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勃朗特姐妹们的父亲出生于1777年，他的名字叫佩特里克，是家中的长子。佩特里克的童年是在北爱尔兰度过的。
他的故乡在一处偏僻的山谷里，它位于两个小镇之间。这里有一连串坡度和缓的山地，气氛隐僻平静，景色优美，金黄色的麦田与青绿色的草地互相辉映，灌木丛中满是吊钟花和金银花，几只绵羊在山坡上吃草，远山呈暗蓝色蜿蜒起伏，温和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一切。
佩特里克家住在一栋白色的小房子里，在他出生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里都是破败而老旧的。它经受了太多风吹雨打，原来的外表逐渐剥落侵蚀，屋顶有一部分脱落了，墙壁也几乎快要倒塌。一直到1956年，它才得到了修缮和保护，石板墙再度被砌了起来，屋子四周还立起了一道围墙，大门口竖了一块牌子，上面标明这里就是勃朗特姐妹的父亲的出生地。
佩特里克的父亲，也就是勃朗特姐妹的爷爷是一位贫穷的农夫，他的妻子可能来自爱尔兰北部，是一位天主教徒。不过，他们的孩子是以新教徒的方式抚养长大的。
佩特里克据说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个子很高，有着暗红色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精力充沛，意志坚强。他的父母几乎都没什么文化，但家中仍藏有三四本书，佩特里克就拿着这几本书自学。
他最初是在铁匠铺里当学徒，后来又做了布店的学徒。16岁时，因为自学成才，他成了隔壁村子教会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来又到整个教区的学校教书。
这时，附近教区有一位鳏居的牧师，他邀请佩特里克担任他两个小儿子的家庭教师。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牧师是教派领袖的朋友，他曾陪着教派领袖四处传教。教派领袖想要培养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传教士，牧师也有这种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佩特里克是个不错的人选，于是他有意栽培佩特里克，也许还借了一些钱给他，送他去上大学。
1802年，佩特里克25岁的时候，他以公费生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
在大学期间，佩特里克自寻财路，一方面为富人的孩子做家庭教师，一方面接受一些慈善团体的部分援助。他不但没有负债，有时候甚至还能寄些钱回去贴补家用。
19世纪初期，整个英国等级制度还很森严，佩特里克能够在这种大环境下，从山村一栋破旧的小木屋一步一步走到剑桥大学，从这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意志力和坚定的决心。
据说，这期间，佩特里克的姓氏发生了改变。是因为这位新来的爱尔兰学生乡音太重，圣约翰学院注册处的职员没有听清楚他的姓氏究竟是Brantg、Brunty或Bronte；还是佩特里克故意造成这个错误，以表现出他已经获得的新的地位。时隔多年，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但是，从这以后，佩特里克的姓氏就变成了Bronte。
勃朗特姐妹出名以后，有人推测说，佩特里克是因为一位爵士的封号才改了一个差不多的姓氏。当然，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根据。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注意到，四十多年以后，也就是《简·爱》一书出版之后，伦敦方面有人谣传勃朗特一家系属那位爵士的家族。不过，在一切未得到证实之前，我们先相信佩特里克这样做确有原因吧。无论如何，他一旦以勃朗特的姓氏取得学位，就必须一直沿用下去了。
1806年，佩特里克获得神学学位，成为一名牧师。
1811年，佩特里克认识了玛莉亚·勃兰威尔小姐。
玛莉亚·勃兰威尔个子娇小，衣着整洁，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智慧。佩特里克很快爱上了玛莉亚，他们在1812年年底举行了婚礼。婚后，佩特里克受聘成为一所学校的主考官。
这所学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存在，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而且组织上也有所改变。佩特里克——或许我们现在应该叫他勃朗特先生，已是英国教会的一名神职人员。
勃朗特先生有一段充满奋斗的强烈而不平凡的生平，而比他小六岁的勃朗特夫人也同样有着不平凡的遭遇。她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也是镇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从他们恋爱期间玛莉亚写给佩特里克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位迷人、富有同情心而又热情的女孩子，能够用文字完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富有幽默感。
这时候的勃朗特先生是位活泼、英俊、能言善道的年轻小伙子，具有爱尔兰人的长处；同时也是一位很好的传教士，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也是一位作家，他的诗集刚刚出版。玛莉亚有一次在信中称他为“我鲁莽的佩特”，我们仔细研究她信中那些温和、戏谑的字句，会发现她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佩特里克曾偷偷地吻了她一下。
在恋爱的这段时间里，玛莉亚曾为某本杂志写了一篇论文，主题与宗教和贫穷有关，它的风格基本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这篇文章仍然有其重要性。
同样的，勃朗特先生的作品也很出色。他这时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两卷散文集、三本小册子以及两册讲道辞，另外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诗。他的诗集都是一些小诗，诚实且立意良好，但文辞有时候不免有点华而不实，有的又显得格调有点沉闷。
1815年出版的一篇宗教故事，主要讲一位贞洁的农家少女把追求她的一位浪子改变成一位基督徒的故事。这篇故事对话很少，内容十分沉闷。
1818年在伦敦出版的一篇故事说的是一位年轻的英格兰男士，遇到一位爱尔兰女郎，并和她结婚。其中也包含了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威灵顿公爵、天主教解放、英国及法国圣经学会，以及当时的其他社会问题。它也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爱尔兰神秘社团“白孩子”的活动。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名叫艾比翁，稍后，我们还会提到这个名字，它被勃朗特姐妹们加以使用，在《简·爱》一书中出现。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勃朗特先生和他的妻子都很有文学素养，这对他们孩子的生活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熏陶作用。
勃朗特家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看到他们爸爸的名字印在书本的封面上，不仅在家中可以看见，在书店的橱窗中也能见到。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不断努力写作的热情，就像夏洛蒂后来说的那样，从小时候起，他们所知道的最大的刺激和乐趣，就是文学创作。
勃朗特家的孩子们
勃朗特夫妇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对于教派领袖的理想也很有热情；两人都读过不少书，喜欢阅读，熟悉当时的世俗潮流；两人都喜爱文学创作；并且他们住在约克郡，远离家乡和亲人。这些特点都遗留了一部分给他们的子女，在他们子女的生命中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氛围。
勃朗特先生和勃朗特夫人结婚时，还是一位乡村牧师，他的两个孩子出生在这一时期。其中长女玛丽亚生于1813年，次女伊丽莎白生于1815年。这之后，勃朗特先生被调到西北方的一个教区。
勃朗特一家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当然这期间，勃朗特家那些后来举世闻名的孩子们都出生了。夏洛蒂生于1816年，佩特里克·勃兰威尔（勃朗特家唯一的儿子）生于1817年，艾米莉生于1818年，安妮生于1820年。
1820年，勃朗特先生被任命为豪渥斯地区的牧师，于是他们一家人继续向西北方迁移。到达豪渥斯地区之后，很不幸，年轻的勃朗特太太在1821年秋天因病去世。
勃朗特先生在这之后曾有过两次再婚的企图，一次是向豪渥斯的一位夫人求婚，一次是向他以前的爱人求婚，但两次都没有成功。
勃朗特夫人的姐姐——伊丽莎白·勃兰威尔——在玛莉亚生病期间来到豪渥斯。玛莉亚过世之后，她同意留在豪渥斯照料牧师公馆的家务，并照顾她妹妹的这些没有母亲的可怜的孩子们。从那时候起，勃朗特一家就一直住在豪渥斯。
伊丽莎白·勃兰威尔是个个性温和、聪明、学识渊博、言谈适度的女人，但她却没有她妹妹的爱心及温情。她把教会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也把孩子们教养得很好，但从勃朗特一家留下的几百封信件中来看，没有人提到她和蔼可亲。
孩子们尊重她的决定，很听她的话；他们喊她“姨妈”；他们不会对她的假发卷、丝质衣服以及长筒木鞋加以嘲笑；但他们并不爱她。他们非常不愿意听到她把豪渥斯拿来和她的家乡相比而把豪渥斯贬得一文不值。
伊丽莎白·勃兰威尔确实不喜欢豪渥斯。豪渥斯的气候阴沉，多风多雨；相比之下，她的故乡则更为温暖、干燥。那里到处都是高大的棕榈树，整日阳光普照，大海蔚蓝无比。
在那里，伊丽莎白·勃兰威尔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经常有饮茶会或其他形式的社交访问活动，而豪渥斯却缺乏所有一切。
豪渥斯位于一座山脉的支脉出口处，据某些权威人士说，豪渥斯这个地名是从撒克逊语演进而来，意思是“高原田地”。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个地名实际是古代北欧语，代表了一个高地与河流。
似乎后面这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豪渥斯整个地区确实是从山脚延伸到一处狭长的高地，山脚的河谷处也确实是有两条河流。
离豪渥斯很近的地方有一个乡镇，距河谷有四英里。另一个方向上有一条泥土路，路的尽头是一座桥，过了桥之后是一个小镇，这儿已经离豪渥斯有八英里远了。接着沿小镇附近的山谷再往前七英里处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镇子。现在看来，这几个小镇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但这之间的山路并不好走。山路不但坡度很陡，多风多雨的恶劣气候更增加了行走的难度。
在勃朗特一家生活的那个时代，豪渥斯地区还没有铁路，没有高速路，也没有国道。如果有人想离开村子，就只有靠步行，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骑马，或是雇一辆马车。
家乡豪渥斯
多年之后，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流行于世。某些英国南方或其他国家的读者曾经说过，在他们亲自到豪渥斯参观之前，他们一直无法真正了解勃朗特姐妹的作品。
人们进入这个河谷中的村子之后，右转，走过一座桥，爬上一处陡坡。到了坡顶之后，再向右转，面对的是另一个更长、更陡的山坡。坡上有一条狭窄的圆石子路，路两旁都是小而黑的石房子。它们都是用粗砾石板造成的，这种硬而深色的石块正是豪渥斯遍地可见的石材。
石子路尽头的左手边有一个旅馆，往左转，就可以看到豪渥斯教堂。这并不是勃朗特一家常常做祷告的教堂，它是1879年在原址上重新改建的。
沿着教堂旁边的圆石小路走上去，可以看到豪渥斯墓园，墓园里有许多墓碑，一直排到一堵墙边。墙里面就是牧师公馆的花园，这就算是已经来到豪渥斯牧师公馆了。这座公馆是19世纪60年代增建的，但原来那栋朴素的二层小楼仍然存在，现在已经改成了博物馆。在楼顶的天台可以俯视东面的墓园、教堂以及远方的山脉。
公馆后面有一条小路通往旷野。遍布黑色岩石的广阔而幽暗的山坡上，长着一些粗糙苍白的野草和强韧的石南植物。石南是一种常绿的小乔木，在8月和9月果实成熟后呈现美丽的紫色，一年当中的其他季节则是暗棕色。
无数的小溪流从狭窄的岩石河床上猛然流下。这些从土地表面流下的白色细线条，以及淙淙的水声，使当地居民倍感亲切。
来自大西洋的强风猛烈地刮着，将云朵吹过灰色的天空。这儿经常下雨，也经常出现浓雾，冬天时更是经常下雪，因此路边竖立了很多高大的路标，用以指示路人，免得他们迷失方向。
对于一个异乡人来说，豪渥斯的风景并不秀丽，可能也不壮观，当然更谈不上“造化钟神秀”。这里未经人工开垦，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总能显示出愉悦而生气勃勃的气息，而天气沉闷的时候则充满阴沉郁愠的气氛，这两种气氛分别催生了约克郡居民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在这里，即使是在旷野上吃草的绵羊，也会在人们走近时惊吓得抬起头来，很不友善地瞪着来人，它们似乎也具有当地人特有的独立而坚强的个性。
勃朗特家的孩子们就在这片旷野上游玩，他们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尤其是艾米莉。夏洛蒂后来写道：
我的妹妹艾米莉喜爱这片旷野……她爱的并不仅仅是这里的风景；她生活在其中，依赖这儿为生，就如同野地中的小鸟、石南植物对旷野的依赖性一样……她在这片荒凉孤寂的野地里找到了很多乐趣，而最重要的一项乐趣是——自由。
豪渥斯的环境，在某些方面确实影响了勃朗特一家人的生活，然而当时及以后的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豪渥斯并不是一个肥沃的农业地区——燕麦是可以种植的唯一一种谷物，但产量也不多。这里也没有丰富的牧草可以用来养牛，水分倒是很充沛，但缺乏果树。
草和石南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它们很适合做绵羊的饲料。豪渥斯地区拥有纺织工业所需的羊毛和水，因此它一直以来都是英国很重要的羊毛布料制造地。19世纪初期，豪渥斯一带的纺织业还没有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纺织机依然是由水力带动。后来经过改良的蒸汽机传到了这里，纺织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豪渥斯的工人反对使用机器，因为那会使他们面临失业。工人们曾在1812年发生小规模的暴动，勃朗特先生当时正好在当地担任牧师。时代大潮流的发展势不可挡，工人们的暴动很快不了了之。机器经过不断的完善，慢慢成为生产的主力军。这种变化和发展使得纺织工人从他们的作坊中走出来，聚集到建筑在溪边的工厂里。最初这些工厂建在河流两侧只是为了方便取得水力，后来则是为了方便运送煤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并壮大起来。
这是英国社会中的一个新集团，比地方牧师要有钱得多，但所受的教育却比牧师差得多。他们自称为“生产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贵族式的教育，因此在一些地方，家庭教师的需求量大增。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变革的年代，勃朗特一家人的生活注定会由许多不寻常的因素组成。勃朗特一家人的身上有着爱尔兰人的遗传特性——外向、善于雄辩和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在他们生活的地方，约克郡的当地人民现实、保守、讲究实际，不喜欢过多地表达感情。这种反差使得勃朗特家的孩子们在当地显得与众不同，也使得他们得以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他们能演讲或撰写爱尔兰及约克郡形式的演说，夏洛蒂长到十几岁时仍然带有爱尔兰腔调。
这些不同的影响也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使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各不相同，我们可以从勃朗特家六个小孩的个性中看出他们的不同。
勃朗特家唯一的男孩勃兰威尔喜欢说话，精力充沛，喜爱表现；安妮最像她的母亲，温柔、虔诚、顺从；艾米莉十分拘谨、内向；夏洛蒂的性格比较矛盾，内心经常为了强烈的道德观念和同样强烈的冲动而交战不已。
至于伊丽莎白，我们对她的情形知之甚少，因此无法作出归纳和总结。
玛丽亚的外表看来显得安详无比，但却不是很整洁，这说明她在心理上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这倒很像夏洛蒂在《简·爱》一书中对海伦的描写。
勃朗特一家的居住地靠近旷野，那一片荒凉而壮观的景象，使得这些孩子们从小就能够安于朴素的生活，也滋长了他们对独立生活的热爱。
孩子们也承袭了父母对书籍的喜爱，同时，他们寂寞的生活更大大鼓励了这种爱好。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狭小世界中，他们没有年轻一点的亲戚，也没有孩子能够和他们一同玩耍。
噩梦般的寄宿学校
对勃朗特先生而言，他一年的收入只有200英镑，要想以如此微薄的收入教育六个子女，附近的柯文桥女子寄宿学校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一所专收神职人员子女的慈善性机构，由威廉·威尔逊牧师创建。
威尔逊牧师是位热心、善良而富裕的地主，他虔诚献身于宗教工作。他创办学校的目的是为神职人员子女提供住宿和教育，每人每年只收14英镑，其余不足的费用全部由慈善机构捐助。
这所学校创立于1824年，校舍是由一所农舍和一个线轴工厂改建而成。当年7月，勃朗特先生将他两个年纪最大的女儿——11岁的玛丽亚和9岁的伊丽莎白——送到了这所学校。当时共招收了29名学生，后来学生人数急剧增加。
勃朗特先生在学校里住了一个晚上，和学生们一起用餐，亲身体会了学校的环境。这一年稍晚些时候，他又将另外两个女儿——夏洛蒂和艾米莉——送到这所学校。
威尔逊牧师在夏洛蒂的印象中显然不是世人眼中那样善良热心的样子，《简·爱》一书中的洛伍德孤儿院院长布洛克·赫斯特先生，就是以威尔逊牧师为原型塑造而成。这在盖斯凯尔夫人的传记作品——《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中得到证实。
这种描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威尔逊牧师的亲属激烈指责描述的失实。但是，威尔逊牧师留下了一些他为儿童们编写的杂志和书籍，在我们今天看来，他所谓的正确教育儿童的观念完全都是错误的。尤其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他所写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描述小孩子临死前的情形。他的故事中，有位三岁半的小男孩在被问到他愿意选择死亡还是生命时，他回答说：“死亡。我喜欢死亡。”还有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他大声喊叫、啼哭，上帝收回了给予他的生命，并且将他打入了地狱。
威尔逊牧师故事中的小孩子经常不停地祈祷，而他们的祈祷词在现代人听来都十分可怕。他完全不懂人性，因此他不仅认为这种死亡和地狱的可怕故事适合小孩子阅读，并且认为经常实施处罚是正确的教导方式。
曾有一个小孩子率直地问道：“如果你爱我们，为什么还要鞭打我们？”结果，威尔逊回答说，鞭打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
威尔逊还认为，经常提醒年纪较大的女孩子她们应该依赖他人，可以使她们产生正确的谦逊态度。但事实正好相反，以夏洛蒂高傲的个性来说，他的教育方法使她产生了激烈而持久的憎恨心理。
另外，严格的学校管理也不适合娇小纤弱的勃朗特家的小女孩们。她们那时刚刚出过麻疹，百日咳也才痊愈不久，即使是最好的寄宿学校也比不上家里舒服。
柯文桥的冬季很冷，夏洛蒂在后来的作品中提到，当那些身材高大的女孩聚集在火炉前，挡住了火炉的热气，使那些个子较小的女孩得不到温暖时，寒冷更甚。
每个星期日的早上，女孩们都要上山，前往威尔逊先生的教堂，这是一件苦事。如果赶上下雪，雪片会飘进她们的鞋子里。她们没有戴手套，双手被冻得发疼。好不容易到达教堂，那里却没有暖气设备，她们不得不湿着脚在那里待上一整天。
学校的伙食也很差，食材通常不新鲜，烹饪的方法也太过简单，勃朗特家的女孩们经常吃不下去。结果，没过多久，玛丽亚染上了肺病。1825年2月，她被送回家养病，5月就去世了。
这时候，伊丽莎白也患了肺病，在5月底回到家中。勃朗特先生对这种情况有了警惕心，第二天就立即赶到柯文桥，将夏洛蒂和艾米莉带回豪渥斯。
伊丽莎白在6月中旬去世了。夏洛蒂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我们都可以在《简·爱》一书中看到。勃兰威尔对长姐玛丽亚的死感触很深，他把自己的感想写进了自己的一些诗作中。
幻界“玻璃城”
从1825年到1831年这段时间里，勃朗特一家人——爸爸、夏洛蒂、勃兰威尔、艾米莉、安妮，以及他们的姨妈一起住在豪渥斯的牧师公馆中。
勃朗特先生是位尽责而活跃的牧师，他参加当地的神职人员团体，热心地推动豪渥斯教区精神与物质福利的发展。工作之余，勃朗特先生教导勃兰威尔希腊文、拉丁文及普通的英文课程。不幸得很，这位聪明的小男孩在当地一间不太好的学校上过几个月毫无用处的课之后，就再也不曾上过任何学校，因为勃朗特先生无力负担使他的儿子获得良好教育的经费。姨妈则在卧室里教导女孩们的功课，同时也教她们各种家事，以便将来她们能成为好的家庭主妇。
这期间，勃朗特家新增了一个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十分重要的人，那就是在厨房工作的一位中年寡妇塔碧莎·艾克洛，他们都喊她塔碧。
塔碧负责煮饭、清扫等一些家务，同时以强硬但充满爱心的手法管理这些小孩子。塔碧是位极度诚实、虔诚的典型约克郡妇女，说话带有强烈的约克郡腔调，个性独立，说话爽直，是位忠诚的仆人。她在勃朗特家一共服务了三十年之久。
这六年里，全家团聚。在勃朗特家孩子们的生活中，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由于缺乏玩伴，他们只好学会顺其自然。他们在旷野游荡，养了一些心爱的小动物。
艾米莉养的是一条大型犬，她为它取名为“守护者”；安妮养了一头毛发柔软的小型犬，叫“佛洛西”。后来他们又养了许多狗、猫、鸟。有时候，他们在教区内发现一些生病或受伤的动物，就把它们带回家，温柔细心地照顾它们，直到它们恢复健康。如果他们看到教区内有人对动物表现出粗野或虐待的行为，就会站出来指责。
这段时间对他们的成长非常关键。他们开始创造、思考，并将所思、所想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可以从夏洛蒂和勃兰威尔的叙述中，看出这种文学创作的过程是如何开始的。
1826年6月的一个晚上，也就是长女玛丽亚逝世一年之后，勃朗特先生从里兹带了一些礼物送给他的孩子们。他送给勃兰威尔的是一盒木头玩具兵，送给三个女孩子的是一套模型村庄和一些其他的礼物。当他将礼物带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孩子们都睡着了。勃朗特先生把玩具兵放在小男孩的床边。第二天早晨，勃兰威尔带了玩具兵来到女孩们的房门口。夏洛蒂在后来的作品中描述了那天早上的情景：
艾米莉和我跳下床，我抓起其中一个玩具兵，大叫：“这是威灵顿公爵！这是公爵！”艾米莉也同样拿起一个面貌严肃的玩具兵，说那是她的；我们喊它为“扑克脸”。睡在姨妈房里的安妮从楼上下来，也选了一个玩具兵，那是一个容貌怪异的家伙。大家称它为“侍童”。
勃兰威尔为他自己所选的玩具兵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波拿巴”。这些玩具兵成了拿破仑时代无数战争与战斗故事中的人物。当时这些故事在英国极为流行，时间距离也近，极具亲切感。
他们把这些玩具兵统称做“年轻人”，有时候则叫做“十二勇士”，不断为它们幻想其他各种姓名、各种角色以及丰富多彩的冒险故事。每个士兵首先拥有自己的王国——巴里斯兰、斯尼奇等。勃兰威尔还画了一张地图。结果，所有这些想象中的人物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幻想世界，他们叫它大“玻璃城”。
在这个大“玻璃城”里有出版家和作者，也有将军、艺术家、英雄和骗子，完全就像一个真实的世界。管理“玻璃城”的是“四大将军”，他们的姓名分别为塔里、布兰尼、艾米莉和安妮。
“玻璃城”的建筑可能是从约翰·马丁那些相当壮观的圣经图书中抄袭而来。马丁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的作品在19世纪20年代非常流行。牧师公馆里也悬挂着马丁的四幅画，其中有一幅名为“贝尔沙的盛宴”，想必“玻璃城”的建筑物情况就是从这幅画里获得的灵感吧。
孩子们还不时发明一些游戏。夏洛蒂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狂风大作，四个小孩子坐在厨房的火堆旁边，开始玩“岛人”的游戏，即每个人选择一个岛屿，并把他最喜欢的人物放在岛上。
不过，“玻璃城”仍然是他们活跃思想的主要场所。1829年1月，姐弟四人开始向《少年杂志》投稿，他们把《玻璃城论文》《玻璃城历史》及《玻璃城歌曲》投给这个杂志社。在1830年之后，勃朗特姐弟们表现出了他们异于同龄人的世故和成熟，他们把“玻璃城”改名为“维里欧波里斯”，显然是引用自法语的玻璃Verreopolis一词，不久后又改成“维多波里斯”。
童年的创作
在这个不寻常的创作过程的初期，主要人物已从想象中的威灵顿公爵变成他的儿子威斯雷·都洛侯爵。关于威斯雷的故事，勃朗特姐弟将其定名为《艾比翁与玛莉娜》，威斯雷就是书中的“艾比翁”。
夏洛蒂和勃兰威尔认为，威斯雷应该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王国，于是发明了安格里亚王国，而威斯雷则成为查莫纳公爵和安格里亚国王。
夏洛蒂负责处理王国内的爱情故事，她让威斯雷拥有两个妻子和几个情妇。勃兰威尔则负责国会与战争，他把威斯雷的敌人描写成邪恶的海盗。
艾米莉和安妮经常不理会安格里亚王国，而是发明了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王国——刚达尔，这个王国的气候与豪渥斯相似，这里有一个凶恶的女王。
我们发现，艾米莉在她的一生当中，一直继续撰写着刚达尔的故事，但我们却很难找到流传下来的相关作品。这很可能是夏洛蒂在她的妹妹去世后，把她的作品全部烧毁了。
详细情形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一直到1845年为止，艾米莉和安妮交换的生日卡中，还曾提到刚达尔王国中的人物，而艾米莉也有许多首诗是以刚达尔为主题的。
夏洛蒂在23岁时，正式在写作上向安格里亚王国道别。而勃兰威尔关于安格里亚王国的写作则在1839年停止，当时他22岁。不过，这种童年时期的作品有许多已经流传于世，它的总字数甚至超过勃朗特一家人所刊行作品的总字数。
在这大量的作品中，有一个事实令人感到十分惊讶，那就是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以细小的笔迹写在窄小的纸张上的，那些纸张通常只有五厘米长和四厘米宽。
这些窄小的纸张被很整齐地装订在一起，成为精致的小书，封面和封底是用彩色的糖纸或其他漂亮的包装纸做成的。其中一本书的封底内页还可以看到这种字样：精制盐，卡夫里化学与药剂公司出品。
勃朗特家的孩子们为什么使用如此细小的纸张来记载他们的故事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最初，人们认为他们是因为缺乏零用钱购买纸张，但后来发现，他们很可能是为了保密才这么做的。因为有时候纸张虽然稍微大了一点，但上面的字体仍然很小。
在勃朗特博物馆中有一本跟平常的本子一样大小的练习簿，勃朗特先生在上面写了这些字：“在这本簿子里，一定要用漂亮、适当的字体书写。”
很明显，勃朗特先生可能是因为那些小书而感到不高兴了。这很正常，任何一位做父母的都会不高兴，因为，这会影响孩子的视力。但是这本练习簿是空白的，勃朗特姐弟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任何一个字。
这些儿童时代的写作被夏洛蒂称为“地下世界”，以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白日梦，是表达他们久被压抑的欲望的一种形式。
夏洛蒂的热情、勃兰威尔的叛逆、艾米莉对自由的热爱——这些都是他们生活中最深刻、最有意义的部分，这些全都通过这种白日梦似的故事呈现在我们眼前，并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有所启示。
我们看得出来，勃兰威尔和夏洛蒂不同，他并不是一位好的散文作家。他的作品风格华丽，字里行间都有一种自大的情绪，他不屑于作细节描写，喜欢表现他的知识。说得明白一点，勃兰威尔极为自负，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夏洛蒂增加了一些描写，才使得那些人物更加真实和贴近生活。
我们也发现夏洛蒂有时候同她弟弟开玩笑，在她的关于安格里亚王国的故事中出现过一个名叫班杰明·威金斯的诗人，善于夸口说谎。威金斯从一个地方走到安格里亚，他在描述自己的行程时，把每天所走的里程从20里夸大到60里；他进入一家小酒店，出来后夸口说他吃了牛排、喝了啤酒，事实上，他只是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杯茶。这很显然是影射了勃兰威尔的自大。
勃兰威尔这种喜欢热烈夸大的习惯虽然曾遭到一位疼爱他的姐姐的善意嘲笑，并且在儿童时代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欢笑，但后来却以悲剧的形式再度出现。
有一首在约克郡写的诗，收录在夏洛蒂的一篇维多波里斯故事中。她在诗中提到某些奇怪的小人物，由那些关于他们身体构造的描写来看，显然是指艾米莉的刚达尔王国中的一些成员，如果能够把它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艾米莉的线索。
据说，在柯文桥学校的时候，艾米莉是个“可爱的孩子……深受学校师生的喜爱”。那么，在这首诗中所描述的那个意外，是不是真实的情景呢？正是这个创伤式的经验使得这位可爱的艾米莉小姐变成了一个怪异而冷漠的人？我们不得而知。
“爱玛拉”在约克郡的方言里就是“艾米莉”。
爱玛拉是一个高大的人，
她大吃大喝，把肚子撑得满满的，
然后满地打滚，
大哭大叫，
从口袋中抽出一把刀子。
要不是我立即夺下她的刀子，
她可能用它来割断自己的喉咙……
最后，爱玛拉睡着了，
直到所有的烈酒都从她的脑袋里消失为止。
这种大量的故事写作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那就是当年轻的勃朗特姐弟开始尝试小说创作时，他们已不是生手，而是有经验的专家，对于情节及人物的处理已经十分熟练。
但是，如此频繁的创作频率似乎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它同样重要，但作用却与上面提到的相反。我们知道任何种类的艺术创作，都是一件十分耗费精神与体力的事情。年轻的勃朗特姐弟是否就是因为这种丰富的创作，以及这种连续地叙述故事的形式，而使得他们的生命逐渐凋谢萎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