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现音乐天赋
1840年5月7日，伟大的音乐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生于俄国的沃特金斯克。父亲名叫伊里亚·彼得洛维奇·柴可夫斯基，是一家铁矿公司的经理。“富有同情心、乐观、率直”的性格使父亲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他为人和善，虽然不是很聪明，却极能干而且吃苦耐劳。
柴可夫斯基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祖籍法国，虽然不太美丽，但是仪态稳重，个子修长，并且有一双传神的眼睛。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以她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这种成就并不足为奇，而且这与柴可夫斯基作曲天才的发展没有直接关联。柴可夫斯基很敬爱他的母亲，母亲对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柴可夫斯基的家庭没有音乐背景，而且不像莫扎特或肖邦那样被誉为音乐神童，但是他自幼机敏聪慧，很有音乐天分，凭着自身的努力和毅力，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
柴可夫斯基4岁的时候，父亲给家中的孩子们请了一位女家庭教师劳妮·裘尔巴赫。劳妮主要教导柴可夫斯基的哥哥尼古拉和表姐莱蒂亚，但是小柴可夫斯基却缠着劳妮，什么都要跟着学。或许是年龄最小得到便宜，他得到了更多的关怀与照顾。
后来，劳妮曾回忆柴可夫斯基儿时的情景说：“那个时候，彼得的衣服经常是肮脏不堪，纽扣残缺不全，或者是头发只梳了一半，其余的一半则乱成鸟巢状。”劳妮不懂音乐，她希望柴可夫斯基多学点其他的东西，少去弹钢琴。
“彼得比谁都用功，比谁都容易接收新知识，而且他在玩的时候也比任何人都开心……他很聪明，看来，我可真要小心地教育他。彼得生性敏感，常常为小事伤心，简直就像瓷器一样脆弱。惩罚对他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别人丝毫不以为意的轻微批评都会让他难过大半天。”
由于课余时间有限，劳妮总是希望孩子们在这段时间能够好好锻炼身体，可是小柴可夫斯基却总不听话，一有时间就去弹琴。柴可夫斯基家中有一套播放音乐的设备，虽然劳妮极力想让小柴可夫斯基减少对音乐的喜爱，却并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关于柴可夫斯基对音乐的第一印象及对莫扎特的崇拜，不能不归功于那套设备，像莫扎特、杜尼泽堤和罗西尼的乐曲，全都是从那里听到的。
柴可夫斯基凭借着对音乐的敏感，能正确地领略出任何一首曲子中的钢琴部分，在他5岁生日那天，家人又为他请来一位钢琴教师，教他弹奏钢琴及一般的音乐课程。结果，不到3年的时间，他就能拿起乐谱即席演奏了。据劳妮讲，音乐常常会让小柴可夫斯基激动。她曾记得有一次，家庭音乐会结束以后，她发现小柴可夫斯基在床头哭泣，口里嚷道：“请救救我，这个音乐，这个音乐！”
劳妮告诉他：“音乐早已停止了！”可是他仍然指着自己头喊道：“不，它在这里，它在这里！我没有办法除掉它，它让我不得安宁。”劳妮曾经尝试类似治疗的方式希望能够让柴可夫斯基的冲动性格和病态的敏感好转。另外，她的教导能力也不错，因为小柴可夫斯基在6岁的时候已经能熟练掌握法语和德语了。
他的父亲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全家在1848年9月起程赶赴那个城市。12天后，他们抵达莫斯科，但是那个可以多获一点报酬的职位却被父亲的一个不顾道德的朋友占去了。更糟糕的是，霍乱正在城市里肆虐，他们只好无奈地转往圣彼得堡。
小柴可夫斯基和哥哥尼古拉进入了一所寄宿学校就读。同学们把他们称为“乡巴佬”，没有同情心的老师也经常刁难这两个孩子，加上两兄弟又感染了麻疹病，祸不单行。哥哥的病经过医治后很快就痊愈了，但是柴可夫斯基却因为水土不服，病情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医生说他还需要经过半年的静养才能恢复健康。
这时，父亲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一份工作，除了尼古拉一个人留在圣彼得堡继续读书外，其他的人又得跟着他再一次搬家。小柴可夫斯基除了因多次搬迁深感困扰以外，还得忍受与尼古拉分处两地的痛苦。其后的一段时间，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是他的性格却变得更加忧郁、孤僻。
最使柴可夫斯基的母亲感到烦恼及无奈的，就是小柴可夫斯基一天比一天懒惰，她写信告诉劳妮说：“彼得现在懒得不成样子了，什么也不肯好好学，我常常被他气得很难过。”直到一年以后，新的家庭教师来到以后，柴可夫斯基的情况才有些好转。他开始重拾荒废已久的学业。
当柴可夫斯基的弟弟出生后，他写信告诉劳妮：“天使们降临了人间。”虽然柴可夫斯基与阿纳托里和莫杰斯特在年龄上有一段距离，却与莫杰斯特非常要好。弟弟出生后不久，柴可夫斯基进入圣彼得堡的法政学校预科就读。由于学校离家很远，母亲特意嘱托老友瓦喀尔夫妇担任柴可夫斯基的监护人。
母亲的去世
1850年10月，柴可夫斯基和母亲长途跋涉到圣彼得堡，一起观赏了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歌剧，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切事情看起来都很顺利，但是母亲要离开时，柴可夫斯基非常痛苦，陷入了几乎疯狂的境地。据莫杰斯特后来回忆说，他的哥哥一生都不曾忘记当时那一幕痛苦的经历。
“母亲要走的时候，哥哥完全失去了控制，发狂似的缠着母亲，不让她走。安慰和答应很快就回来看他全都没有用，他好像一切都听不进去似的，死赖着母亲。虽然人们把他拖开，而且在母亲的车子离开之前不让他接近，但是当人们放开他以后，他还是失望地追赶……”
问题到此还远未终结。开学后不到一个月，学校里发现了猩红热，瓦喀尔夫妇立刻把在学校寄宿的柴可夫斯基接到家中。不幸的是，瓦喀尔夫妇的大儿子受到感染而死亡，柴可夫斯基反而幸免了。瓦喀尔夫妇虽然劝柴可夫斯基不要放在心上，但他由于内疚和自责而深感不安。柴可夫斯基要求父母亲准他回学校去住，但是家人的答复是必须等到传染病平息以后。
柴可夫斯基虽然神情沮丧而且思乡心切，可是第二学年的成绩却很有进步。再加上1852年父亲退休以后，全家又搬到圣彼得堡，柴可夫斯基因此与家人团聚，心情自然宽慰很多。夏天的时候，一家人愉快地去乡间度假。
进入法政学校后的柴可夫斯基，很快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包括以后成为著名诗人的阿布赫金、爱好音乐的奥德莫夫等。该所学校偏重文学能力的发展而不注重音乐才能，但柴可夫斯基的表现依然不凡。自从离开劳妮后，只有进入政法学校的最初一年半的时间，是柴可夫斯基一生中比较安定和快乐的时期。
1854年7月，14岁的柴可夫斯基面临了一次重大的打击。他母亲感染霍乱病与世长辞了。我们不能揣测这件事对柴可夫斯基的影响如何，因为他并没有留下透露当时心情的过多话语，唯一留下的，是他在两年后给劳妮的信上所说的几句话：“我母亲感染了霍乱，经诊治后，病情曾一度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她在离开我们时，竟然没有来得及道别。”
在母亲去世一个月以后，柴可夫斯基写出第一首有名的乐曲。当年夏天，他虽然考虑过要为诗人奥克亥佛斯基的独幕歌剧谱曲，但是没有实现。
献身音乐梦想
柴可夫斯基曾在1878年这样写道：“在音乐方面，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唐·乔凡尼》。它唤起了我对音乐的痴迷，启发了我对音乐的爱好。是它带我进入了‘艺术’的世界……莫扎特使我终生献身音乐，我对音乐的爱好远超过其他一切。”剧乐曲谱《唐·乔凡尼》是柴可夫斯基的姑母给他看的，同时她也鼓励他去唱歌及演剧。
柴可夫斯基除了向当地著名音乐老师学习声乐外，还拜德国著名钢琴家为师。这位钢琴家虽然对柴可夫斯基的作曲才能赞誉有加，却劝父亲不要让儿子从事音乐工作。他说：“首先，我看不出柴可夫斯基在音乐方面有什么天赋，其次，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音乐家想要在俄国生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过，几年以后，这位老师却坦诚他自己以前的观点错误：“当时我如果知道他会有今天的成就，一定会把每天的进度都记录下来。现在我要厚着脸皮说，没想到他真的有音乐细胞……他的确是个天才，听力和悟性都不错，而且别具风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资质可以显示他能成为作曲家或者是杰出的音乐演奏家。”
柴可夫斯基与老师皮考里所建立的友谊是一桩奇特的事情。皮考里是一个染发、涂面的怪人，而且说自己的年龄永远不到50岁。皮考里除了欣赏意大利的歌剧，其他的都不欣赏。柴可夫斯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一度把意大利歌剧作为修习的重心。
1859年，柴可夫斯基以全班第13名的成绩从法政学校毕业，接着他从事司法部的工作。他的工作能力和求学时的后半期一样不出色，但却凭着自己的努力进取，在9个月后升任主任书记官的高级助理。这时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独立。
他一有空就在圣彼得堡的社交界打转，钢琴的造诣及英俊的外表使他很快就被周围的人赏识。夜晚的时候，他是剧院与芭蕾舞厅的常客与宠儿，他觉得在游乐场中要比司法部工作轻松舒适得多。1861年，他决定把音乐作为工作的重心。他写信告诉新婚不久的妹妹亚历山德拉说：“父亲说我如果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话，似乎为时已晚，不过我很怀疑是否真的如此。但即使有天才，我也无从发挥，我是个必须力求上进的小职员，再说，我还得去学低音歌唱。”
柴可夫斯基在声乐的学习上获得了极为需要的信心，几个月后他乐观地告诉亚历山德拉：“我现在学习歌唱很有进步，你可能在三年内就会听到我所演唱的歌剧。”年底他又写道：“凭我这种非凡的天才，如果不在音乐方面求发展，似乎就太过愚蠢了，这一点我想你会同意，我只怕被自己的懒散习惯宠坏，否则我敢保证终会有所成就，幸好，现在还不算太迟。”
柴可夫斯基在俄国音乐学会学习一般的音乐课程，教师是崇尚德国音乐派的尼古拉·查伦巴。为了面对新的挑战，柴可夫斯基以无比的勤奋来发挥自己的音乐天赋，旧日的游荡作风全部收敛了。除了在1862年初为求再次晋升，勉为其难地努力工作外，他始终把音乐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1863年，俄国音乐学会获得了沙皇的支持，扩充为音乐学院，柴可夫斯基成为首批学生之一，继续跟随查伦巴学习旋律配合法、声乐、横笛、钢琴和风琴。他在入学两天后，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说：“我迟早要为音乐而放弃现在的工作的。别以为我只是在梦想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我只是觉得应当从事适合自己的行业。对我来说，不论是成为名满天下的作曲家，或只是为生活奔波的音乐教师，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在没有把握成为音乐家以前，我是不会把现在的书记工作辞掉的。”
虽然1863年时他曾再次得到晋升的机会，但是朋友们对他的音乐的欣赏使他受到鼓励，所以他辞而未就。他的朋友中，较有名气的，是比他年长5岁的拉罗什，他们自从在音乐学院相识以后，即结为好友。拉罗什对柴可夫斯基的天赋与潜能推崇备至，而他也就是因为具备这种观人于微的特殊眼力，后来才成为俄国最杰出的音乐评论家。
除了拉罗什之外，音乐学院的许多教授也都认为柴可夫斯基日后必成大器。据身为院长的安东·鲁宾斯坦回忆说：“柴可夫斯基的学习态度相当惊人。有一次我上作曲课时，要他根据一首曲谱编写对位变换曲，我告诉他说‘质’固重要，‘量’也不可忽视。我本以为他交卷时至多12首，谁知第二节课他交出的竟然超过200首。”
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斯坦两个人在彼此的关系未臻成熟以前，并不特别欣赏对方的音乐才华，但是熟稔之后就开始互相期许。柴可夫斯基对鲁宾斯坦的意见尤其看重。柴可夫斯基一直想把自己献身音乐的意向告诉家人。
1863年4月27日，柴可夫斯基在离开司法部时写信告诉亚历山德拉说：“我知道我将成为一个好音乐家，而且能靠着音乐过活。教授们很器重我，他们认为凭我的努力一定会前途无量。我并不是对你吹嘘（我不是那种人），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我想学成以后到你那里去住一年，以便在安静的环境中谱写伟大的乐曲。”
亚历山德拉对哥哥柴可夫斯基的反应没有文件可查，不过他的哥哥尼古拉听说他要去从事那么一种“不高尚”的行业时，倒是十分惊讶。他讥讽柴可夫斯基“永远都不会成为另一个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却满怀信心地答复尼古拉说：“我也许永远不能成为另外一个格林卡，但是你有一天会以我为荣。”
与尼古拉的反对态度截然不同，柴可夫斯基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但是父亲的养老金有限，而且还要养活两个13岁的儿子，因此只能提供一间小屋和些许食物。不过柴可夫斯基并不在意，像这样的困苦生活已不再使他烦恼，他不但感激万分，而且心满意足。
这时，以往时髦的衣服变得褴褛不堪，同时，他还留着长发，这是模仿他所崇拜的偶像鲁宾斯坦。他靠教授钢琴的有限收入维持生活，可是弟弟莫杰斯特回忆道：“柴可夫斯基比任何时候都开心。在一间只能容纳一床、一桌的小屋里，他过着那种艰苦却快乐的新生活。”
鲁宾斯坦和查伦巴属于古典派的音乐家，所以柴可夫斯基在这个时期所作的曲子都很接近那种流派，自是不足为奇。但是他一直对管乐器有特殊的感情，尤其当他在音乐会中了解了瓦格纳、李斯特等人如何在乐曲中运用管弦乐的力量以后，他那不肯拘泥于传统音乐形式的意愿就很难被压抑了。
1864年夏，当他做了葛理斯坦太子的上宾时，就开始脱离学院派的束缚，以崭新的风格创作乐曲。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暴风雨》特别喜爱，因此为它创作了一首序曲。
根据规定，音乐学院的学生过完暑假后，在开学的时候需要把假期作业交给院长。柴可夫斯基碰巧生病，于是就请拉罗什代他把《暴风雨》的序曲交上去，没想到他因此躲过了一场责骂，而拉罗什却惹来鲁宾斯坦的一顿责骂。鲁宾斯坦要看的是古典乐曲，当他看到歌剧音乐时自然是气愤难消，更糟糕的是柴可夫斯基竟然连管弦乐都搬了上去，这就犯了音乐学院的大忌。这件事成了柴可夫斯基与鲁宾斯坦感情交恶的开端。
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剧本改编的《暴风雨》序曲，直到柴可夫斯基死后才被编入作品集问世。虽然它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却是柴可夫斯基早期音乐才能的一个代表作。
柴可夫斯基并没有气馁，他一方面继续学习，一方面在以后所写的两首序曲中减少了新潮的意味，以缓和与鲁宾斯坦的矛盾。第一首是利用《暴风雨》序曲中的素材所写成的《C小调序曲》，第二首《F大调序曲》则适于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演奏及柴可夫斯基自己指挥。这两首曲子及其他作品在1865年的夏季举行露天演奏，结果非常成功，使处于困境的柴可夫斯基在精神上获得了很大的激励。
但是，在这时柴可夫斯基陷入了巨大的烦恼中。不停地工作带来了极度疲劳感、山穷水尽的经济状况，以及视力不佳等。这时安东·鲁宾斯坦介绍柴可夫斯基到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该学院的负责人尼古拉·鲁宾斯坦正是安东·鲁宾斯坦的老弟。柴可夫斯基计划在音乐学院毕业后前往任教，月薪是50卢布。
1865年年底，柴可夫斯基为音乐学院的毕业典礼谱了一首抒情声乐歌曲，准备在第二年1月12日的毕业典礼上亲自演唱。不过，他由于过度紧张，竟然没有参加两天后所举行的毕业生口试，鲁宾斯坦很是恼火，宣称不让他毕业。好在过了几天后，他的怒气消了。柴可夫斯基虚惊了一场。
没想到柴可夫斯基的这首抒情歌曲却意外地惹起一场批判风暴，不但鲁宾斯坦认为需要修改，有名的作曲家也不以为然，一位作曲家甚至连着几个月都在对它作无情的攻击。
只有拉罗什对柴可夫斯基心悦诚服，他说：“坦白地说，我认为只有柴可夫斯基才是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的创作或许在五年内不会公之于世，但他那些成熟的正统乐曲较之任何其他的音乐作品都来得好……我对他未来成就的期望是远胜于对他那已完成作品的敬仰……”
几天之后，柴可夫斯基告别了圣彼得堡的家人和朋友，起程前往莫斯科就任新职位。他的心情低沉极了，他的前途未卜，不过正如洞察入微的拉罗什所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天赋已在这时开始获得启发，而渐渐地步入坦途了。
前往莫斯科
柴可夫斯基对莫斯科的新环境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原因是他的思乡病和忧郁症已经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幸而尼古拉·鲁宾斯坦既有耐心，而且能容忍，加上这时柴可夫斯基的身份已经由学生转变为老师，因此才没有遭受到太多的折磨与痛苦。
柴可夫斯基发现尼古拉富有同情心，且为人和善，又毫无他哥哥安东·鲁宾斯坦那种高不可攀的态度，心中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尼古拉虽然只比柴可夫斯基大5岁，但对待这位新人，就如同父亲疼爱儿子一般。柴可夫斯基写信告诉弟弟说“尼古拉就像护士一般地照顾我”。尼古拉不但对他关怀备至，要他和自己住在一起，而且还送他半打新衬衫，并找自己的裁缝师为他量制礼服。
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时期，也建立了他一生中重要的两段友谊，一个是音乐学院的督学阿里布列赫特，另一个是音乐学院教授，也是拉罗什的密友卡什金。另外，他还有幸结识了出版商尤尔根松，这个人对俄国音乐的前途极具信心，日后，柴可夫斯基的许多乐曲都交给他出版发行。
一开始，柴可夫斯基很担心自己不能适应新的职位，不久即因日渐胜任教导工作而自感惊奇。他在1866年2月19日写信告诉亚历山德拉说：“我现在对莫斯科的生活已渐渐能适应，但是有时难免感觉非常孤寂。最使我意外的，是我的讲授工作还能胜任，如今我极像一个老师。我的思乡病已经好得多了，不过莫斯科仍旧是一个陌生地方；如果想让我无牵无挂地在这里住上几年，现在还谈不上，说不定我终生都不会这么想。”
实际上，他的生活比信上所说的要愉快得多。他不但从阅读《狄更斯文集》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而且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还陪尼古拉涉足英国俱乐部。他日后的“嗜酒”与“能饮”的习惯，无疑都是在这时期养成的。在工作方面，他只修改过前一年做学生时所写的两首乐曲。鲁宾斯坦兄弟二人对那首《C小调序曲》交相批评，柴可夫斯基在许多年后也承认它确实不好。
奇怪的是那首乐曲的原稿曾一度失踪，直至1922年重被发现后，方始出刊问世。不过，他那《F大调序曲》却广受欢迎，经过修改之后，3月16日由尼古拉指挥作首度演奏。他依照惯例，也把这事告知家人。他在写给孪生弟弟的信上说道：“乐曲演奏过后，听众鼓掌请我再次出场。更令我高兴的是，尼古拉邀宴时，大家也一再地对我表示欢迎。我之所以再三地告诉你们这些，原因是我对自己的初次成功感觉特别兴奋。”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柴可夫斯基收获到了信心，于是就着手编写《G小调交响曲》，但事实证明他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久之后，当他在报上读到别人批评他乐曲的文章时，由于尚未学得反击的功夫来保护自己，因此久久不能释怀。
他写信告诉朋友说：“我在阅读那篇批评文字时，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觉眼前发黑，头脑晕眩，我像个疯子似的跑出咖啡厅。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整天我都在街上游荡，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我永远是一个没用的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家伙……我不成才……我休想有所作为……总结说来，即使我辛劳一生，也不一定就能做好什么事……我没有那种天才。’”
不管他当时是如何面对这些尖刻的批评的，但是这些却没有使他自暴自弃。他像平常一样，以加倍的热忱来努力工作，他日夜不休地埋首编写他的第一首交响曲。4月份的时候，他感到身体不适。他写信告诉弟弟阿纳托里说：“我精神崩溃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交响曲的编写工作很不如意；二是鲁宾斯坦他们知道我比较冲动，竟然成天设法来刺激我取乐；三是我摆脱不了活不长久及留下未完成交响曲的想法。真希望夏天快点到来，我好回去休息并忘却一切烦恼……我恨所有的人类，真想退休下来，找个人烟稀少的乡野地方居住。”
圣彼得堡传来消息，说柴可夫斯基的《F大调序曲》在鲁宾斯坦指挥下，演奏得非常成功。一时，柴可夫斯基的心情开朗了不少，他写信告诉妹妹亚历山德拉说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为见好。在这段时间，柴可夫斯基原本想去卡明卡旅行，结果却因道路不通只好作罢，改而陪伴妹妹的婆婆达维多夫夫人及她的女儿薇拉等人到别处去过夏。
起初，他非常欣赏乡村的宁静与美丽，愉快地浏览刚出版的舒曼乐曲及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来排遣时光。但当他重拾自己的交响曲工作时，所有的旧症顿时复发了。7月底，经医生诊治，他只有经过彻底的休养才能痊愈，柴可夫斯基只好停止了晚上的工作。
由于工作时间受到限制，加上工作本身又有困难，柴可夫斯基未能如愿在夏季把交响曲的工作完成，但在回莫斯科以前，他仍把这首未完的曲稿交给了鲁宾斯坦和查伦巴。但是，他们认为还得加以修改，才有演奏的价值，因此他的演出希望终告落空。
圣彼得堡的这种反应倒是让他的心情暂时缓和下来，而且回到莫斯科后，他还惊喜地发现薪金增加了一倍。这时，音乐学院已决定马上要迁到较大的地方去了。音乐学院的新址9月13日正式启用，柴可夫斯基在酒会中演奏格林卡的钢琴曲。
作为庆贺沙皇太子与丹麦公主结婚的礼物，尼古拉邀请柴可夫斯基根据丹麦国歌编写一首乐曲。柴可夫斯基编写交响曲的工作因此暂时停止。当皇室的新夫妇11月到莫斯科访问时，他第一次演奏那首祝贺乐曲，并获赠一对金袖扣。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首交响曲在11月底完成后，尼古拉建议他作首次演奏，但他却要求只在莫斯科一地举行，结果效果不佳。后来，柴可夫斯基听从他人的意见，将它加以修改，送往圣彼得堡审查。其中有两段被认为“适合演奏”，而且确实曾经在1867年2月23日公开演奏，但是最后圣彼得堡仍将全曲退回。
演奏的失败及观众的批评，使柴可夫斯基变得心灰意冷，甚至把修改过的乐曲全部焚毁。至于原来的乐曲，则在一年后才有机会公开演奏。此时，他正在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编写歌剧。一年前他写信给阿纳托里，首次提到自己的这个工作计划，说他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同意提供脚本后，真是既高兴又兴奋。
1867年3月初拿到脚本后，他立即动手开始工作。可是，这次的合作已注定不会成功。柴可夫斯基因疏忽大意丢失了原稿，奥斯特洛夫斯基只好凭着记忆重新再写，但以后却杳无音讯，这使得柴可夫斯基失去了耐心，合作的基础也因此而逐渐动摇。
夏天，柴可夫斯基陪着妹妹的婆婆及家人在哈布沙尔度假时，他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合作宣告破裂。但他并未因此气馁，他决定要独力完成。
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他甚至还写了一组由三首曲子合成的钢琴乐曲赠送给薇拉·达维多夫，其中，编为第二号的乐曲名为《哈布沙尔的回忆》。
柴可夫斯基仍然摆脱不了自怨自艾的情绪，他写了一封信给妹妹亚历山德拉：“我对生活感到厌倦了……梦寐以求的是一种宁静、庄严及神圣的环境，而那只有和你一起时才能享受得到。你一定要把你的母爱分一部分给我这疲倦的哥哥。或许你会认为我的这种心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我该结婚了。不过，我并没那么想。我的疲乏已使我怠惰得不愿结婚、成家，以及担起养活妻子儿女的责任。总而言之，结婚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可能是将在1877年爆发的“火山”预先传出的信号，后来，心中的苦闷终于逼使柴可夫斯基决定结婚，但婚后的一切却很不如意。他在1867年年底的许多信件中提到“酗酒”问题，这极可能是他参加社会活动过多所导致的。
不过他仍然在12月完成了歌剧《Voyevoda》，据莫杰斯特说它很成功，这由它在同一季中上演过3次可以证明。柴可夫斯基的作曲生涯，在1868年2月3日，第一次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时，他的第一首交响曲初次在莫斯科作盛大的演奏。
据莫杰斯特说，“它的成功超过了所有人的期望”。柴可夫斯基也听取了别人的意见，首次在一次慈善音乐会中担任指挥。卡什金日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我到后台问他有什么样的感觉，他说很奇怪，自己竟然一点都感觉不到紧张。但我看他在台上显得十分忙乱、胆怯，似乎还感到很狼狈。虽然乐曲都在他脑子里，但他指挥时不看曲谱，所以经常出现差错。幸好交响乐团的人都对乐曲熟悉，他们不管柴可夫斯基如何指挥，仍在笑声中把舞曲演奏得很出色……”
柴可夫斯基再次大胆地公开指挥演奏，是10年以后的事；而他终于能够克服对指挥台的惧怕时，时光已经再过10年了。尽管柴可夫斯基的指挥工作未尽理想，但慈善音乐会却产生了另一种重要的影响。音乐会中演奏的乐曲，包括了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塞尔维亚主题幻想曲》，排演时柴可夫斯基就对这曲子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音乐会结束几天后，有人写文章批评《塞尔维亚主题幻想曲》，说这部曲子缺乏格调及活力。柴可夫斯基非常气恼，写了一篇长文为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辩护。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是新派作曲家之一，他实际掌握了圣彼得堡的音乐领域。新派乐曲运动以格林卡为其灵魂，著名的评论家斯塔索夫对此拥护不遗余力。此事曾经在社会上轰动一时，并使得柴可夫斯基与俄国新派作曲家产生了亲密、和谐的接触。
新派作曲家极力主张为俄国人编写俄国音乐，绝对不受西方的任何影响。他们轻视鲁宾斯坦及他的学生那种无条件接受西方观念的作风，反之，鲁宾斯坦阵营也对新派作曲家不满。柴可夫斯基早先就曾以不屑的口吻，说那类的爱国主义者是“圣彼得堡的外行人”。
柴可夫斯基的文章发表以后，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派作曲家看到鲁宾斯坦的门徒如此支持他们，自然非常高兴，因此当柴可夫斯基和他父亲到圣彼得堡的复活节时，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柴可夫斯基虽也经常向新派作曲家请教，但对他们并未予以全力支持。他在1878年写信告诉梅克夫人说：“圣彼得堡的作曲家很有天赋，但是他们都傲慢得可怕。他们认为自己比世界上所有的其他音乐家都好，那种信念很幼稚，也很外行。”
先不论柴可夫斯基当时的内心究竟作何想法，至少表面上公开存在着一种美好的关系。这种情形正如莫杰斯特所说：“柴可夫斯基和新派作曲家间的关系可以比喻成两个友善的国家，他们虽有共同的立场，但是各自独立生存并保持着自身的利益。”
柴可夫斯基1868年和他的得意门生与密友席洛夫斯基在巴黎过夏。他对巴黎歌剧院的演出水平有很深刻的印象：“它对每一部分细节都很重视，因此纵然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也能产生出良好的效果，但我们却对那种表演方式丝毫没有概念。”
9月回到莫斯科时，他发现薪金又有增加，同时《Voyevoda》也正准备在10月演出。不过他却在9月底自行要求延期排演，理由是意大利歌剧团访问莫斯科时，交响乐团的人及合唱团的歌手将会分心。但事实证明那并不是唯一的理由。
痛苦的初恋
意大利歌剧团表演季于9月23日揭幕，柴可夫斯基前往观赏罗西尼的《奥泰罗》，该表演最出色的地方不是舞台的设置，也不是歌唱。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一个30岁的女人。据拉罗什的说法：
她的外表虽说不上美丽，但却有一张热情且富于表情的面孔，她的名字是黛西莉·阿尔托。
刚刚步上艺术巅峰的黛西莉·阿尔托，是著名的角笛手阿尔托的女儿，她的叔父也是一位有名的提琴家。她曾拜师于名门，她的嗓音有力，很适合表达戏剧的深度。
如果说，在全部音乐世界及整体抒情歌剧领域中，没有一种形式是这个可爱的艺术家不能以声音表达出来的话，绝非是大话……我曾说过她不美丽，然而她不需要凭借人工修饰，她的魅力就足以赢得每个人的心，以及让每个人都注意她，好像她是绝代美人似的。
那一晚，柴可夫斯基的心无疑被她给赢去了，他疯狂地爱上了她。黛西莉·阿尔托成为他所迷恋的对象。他毅然地把新交响诗《Fatum》的编写工作抛在一边，立即改写了一首钢琴曲《F调浪漫曲》给她，两人结为亲密的好友。
柴可夫斯基于10月21日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我和黛西莉已经成为要好的朋友，而且我很高兴了解了她的特殊性格。我从来不曾见到比她更和善、更美好或更聪明的女人。”
传闻柴可夫斯基与黛西莉在圣诞节时可能结婚。柴可夫斯基1869年1月7日和他父亲讨论过这件事情：
您无疑已听到我订婚的谣言，而且也可能因为我的闷不做声而觉得受到了伤害。现在，我要把全部经过告诉您。我是今年春天才认识黛西莉·阿尔托的，但只在她义演后的晚宴席上见过她一次。她秋天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一整月没去找过她。然后我们无意中又在一个音乐晚会中见了面，她奇怪我为何不去找她，我就答应不让她失望——若不是安东·鲁宾斯坦路过莫斯科时拉我去参加晚会的话，我绝不会做那种承诺的。
以后，我经常接到她的邀请，去她家成了我每日的生活习惯。我们随后陷入爱河，而且对彼此有了深切的了解。结婚问题自然马上产生，如果没有阻碍的话，婚礼将在夏天举行……
我的朋友中尤其是尼古拉，极力劝阻我们结婚。他们认为我如果和一个有名的歌手结婚，那我就得扮演“我妻子的丈夫”那种可怜角色，同时还要花她的钱，陪她去欧洲各地……如果她不肯放弃舞台生涯，我就必须考虑牺牲自己的未来，如果我盲目依从她，显然我必将丧失所有独立生存的机会。
您从我朋友的这些意见中，该可看出我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一方面我很爱她，深觉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另一方面理智却让我仔细考虑我朋友告诉我的那些不良后果。亲爱的父亲，请您告诉我，您对这件事情有怎样的看法。
他父亲的意见模棱两可，对他的困难一点也帮不上忙。好在1月底传来的消息使他摆脱了麻烦，阿尔托小姐事先没有与柴可夫斯基打半句招呼，就和一个西班牙男中音歌手在华沙结婚了。
趁着《Voyevoda》再次排演的机会，尼古拉很高兴地把此事告知柴可夫斯基。尼古拉讥讽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她并不需要你来作为她的丈夫。现在，你看看，我说得没错吧？那个西班牙人和她结婚是对的。你是我们俄国所需要的人，你不应该做外国人的仆从！”
幸灾乐祸的尼古拉说这话时，柴可夫斯基脸色苍白。他急匆匆地跑出了剧院。好在他悲伤的时间并不太长，实际上，他的自尊心所受的打击远大于他内心遭受的痛苦。他把迷恋错认作是爱情，而且将阿尔托小姐的女人与歌手的双重身份混为一谈。
显然，阿尔托的事没有进一步影响到柴可夫斯基的事业，因为几天后他仍然回来参加排演。不过这时，他虽然摆脱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异性的掌握，但在8年以后，却再也没有如此幸运了。
《Voyevoda》于1869年2月11日举行首次公演，热情的观众使柴可夫斯基谢幕15次之多。他对于自己的初次成功非常高兴，但他对歌剧的兴趣却在《Voyevoda》第四度上演之后即告消散。
这次外界的评论颇令人满意，但拉罗什却说那出歌剧“缺乏俄国气质及充满德国与意大利的守旧主义”。柴可夫斯基为此深感不悦，两个人因而失和多年。不过柴可夫斯基最后还是接受了拉罗什的批评，将大部分乐曲毁弃，只留下受欢迎的序曲，以及一首合唱曲、一首间奏曲和舞曲。
《Voyevoda》首演过后两个星期，尼古拉初次指挥演奏《Fatum》，莫斯科的听众对它表示热烈欢迎，可是以后的成绩还是《Voyevoda》比较好。在莫斯科演奏过后，柴可夫斯基就把《Fatum》乐曲送给了巴拉基列夫，希望他能在圣彼得堡演奏。柴可夫斯基说：“我要把这乐曲献赠给你，不过我希望你能先保证并不讨厌它。”
巴拉基列夫在3月29日担任指挥演奏《Fatum》，事后，他写了封信给柴可夫斯基：“你的《Fatum》已经演奏过，我要大胆地说成绩不错，至少看起来每个人都对它感到满意。至于掌声不多的原因，是结尾时的乐器声响得太可怕。我自己却不满意这乐曲，它未经过精心构思，有的地方像是急着赶出来似的，而且演奏时有许多衔接的地方能清楚地被听出来。
“拉罗什说我对古典音乐没有充分研究，可是我倒自认不太熟悉现代音乐。你永远没办法从古典作曲家学到自由的形态；你在他们身上找不出新东西来……李斯特的乐曲也在同一音乐会中演奏，你将会发现那乐曲形式是多么奇特——每一段的衔接是多么自然。但这并不是偶然的。或者以格林卡的《马德里之夜》为例，那首序曲的各部分接合得又是多么美妙！
“《Fatum》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有系统的连贯性……我坦率地写信告诉你这些事，绝对相信你不会放弃把它献赠给我的念头。你这份献赠十分珍贵，那足以表示你对我的关心，我十分感谢你的美意。”
柴可夫斯基虽把《Fatum》乐曲赠与巴拉基列夫，但并没有答应将它出版。几年后，他把它毁弃，不过遗留的一部分在他去世后又被发现，经过一番整理，出版时被编列为第77号。
《Voyevoda》及《Fatum》先后失败后，柴可夫斯基把希望寄托在1月份开始的新工作上。他把莫特·富克著名的故事《水妖记》（Undine）译成俄文歌剧，并在夏季结束时完成，可惜送到圣彼得堡审查时，主事者互相推诿，直到1871年仍然未获通过。他一怒之下，在两年后将乐曲取回，付之一炬，至此，他的失败纪录总共达到3次之多。
不过，他在焚毁这乐曲时，仍然留下了四章：其中有一章结婚进行曲以后成为《第二交响曲》的第二章；一章爱情二重奏成为《天鹅湖》中有名的慢板乐曲，而且在配以抒情器乐曲以后，更成为奥斯特洛夫斯基《雪娘》乐曲中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柴可夫斯基绝不是一个浪费好材料的人。
由于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柴可夫斯基变得意志消沉，他再次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在回莫斯科的途中，他的心情简直坏到了极点。不过，他随即发现，还有件事必须由他出面打抱不平。这一次是巴拉基列夫在5月被强迫辞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工作，因音乐学院院长的音乐立场与喜好和他的意见相左。
柴可夫斯基认为这是对艺术工作的不正当干涉，于是按照过去对里姆斯基·科萨柯夫事件的做法，发表文章攻击院长，并极力为巴拉基列夫辩护。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在回忆录中说，柴可夫斯基那篇文章的“热情与力量使每个人都很感动”。
那篇文章使得柴可夫斯基和爱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加强，他和巴拉基列夫在1870年秋季也经常在一起。但是柴可夫斯基对这种友情多少仍然有所保留。后来，他曾对阿纳托里说：“巴拉基列夫虽然是一个大好人，而且对我也很不错，可是我依然不能和他坦诚相处。我不喜欢他那器量狭小的音乐见解和尖酸刻薄的谈吐。”
实际上，他与巴拉基列夫相处的时候，生活的确比他所想象的要幸福多了。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以后，痛苦地抱怨缺乏音乐灵感，唯一的作品只有受托为鲁宾斯坦的歌剧所写的钢琴序曲，最后还是接受了巴拉基列夫的劝告，才着手编写另一首新的重要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