的隐秘地带，找一片树阴底下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坐下，背靠修剪过的榛子树丛，仔细地观察石刁柏的苗床，草莓园的边缘，经常让马匹转着圈来抽水的水池“，公园尽头”的白色大门，还有更远处，开满罂粟花和矢车菊的草地。我藏的地方很安静，几乎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更让我有安全感的是，我能听见低处有人在到处呼唤我的名字，有时候甚至都离得越来越近了，已经爬上几道坡坎了，竟也没有发现我，只好悻悻地转身离开；之后就再没有声音了；除了从平原那边不时传来的金色钟声，悠远旷达，仿佛来自蓝天之外；这钟声本来该提醒我时间的，但它过于的轻柔，我的周围又过于的安静，根本听不清那最后的几响，所以我完全没办法判断究竟是响了几下。它不同于你回到村子时听到的雷鸣般的钟声——当你走近教堂，教堂就恢复了它挺立、坚实的外表，石板的烟囱帽也在傍晚的天空下特别显眼——这样的钟声到了广场上就裂成碎片，为了传扬“世间之善”。当钟声传到公园尽头时，已经变得十分轻柔、微弱了，它并不是专门为我鸣响的，而是为整个村庄，为所有的村庄，为那些田间地头的百姓而鸣响的，它根本无意要我抬头观望，只是从我身边经过，把时间传递到更遥远的地方，不曾看见我、认出我或者打扰我。
有时候，回到房间里，在我的床上，晚餐之后的很长时间，傍晚最后的时光也能为我的阅读提供庇护，但这些时光我只用来阅读一本书最后的章节，如果这本书很快就要读完的话。为此我要冒上双重的风险，要么被家人发现受到惩罚，要么把书读完之后整夜地失眠，只要父母一上床休息，就立马把蜡烛重新点燃；此时，在旁边的街道上，在一片沉寂的修枪匠铺子和邮局之间，深邃、湛蓝的天空繁星密布，左边是蜿蜒上升的巷道，人们通过它前往高处的乡村教堂，你能感觉到教堂宏伟的黑色后殿正在守望，因为那里面的雕像晚上是不睡觉的，这教堂虽小却是历史悠久的，它是神奇的居所，里面有慈爱的主、圣体面包、彩色的圣徒像，还有来自邻近庄园的妇人，这些妇人在节日期间“乘着她们的全套马车”来做弥撒，穿过市场的时候惹得众人瞩目、鸡鸭乱叫，等到要回去的时候，一众信徒刚刚推开前厅的大门，驱散了殿内逡巡的小鸟，她们便从门廊的阴影中走出来，还不忘了到广场的点心铺子里买些塔形的糕点，这些糕点都用帘子遮挡住日晒——曼格黄油蛋糕、奶油小饼、杏仁果酱小蛋糕——且对我而言，它们慵懒甜美的香气总是和大弥撒的钟声、礼拜日的欢乐掺杂在一起。
终于，书的最后一页也看完了，整本书都结束了。我的眼睛疲于奔命，我的嗓音也跟着一路奔波，默不作声，只在中途稍作喘息，而现在它们的旅程都在一声沉重的叹息中戛然而止。为了平复我的内心，为了能让它平静下来、控制好自己的活动，我会起身在床边来回地踱步，而我的双眼依旧注视着某个既不存在于室内也不存在于室外的点，这个点是隔着一个灵魂之外的距离，无法用“米”或者“英里”来衡量，如果你看到某人心思“在别处”时的那种“凝望”的眼神，你肯定能发现这样的距离。那么，这本书就如此了结了吗？对于书中的人物，我们投入了比对现实人物还要多的关注与情感，还不敢轻易地表现出我们到底有多么爱它们，甚至在我的父母看到我读书读得如此动情，对我微笑的时候，我还假装无动于衷或者假装无聊地合上书；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曾让我们哭泣、向往的人物了，再也听不到它们的消息了。在最后几页的“后记”中，作者本人已经残酷地、冷淡地将它们“隔离出去”，这样的冷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曾经多么热切地一步一步地追踪这些人物。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它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然后，突然间，“这些事情过去二十年之后，你也许还会在富热尔的街上碰见一位老人，他的身姿依旧挺拔，等等”。[10]还有婚姻，我们整整读了两卷才看到一桩婚事有了成功的可能，一开始还是很担心的，后来慢慢地发现每一个障碍都遇到了、排除了，又感到格外欣慰，但只有在后记里，我们才从一个小人物不经意的一句话中得知婚礼已经举行了，连婚礼确切的时间也无法知晓，这简直让人莫名其妙，仿佛这后记是出自某个毫不关心读者感受的人之手，而非作者本人。我们多么希望这本书继续写下去，或者，实在不行的话，多了解一些有关人物的情况，了解下它们现在的生活，以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感受我们与它们之间爱的维系[11]，尽管这爱的对象已经在瞬间离开了我们；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爱是徒劳的，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不希望自己今天爱过的人明天就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名字，仅仅停留在一本与我们的生活不相干的书里面——对于这本书的价值，我们以前肯定是评估错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就像我们的父母曾经不屑地教导我们的，它后来的命运根本不像我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包含了全宇宙以及我们个人的命运，而只不过是在一个律师的书架上，在一册册乏味的《彩图时装报》和《厄尔-卢瓦尔省地理》之间占据着一个狭小的位置。
在谈到《国王的宝藏》一文之前，在试图阐明我为何以为阅读并不像罗斯金所说的那样应当在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前，我感觉有必要为美好的童年记忆破个例，这样的读书经历肯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恩赐。毫无疑问，以上的赘述只是更好地证明了我在开头所说的：阅读留给我们的主要是当时当地的印象。我也未能逃脱它的魔咒；我虽然想谈阅读，但我谈到了书籍以外的一切，因为阅读向我倾诉的并非书籍。但也许阅读赐予我的点滴回忆也能在我的读者心目中复苏，当他徜徉于鲜花遍地、曲折迂回的小径时，能慢慢引导他用想象力去重建最初的所谓“阅读”的心理活动，让他能够像聆听自己内心一样地去聆听我接下来要提出的陋见。
我们知道，《国王的宝藏》是罗斯金于1864年12月6日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拉绍尔默市政厅所作的有关阅读的演讲，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拉绍尔默学院创办一所图书馆。12月14日，他作了第二次演讲——《女王的花园》，讨论女性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在安科茨建立学校。科林伍德先生在其著作《罗斯金的生活与作品》中说，“那一整年他都待在家里，除了……晚上频频造访卡莱尔。他12月份在曼彻斯特作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后来收入《芝麻与百合》一书，成为他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从他更为积极的思想态度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当时的身心健康均有所改善。他谈论英勇、高贵、坚忍的理想观，他坚信书籍与公共图书馆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这些言谈中，我们可以听见卡莱尔的思想在回响——卡莱尔是伦敦图书馆的创办人。”
然而，在此我只想讨论罗斯金的理论本身，不想追究其历史渊源，所以我也许能用笛卡尔的一句话来准确概括其理论：“阅读优秀的作品就像是在和过去时代最优秀的人物对话。”罗斯金也许并不知道这位法国哲学家这多少有些枯燥的比喻，但这观点却贯穿了他的演讲，只不过，它被穿透英格兰薄雾的金色阳光笼罩了起来，一如那些他所钟爱的英国画家笔下的风景。“即使我们有择友的意愿和眼界，多少人又有这能力呢？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来讲，选择的范围是多么的狭小！……我们无法知道自己会选择谁……幸运的话，我们可能瞥见一位伟大的诗人，聆听他的声音；或向科学家提问，得到友善的回答。我们可能占用一位内阁部长十分钟的谈话时间，……或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抓住那么一两次机会受到女王陛下仁慈的瞩目。我们渴求这些短暂的运气；我们用时间、激情和能力去追求的也不过如此；可与此同时，另有一群人永远向我们敞开怀抱，愿意与我们交谈，不论时间多久，不论我们的地位或职业如何；……他们人数众多、温文尔雅——他们可以在我们身边等上一整天，不是要准允，而是要争取听众来聆听——就连国王和政要们都得耐心地守候在那朴素狭窄的接待室，即我们的书架上，但我们并不以为然，可能一整天都不曾听他们说一句话！”“你也许会说，”罗斯金补充道，“你更喜欢跟活着的人交谈，因为你能看到他们的脸。”等等，在驳斥了第一个、第二个反对意见之后，罗斯金表明，阅读恰恰是在和比我们周围可能遇见的人要智慧、风趣得多的人对话。在本文的注释中，我试图说明阅读并不等同于对话，哪怕是和最智慧的人对话；一本书和一位友人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智慧的多少，而在于我们与之交流的方式，阅读与对话相反，它能使我们每个人在接受他人思想交流的同时保持孤独，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时能继续享有孤独时的智力优势，继续寻找灵感，继续高速、有效地运转大脑，而一旦开始对话，这种优势便消失殆尽。假如罗斯金对他后来所陈述的其他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他很可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但他显然没有去探求阅读的核心意义。为了教导我们阅读的价值，他只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柏拉图式的神话，以希腊人的简洁方式——希腊人为我们揭示了几乎所有的真理，却把深入探索真理的任务交给了现代的有心人。然而，考虑到阅读的本质，考虑到阅读作为一种孤独状态下的交流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丰硕成果，我认为阅读的内涵比罗斯金所定义的更为丰富，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像罗斯金那样认同阅读能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地位的局限性源于其功能。我仍然要回到童年的阅读体验去发现这些功能究竟是什么。你刚刚看到我在捧读的那本书，在餐厅的炉火边上，在我的卧室里，在盖着长巾的扶手椅里，或者下午天气好的时候，在公园的榛子树和山楂花下——无边无尽的原野，各种气息都从远处来到我身边，无声地为我灵敏的鼻孔送来苜蓿和驴食草的香味，令我不时地抬起疲倦的双眼：那本书，就算你的双眼凑近了来看，恐怕也无法透过二十年的时间把它分辨出来，而我的记忆，凭借它更强的、适应时间的观察能力，能够告诉你它的名字：《弗拉卡斯上尉》，戈蒂埃著。书里有两三个句子是我认为全书当中最美、最独特的。我无法想象还有别的作者可以写出与之媲美的句子。但我感觉这美对应了一种真实，戈蒂埃只允许我们在每一卷中有一两次机会能瞥见这真实的一角。我想他必定是掌握了这真实的全部，于是我渴望阅读他所有的作品，那些作品应当有同样美丽的句子，其主题也应当是我所感兴趣的、希望聆听到他观点的内容。“笑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残酷；它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就像希腊诗人荷马的《奥德赛》所表现的，它是神圣、永生的神灵们的特权，他们在永恒的时光里闲混，像奥林匹斯诸神一般笑了个够。”[12]这句话真正令我心醉神迷。我以为，也只有戈蒂埃才能向我们展示出这样的中世纪，才能让我透过中世纪窥见那奇妙的古代。但我更希望他不要把这句话说得太隐蔽了，不要先用大量的我不熟悉的术语来描述一个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城堡，而是满篇都采用这样的句子，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些我看完书以后还能继续了解和热爱的东西。我更希望这位掌握真理的智者能告诉我如何正确地看待莎士比亚、圣梯纳、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和西尔维奥·佩利科，我曾在一个寒冷的三月读了佩利科的书，每次合上书以后，我都要起来走动、跺脚，沿着小路慢跑——我刚刚读完的书，我久坐不动所积攒的能量，还有那街上吹过的清新的风，都让我感觉兴奋不已。我还特别希望他能告诉我，如果我重读六年级，或者长大以后成为外交官或高等法院的律师，是否就有更大的机会接近真理。然而，这美丽的句子刚一写完，他就马上开始描绘一张“铺了厚厚的尘土、手指都能在上面写字”的桌子，我实在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如此微小的事情上；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地猜想他还有那些作品能满足我的好奇，让我洞悉他全部的思想。
的确，优秀作品最伟大、奇妙的特点之一（同时让我们看到阅读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能够起到的基本而有限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对作者而言是“结论”，对读者而言却是“激励”。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智慧穷尽之后，读者的智慧才真正萌芽，我们希望作者能给予我们答案，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激发我们的欲望。他们极尽自己的艺术才华来实现至美，而他们只有让我们专注这美，才能在我们身上唤醒欲望。根据一个独特而神奇的精神法则（这法则意味着我们也许无法从任何其他人那里获得真理，而必须自己去创造真理），作者智慧的终点正是我们智慧的起点，所以尽管他们已经把话说尽了，我们却感觉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此外，如果我们拿一些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来问他们，我们仍旧是在向他们索要一些毫无用处的答案。因为诗人在我们心中激起了爱，其作用之一便是让我们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对他们而言只富有情感意义的事物。在每一幅为我们呈现的画面中，他们似乎只允许我们瞄一眼某个奇妙的完全陌生的世界，而我们却希望进入那奇妙的深处。“请带我们去吧，”我们想对梅特林克先生和诺阿伊夫人说，“去那开满古老花朵的泽兰花园，沿着‘苜蓿和艾蒿’飘香的大道，去所有你们在书里未曾提到却认为同样美好的地方。”我们想去看看米勒的《春季》中所描绘的那一片田野（因为画家能和诗人一样教育我们），想让莫奈带领我们去塞纳河边的吉维尼，去看看那晨雾之下几乎难以分辨的河湾。可实际上，不论诺阿伊夫人或梅特林克先生，不论米勒或莫奈，他们选择去描绘那条路、那座花园、那片田野、那段河流，而不是别的什么，仅仅是因为巧合，因为某个熟人或亲戚的关系让他们有机会经过或停留于那些地方。它们就像某种飘忽不定的倒影反映着它们在天才心目中的形象，因而在我们看来比其他的地方更美更独特；从天才可能描绘的所有景象的顺从、漠然的面孔上，我们大概都能看到这形象专横而醒目的存在。他们利用这表象来迷惑我们，让我们失望，想要走到表象以外的地方，于是这表象构成了某种意义上不具有深度的东西——截留于画布的幻象——一种愿景。我们渴望的双眼想要穿越的迷雾是艺术家最后的一句话。而作家与艺术家一样，其至高的才华无非是为我们撩开丑陋与卑微的一角，让我们在宇宙面前显得无动于衷。随后他说“：看啊，看啊，
飘荡着苜蓿与艾蒿的芳香，
拥抱着狭窄奔腾的溪流，
正是埃纳与瓦兹的村庄。
“看那泽兰的房舍，粉红闪亮如一只贝壳。看啊！要学会去看！”可他在说话的同时就消失不见了。这便是阅读的价值所在，也是它的不足之处。要把阅读上升到行为准则的高度是对“激励”作用的过分夸大。阅读是精神生活的开始；它将我们引入精神生活：它并不构成它。
但在某些情形下，比如精神抑郁症的病例，阅读也许能够成为一种治疗的行为准则，通过反复的激励，将慵懒的心灵不断地带回到精神生活中去。此时书籍所起到的作用便类似于针对某些神经衰弱症的心理疗法。
我们知道，在某些神经系统的疾病中，虽然器官本身并无受损，患者却深陷一种意愿失效的状态而无力自拔，倘若没有一只强有力的援手伸向他，他便只有日渐衰弱的命运。他的大脑、双眼、肺部和胃部均很健全。他并不是真的丧失了工作、行走、耐寒和饮食的能力。他完全有能力去实施这些行为，但他无法产生实施的意愿。对于这样的意愿怠惰，他无力通过自身来得到改善的推动力，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没有一名医生来刺激他的意愿，重塑他各种器官的活力，那么器官的不断衰竭将最终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形同于他得了某些他本没有的疾病。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某些人的精神层面，他们往往出于懒惰[13]或轻浮而难以主动地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无法开始真正的精神生活。事实上，一旦有人将他们引入这自我的深处，他们并不缺乏发现和探索其丰富性的能力，只是碍于外界的干扰，他们才始终停留于表面，始终将自我遗忘，被动地成为各种娱乐的工具，甘心与那些不着边际、只顾插科打诨的人为伍，就好比一个出身高贵却自童年时代起便与街头盗贼厮混的人，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名姓，根本不可能再有机会感受到或回忆起自己高贵的精神，除非有什么外界的推动力来迫使他们重新回到精神生活中去，让他们猛然间恢复思考自身和创造的能力。因此，很明显的是，怠惰的心灵必须在孤独的状态下接收这来自外界的推动力，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孤独才能产生创造活动，而创造力又需要受到外界的激发。单纯的孤独对怠惰的心灵一无是处，因为它无法促成创造力的自我运转。而高深的谈话和咄咄逼人的建议也无济于事，因为它们无法直接产生这种独特的活动。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来自于他人却作用于自我深处的影响力，它是产生于另一个心灵的推动力，我们在孤独的状态下接收它。我们已经看到，这恰恰是阅读的定义，而且只适用于阅读。因此，唯一能够对这样的心灵施加有益影响的行为准则便是阅读：借用一句几何术语，证明完毕。但我还要强调，阅读只能作为激励，决不能代替我们的个体活动；它仅仅旨在帮助我们恢复其功能，就像我前面类比过的神经疾病，心理医生只能为患者恢复其意志力去运用自己仍然健康的胃部、腿部和大脑。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所有的心智都多少有些这样的惰性、深层的滞止，是否阅读激发的兴奋感能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太必要却很有利的影响，但据说许多作家都有创作前先读点好文章的习惯。爱默生很少不重读几页柏拉图就开始写作。但丁也并非唯一由维吉尔引入天堂大门的诗人。
只要阅读能够激励我们，用它神奇的钥匙为我们打开我们不知该如何进入的内心，那么它对我们的生活便是有益的。相反，如果它不是唤起我们去发现心灵的私隐，而是试图取而代之，那它就是危险，真理对我们而言就不再是必须通过独立的思考和心灵的感悟才能实现的理想，而流于一种书页之间的物质存在，好比他人酿好的蜂蜜，我们只消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然后身心舒适地享用即可。有时，甚至在一些特殊的、不那么危险的情形下，真理始终像是什么外在之物离得我们十分遥远，隐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比如某些机密的资料，未发表的通信或回忆录，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披露某些人物，但我们却很难获悉。心智既然懒于从内心寻求真理，如果它发现这真理就存在于外界，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荷兰一所隐修院的对开本书籍中，那是怎样的欢喜和慰藉啊，尽管要花些工夫去寻找，但那只是身体上的劳顿，心智却是无比的惬意。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途，你乘坐驳船穿越风声呜咽的沼泽地，岸边的芦苇如波浪般起伏不定；你停靠在多徳雷赫特，屋顶上覆盖着常青藤的教堂倒映在安静的纵横交错的运河里，倒映在金色的波光粼粼的默兹河上，夜晚的船只划过水面，把一条条红色屋顶与蓝色天空的倒影搅得七零八碎；但我们一直等走到了目的地，都还没有确定能否借阅到这本书。为此我们必须使出强大的社交手腕，比如结交那位尊敬的乌得勒支大主教（他有一张英俊的四方脸，叫人想起以前的詹森教徒），还有阿姆斯福特那位虔诚的档案保管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真知就好像某种外交使命的胜利，旅途不可谓不艰险，谈判不可谓不艰辛，但那又有何妨呢？在乌得勒支这个古老的小教堂里，所有成员的意愿决定了我们能否获得真知，而他们都是多么可爱的人儿啊，长着一副有别于普通人的十七世纪的面孔，与他们保持联系，至少写写信什么的，该是多么的有趣啊。他们将时不时地写来满怀崇敬的信件，让我们对自己都高看一眼，于是把信件作为证据和珍藏保存下来。有一天，我们不会忘记将自己的书题赠给他们，是他们赠予我们真知，我们却只能以此作为回报。至于那些少量的研究工作，我们必须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付出的短期劳动，这都是获取真知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为慎重起见，防止真知溜走，我们还给它作了笔记——只有不知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才会去抱怨辛苦：古老的修道院里是如此的安宁、清冷，修女们仍旧戴着两边扎有白色垂饰的高帽，一如客厅里悬挂的那幅韦登的画作；当我们工作时，十七世纪的排钟声温柔地驱走了运河水的寒冷，只消一点昏昏的太阳，平静的运河上就能反射出足以让我们眩晕的光亮，那光亮从运河两岸的双排树之间透过来，树上的叶子早在夏天结束时落光了，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去抚摸三角形房舍上悬挂的镜子[14]。
有些人以为真理是听从外界的影响，而忽略内心的呼唤，以为随便拿几封推荐信，就能从那些掌握了真理的物质载体的人手里得到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真理，以为真理允许被誊抄在笔记本上，这样的真理观还远不是最危险的。对于历史学家甚至是学者来说，通常情况下，他们从书中寻求来的真理与其说是真理本身，不如说是真理的标识或印记，因而就为另一个所谓真理的实现或验证埋下了伏笔，而这一个至少还算得上他们思想的独特创造。文人则完全不同。他是为了阅读而阅读，为了留住阅读的对象而阅读。书籍不是他打开天堂花园大门那一瞬间振翅高飞的天使，而是静止的偶像，他因为它自身的缘故而崇拜它，不但没有从书籍激发的思想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尊严，反而以一种虚假的尊严来污染书籍。文人微笑地援引书中的内容，向维尔阿杜安或薄伽丘作品中的人物表示敬意，[15]或者对维吉尔笔下的某些风俗表示赞同。他的思想没有独创活动，不能从书中找到增强心智的东西，却只能囫囵吞下、消化不良；书籍为他带去的不是可吸收的、生命的信念，而是异质的、死亡的拖累。当然，如果我要说这种对书籍的喜爱、拜物般的崇拜是不健康的话，那也是相对于完美心智的理想习惯而言的，但完美的心智并不存在，就好像生理学家所描述的器官的正常运转在常人身上很难见到一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完美的心智和完全健康的体格同样稀少，那些被我们称为“伟大心灵”的人物竟然也和其他人一样会染上这种“文学病”。也许比其他人更为严重。智力增长了，对书籍的热爱似乎也水涨船高，虽然略低于前者，但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任何激情都会出现爱屋及乌的现象，不仅涉及对象周边的事物，还有那些能和对象发生联系的事物，即使对象并不在场。因此最伟大的作家如果不与自己的思想做直接交流，就喜欢与书籍为伴。它们难道不正是为了他们所写吗？它们难道没有向他们揭示出那许多为大众所不知的美吗？但事实上，就算崇高的心智也可能被称为嗜书的那一类，这并不代表任何人嗜书都不是一个缺陷。平庸之人通常勤勉，聪明人则常常懒惰，可这并不能得出勤奋不比懒惰更能锻炼心智的结论。尽管如此，在伟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缺点总会促使我们去联想，这缺点是否根本是一种被误会的美德；我们不无愉快地发现雨果将昆提斯·库尔提乌斯、塔西佗和查士丁尼一世的著作烂熟于胸，如果某个词的合理性当着他的面受到质疑，他会马上旁征博引地追述其来龙去脉。（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解释过，在雨果身上，学识是滋养了而不是压制了他的天才，正如一捆木柴能扑灭一小簇火苗却能使一大簇火焰燃得更旺。）梅特林克在我看来是文人的反面，他永远敞开自己的心灵去接纳那些由蜂巢、花圃或者牧场所激发的无数莫名的情感，当他以收藏家的身份描述雅各布·凯茨或桑德儒斯神父的老版著作里的版画时，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他有展示学识甚至堆砌书本的倾向。这些倾向即使存在，它们也主要威胁我们的感受力，而非智力；要想从阅读中趋利避害，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那思想家要比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更为擅长。比如叔本华，他让我们感觉他的心智如此富有活力，能轻松地负荷大量的阅读，能让每一条新的知识迅速地被消化、吸收为现实和生活的一部分。
叔本华提出任何的见解都会采用数条的引文来进行佐证，但你会觉得，他所引用的不过是为了举例之便，是下意识的或前瞻性的引喻，他喜欢在这样的引喻中发现自己思想的某些特点，但它们绝不构成他灵感的来源。我还记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一页，其中大约有连续二十条引文。这段文字的主题是悲观主义（我会将这些引文加以缩写，这是自然）：“伏尔泰在《老实人》中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同乐观主义作战。拜伦则在《该隐》中以其悲剧性的风格做了同样的事。希罗多德记叙色雷斯人用哀歌来迎接新生儿的降生，却为每一个死者感到欣喜。这也是普鲁塔克用以下动人的文字所表达的：这遭遇太多不幸的人儿，他为了自伤自怜而被孕育，等等。墨西哥人的祈愿习俗必然是来源于此的，斯威夫特肯定也有同感，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习惯于将自己的生日作为苦难日来庆祝（如果我们相信司各特爵士的传记的话）。大家都知道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一个段落说死亡是值得赞扬的善。赫拉克利特的箴言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说生命的名字是“生命”，其作品却是死亡。特奥格尼斯动人的诗篇十分著名：人最伟大的命运便是不曾出生，等等。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中简述如下：不诞生便远胜其他，等等。欧里庇德斯说：人的一生充满痛苦（《希波吕托斯》），荷马也早已说过：无论何地，所有呼吸的生物都没有人类悲惨，等等。普林尼也这样说：没有什么好过适时的死亡。莎士比亚从年迈的亨利四世王口中说出：‘噢，如果此景可见——最幸福的青年——当合上书本，坐下死去。’最后还有拜伦：‘死去更妙。’巴尔塔莎·葛拉西安在《批评大师》中用最黑暗的色调描绘生存，等等。”要不是叔本华已经把我带到这么远的话，我还很愿意用《智慧书》来结束这段小小的论述，这本书在我所有读过的书中最能够突显一位博览群书者的原创力，它的每一页都包含了数条的引用，因此叔本华可以在其书眉上郑重其事地写上“：编纂并非我的强项。”
说到友谊，个体之间的友谊自然无足轻重，但阅读也是友谊的一种形式。阅读的友谊至少是真诚的，它面对着死者或不在场的人，因而具有了一些无私、感人的成分。并且，这样的友谊摆脱了其他友谊所包含的丑恶。既然我们所有的生者都只是尚未赴约的死者，我们在大厅里给予别人的所有问候和敬意，虽然我们称之为尊敬、感激或虔诚，却被我们掺入了太多的谎言，就成为了枯燥和毫无意义的东西。此外——从我们第一次产生同情、景仰或感激的关系以来——我们最早说出的话、写出的信就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周围编织一张习惯之网，形成一种真正的生活模式，让我们在今后的友谊关系中无法摆脱出来；更何况，我们在这期间所说的多余的话，就像期票一样要求我们必须兑换，如果我们拒绝了，就会终身以更大的代价来偿还。而阅读让友谊迅速地回归到其原初的纯粹。与书籍相处并不存在虚伪的友善。如果我们整个晚上都与之为伴，那只是因为我们真心希望如此。我们常常带着遗憾离开它们。离开之后，我们也不会有这些让友谊变味的念头——“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我们是否表现得体？”“他们喜欢我们吗？”或者担心对方因为喜欢别的什么人而将我们抛诸脑后。所有这些关于友谊的疑惧都在阅读这一纯粹、平和的形式面前消失了。我们无须对书籍毕恭毕敬，只要我们觉得莫里哀的话好笑，就尽可放声大笑；如果他让我们感觉无聊，我们也毫不掩饰无聊，等我们读够了，就干脆把他放回原地，根本不管他是不是个天才或者名人。这种纯粹的友谊笼罩在静默的氛围中，比话语来得还要纯粹。因为我们说话是为别人，而沉默是为自己。所以沉默不像话语那样携带我们的错误或造作的痕迹。它是纯粹的，一种真正的氛围。在作者与我们个人的思想之间没有夹杂双方深层次的自我对于思想的顽固抵抗。书的语言本身是纯粹的（如果它能被称为书的话），作者的思想已经将其中的杂质荡涤，使得语言成为思想的忠实影像，清澈透明；每个句子在本质上都与其他句子相似，因为所有的语句均出自一个拥有独特个性的语调；于是有了一种连贯性，一种我们总是在现实交往中掺入个人的不同见解而打断的连贯性，它能帮助我们迅速地跟上作者思想的轨迹，以及他反映在这宁静镜面中的面貌特征。我们能够愉快地逐个欣赏这些特征，而无须崇拜它们，因为我们的心智乐于去识别这些入木三分的刻画，乐于为它们奉献出无私、率真的爱和友谊，似乎这样才是对它们最有益的，就像我们所喜爱的戈蒂埃，淳朴、善良，品位优雅（一想到人们可能视他为完美艺术的代表，我就忍俊不禁），仅此而已。我并不高估他的精神力量，在他的《西班牙游记》中，每一个句子都无形中强调并放大了他个性中非常优雅、欢快的特点（这些词汇自行组合的结果正好突显了该特点，因为它们都是由他的个性挑选和排列出来的），但我不得不说，他正是出于对纯正艺术的追求，才会不厌其烦地去描绘每一种形式，才会做出没有强烈画面感和吸引力的比喻。当他把长满各种作物的农田比喻成“粘有长裤和马甲式样的裁缝名片”时，我们只能讥讽他想象力的贫乏，正如他说从巴黎到昂古莱姆一路上没有风景可欣赏一样。而当我们听说这位狂热的哥特风格爱好者竟然到了夏尔特尔也不去参观大教堂时，我们又一笑置之（“我很遗憾经过夏尔特尔时没能去看看大教堂。”《西班牙游记》）。
可话又说回来，这是多好的脾气，多好的品位啊！我们多么心甘情愿地跟随这位快活的伙伴去历险；他是如此的讨人喜欢，连他身边的一切都被感染了。由于风暴，他曾在那条“黄金般闪耀”的漂亮大船上同勒巴尔比耶·徳·提南船长共度了数日，但之后我们就难过地发现他对这位友好的航海员只字不提了，他让我们永远地离开他，听不到他半点消息[16]。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他自吹自擂的癖好，跟他偶尔发作的忧郁症一样，都来源于他多少有点不羁的记者的习性。但我们包容他的一切，对他言听计从：当他浑身湿透、又饥又累地回来时，我们为他感到高兴；当他像个报纸专栏作家一样哀伤地细数那些早逝的同代人时，我们又为他感到难过。我说过他的句子描绘着他的面貌，而他自己并未觉察；这是因为，如果词汇并非由我们的理智根据其本质上的关联来选择，而是由我们描绘自我的欲望来选择，那么，他就代表那欲望，而不是我们。弗洛芒丹和缪塞虽然才华横溢，可他们希望自己的肖像画能流传后世，因而将其画得十分平庸；但平庸也成为了我们追捧它们的理由，因为大师的失败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可以说，即使一本书没有反映出一种强大的个性，它至少反映出人内心中某些有趣的缺陷。当我们仔细地阅读弗洛芒丹或缪塞的著作时，我们注意到前者所谓的“高雅”是多么的狭隘和愚蠢，而后者所谓的“雄辩”则十分空洞。
如果说，我们对书籍的热爱随着我们智力的增长而增长，那么阅读的危险就会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有所降低。具有独创力的心智能够使阅读从属于其个体的活动。对它而言，阅读仅仅是最高贵的消遣，而且首先是最使人高贵的，因为光阅读和知识二者就足以培养出“有教养的”心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自身，在我们精神生活的深处提升我们的感受力和智力。但正是在同其他心灵的接触，即阅读活动中，我们心灵的“修养”才得以形成。无论如何，博览群书仍然代表了一种非凡的智力，不知道某本书或某个文学知识，对于哪怕是天才的人来说也始终是缺乏智力修养的标志。同样的，站在思想的层面，高雅和高贵就体现在对习惯的认同和对传统的继承上[17]。
大师们在其阅读品位和类型上来说，一般都偏爱古典作品。即使是那些被同代人视为最“浪漫”的作家也几乎只读古典作品。雨果谈到自己近期所读的作品，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仍旧是莫里哀、贺拉斯、奥维德和雷尼亚尔。都德是最没有书卷气的作家，他的作品生气勃勃，充满现代感，好像摒弃了所有古典的传承，但他总是不断地阅读、引用和评注帕斯卡尔、蒙田、狄德罗和塔西佗的作品[18]。我们甚至可以用一种极具颠覆性又多少有些片面的方式来重新诠释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区别，即观众（当然是聪明的观众）是浪漫派的，而大师们（包括被称为浪漫派的大师们，被浪漫派的观众所喜爱的大师们）则是古典派的（这一观察结果同样适用于其他各艺术门类：观众在聆听丹第的音乐，而音乐家本人却在重温蒙西尼的作品[19]；观众去参观维亚尔或莫里斯·德尼的作品展，而画家本人却去了卢浮宫）。毫无疑问，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独具创造力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他们让公众接触和喜爱一些当代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他们更容易为一些新鲜的思想所吸引。为了接触到新鲜的思想，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同时获得更多的乐趣；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也总是想暂时地摆脱自己，远离自己。
最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认为可以用来解释伟大心灵对于经典作品的偏爱[20]。与我们今天的作品不同，古代的作品不仅仅包含了其作者能够为其倾注的美。它们还包含了另一种更为动人的美，因为它们的物质存在——我指的是它们所写就的语言——就如同一面生活的镜子。这是一种幸福感，就好比我们漫步于类似博恩这样的城市，能看到保存完好的十五世纪的收容所，里面有水井、洗衣房、彩绘的木制天花板，高高的三角屋顶上嵌着带有纤细的铅质顶端饰的老虎窗（一个时代消失后的所有遗物，所有只属于那个时代、在后世时代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当我们徜徉于拉辛的悲剧或圣西门的卷轶中时，我们就感受到这种幸福。因为它们具有所有被遗忘的美丽的语言形式，保存了对早已消失的习俗或感觉方式的记忆，它们比任何现代的东西都更持久地追溯着过去，在时间的流淌中，它们的色彩只会历久弥新。
拉辛的一部悲剧或圣西门的一卷回忆录就好比一件旷世的奇珍。伟大的艺术家以自由奔放的风格来雕刻语言，展现语言的馥郁柔和，激发其内在的生命力，让我们仿佛看到以前工匠所使用的、现在已不多见的大理石，内心不无感动。古老建筑中的石材无疑是忠实地保存了雕刻家的思想，但正是由于雕刻家精心地开凿、打磨和平衡石头上的色彩，这些流传至今无名无姓的石头才为后世所见到。在拉辛的诗文中，我们欣喜地发现十七世纪法国的活句法，其中包含了早已消弭的风俗和思维方式。拉辛以一把细腻而随心所欲的刻刀将这语法的种种形式刻画得十分清晰、自然、精致，让我们感叹那些再通俗不过的词汇竟也能得到如此新奇、大胆的运用[21]，让我们发现其生硬的风格即使在最温和、规矩的段落中也能迅疾如流矢，婉转如波纹。可以说，拉辛的作品正如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我们从中所欣赏到的正是这些从过去的生活中遗存下来的古老形式。面对这些语言形式，我们感觉就像在面对那些同样被遗忘的建筑形式一样，历史营造了许多的建筑形式，可它们流传至今，能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为数不多的、较为典型的案例而已：比如古老的城墙、城堡和塔楼、教堂的洗礼堂；比如回廊附近，或教堂庭院的藏骸所下那小小的墓地，在莺飞蝶舞的花丛之下，隐藏着被阳光遗忘的葬礼之泉和死亡之灯。
此外，为我们勾画古老灵魂形状的还不光光是句子本身。在语句之间——我想到那些最早为人诵读的古籍，——在那字里行间，直到今天都还充溢着数个世纪以来的沉寂，就像一间不可侵犯的地下墓室。当我在“路加福音”中碰到每一个赞美诗般的段落之前的“冒号”时[22]，我就已经听到了祈祷者的静默，他刚刚大声地朗读完毕，准备吟诵下面的诗句[23]，仿佛他因为一首赞美诗而联想起圣经中更古老的诗篇。这静默仍旧停留在句子的停顿中间，被一分为二的句子包围着，固定了形状；不止一次地，当我阅读时，它为我送来了玫瑰的香味——微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使这玫瑰的香味弥漫于正在举行聚会的上房之中，两千年来仍未消散。但丁的《神曲》或莎士比亚的剧作同样让人有一种穿越时光、凝望历史的感觉，这种振奋人心的感觉使得某些“阅读的时光”就如同漫步于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那里，就在你的面前，你看见两根粉色和灰色石灰岩的立柱，它们那亦幻亦真的色彩似乎离得你只有几步之遥，但又隔着许多个世纪之远，柱头上一个是圣马可之狮，另一个是脚踩鳄鱼的圣狄奥多尔；这两个美丽修长的异乡人来自东方，曾跨越脚下这片汹涌的海洋，他们听不懂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只是在今天的人群中延续着他们十二世纪的时光，仍旧在这个公共的广场上，在你的身旁流露出遥远而若有所思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