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感激。”他说。他一边说，一边舀了一匙糖放在咖啡里，搅动，加奶，再搅动。“你知道，”他说，“我几乎要放弃了，差一点就没给你打这电话。我翻电话簿找私家侦探。我只知道你的名字，不知道你姓什么，而我找不到任何叫马修的人。我在想，说不定我该罢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不是？”
“的确有的汽车贴纸是这么写的。”
“然后我又想，汤姆，就再试一次，看看有什么结果。别钻牛角尖，总不能另外找个侦探去找这个侦探，至少再拨一次电话，走一步算一步，就算游不过河，最少也得弄湿脚吧，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你只沾个边，说不定你能哗啦一个波浪就冲过去了。”
到目前为止，那道波浪领着他到了火焰餐厅，我们在吸烟区找了一个雅座。多年以前我常跟客户在酒吧见面，现在我改成在咖啡馆。我这也是跟着生命之流而动，看它可以带着我走多远。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团体交流中心，”他说，“我要求找一个‘戒酒很简单’团体的联络人，因为我知道那是你最初参加的团体。除非你换了，又搬了家，或索性搬出了城。也说不定又重新喝上了，谁知道呢，不是吗？”
“没错。”
“反正他们给了我一个号码，我就打了过去。我扯谎说我在一个聚会上遇见你，你给了我电话号码，但被我弄丢了，我从来不知道你姓什么。接电话的人也不知道你的姓，但他马上知道我要找谁，所以我才知道你还在戒酒，而且还待在这个区。他给了我另外一个号码，那个家伙叫里奇，我也不知道他的姓，但他知道你的姓，而且在他的电话簿里就有你的电话。所以我就打来了，昨晚一次，今早又一次，你回了我电话，于是现在我人在这里。”他吸了口气，“如果你说我疯了，我可以立刻掉头回家。”
“你是不是疯了呢，汤姆？”
“我不知道，”他说，“请你告诉我。”
他看起来很正常。他大概有五英尺八九英寸高，跟我错过没看的中量级拳手差不多高，但稍微重一点。圆脸，前额的皱纹及嘴角的纹线使他原本男孩子气的脸显出年岁。淡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上面一层已经稀薄了。他戴着金边眼镜，我猜是近视老花两用，因为他叫咖啡之前，先取了下来看菜单。
他穿一件淡蓝色运动衫，塞进打褶的棉布长裤。脚穿棕色纹底便鞋。旁边椅子上放着他的外套，蓝绿色的衣服镶着深蓝色边，胸前口袋一道L.L.Bean商标。他戴着一只式样简单的结婚金戒指，手腕上是不锈钢表带的天美时电子表，运动衫口袋里放着一包骆驼牌香烟，烟灰缸里还点着一根。他固然不像什么时髦人物，但绝对称得上社会中坚：一个布鲁克林区的家伙，一个顾家的男人，辛勤工作，赚钱养家。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疯狂。
我说：“你何不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乔治是无辜的？”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有理由这样想。”他拿起香烟，弹了灰，又放下来。“他大我五岁，”他说，“我说过吗？先是他，然后是我姐姐，接下来才是我。我成长时，当然十分崇拜他。他从军时我才十四岁，就在那时候，我已经发现乔治跟别人不一样。他常直直地瞪着远方，有人问他问题，他常常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知道这些，但我仍然崇拜他。”他皱起眉头，“我干吗说这些？说我了解他永远不可能杀人？任何人都可能杀人，我自己也差点杀了人。”
“怎么回事？”
“大概在我戒酒之前两年吧，我在某个酒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起了点争执，有人推我，我就推他，他撞过来，我撞过去，他挥拳我也挥拳。他倒了下来，并不是因为我的身手好，而是他绊到了自己的脚。哗啦一声，他撞到了头，不知是撞到了吧台边，还是吧椅的底座，我不知道是什么。他昏睡了整整三天，他们甚至不确定他是否能活命。如果他死了，我就犯了过失杀人罪。我有什么话好说？说我不是故意的？过失杀人罪的意思正是这样，你不是故意杀人的。”他沉浸在回忆里摇摇头，“长话短说，第三天他清醒过来，不愿意告我，也不愿意再提这档子事儿。后来我又在酒吧遇到他，我请他，他请我，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他拿起烟，看看，把剩下的烟蒂捻熄。“但一年之后他还是被杀死了。”
“又是酒吧打架？”
“抢劫。他在拉尔夫大道的一家金融机构当助理。三个人被枪击，他，一名警卫，还有一名顾客。只有他死了，倒霉到极点，说不定他命该如此。但如果说他早一年死，那我就得进监狱了。我不是一个有任何暴力倾向的人，那件事之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有人推我，而我还手了而已。”
“你很幸运。”
“我一辈子都很幸运，”他说，“但我可怜的老哥却不。他是那种会躲避争执的人，但某种情况下，他却怎么躲也躲不了。在他的生活之中，暴力永远在不远处等待。”他坐直起来。“但上个星期发生的事，”他说，“完全说不过去，那不像乔治。”
“什么意思？”
“你看，”他说，“警察拼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霍尔茨曼在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乔治靠过去向他要钱。霍尔茨曼不睬，对他说不，甚至叫他滚开。乔治拿出枪，开枪杀死他。”
“有什么不对之处？”
“你常在附近看到乔治，你曾见过他跟人要钱吗？”
“我不记得曾见到过。”
“相信我，你从没见过。乔治不跟人要钱。他不喜欢跟人要任何东西。如果他真没钱，又需要用几个钱，而卖瓶瓶罐罐又不够，他可能会在红灯时到车前给人擦车窗。就算如此，他也不会硬要钱。他绝对不会去打搅一个穿西装打电话的人。乔治碰到这种人，一定会走开。”
“说不定乔治问他时间，但不满意他得到的回答。”
“我告诉你，乔治根本不会跟他说话。”
“说不定他又陷进去，以为他正在作战。”
“受到什么刺激了呢？看到有人在打电话吗？”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是不是？如果你看证词……”
“好，”他说着，身子往前倾，“老天，就让我们来谈证据。依我看，这正是整个案子不能成立的地方。”
“真的吗？我以为他们的证词很有说服力。”
“哦，乍一看的确很有说服力，”他说，“我也承认这点。有证人指出他在现场，但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就住在离街角不远的地方，每天他都会经过那座公用电话亭。据说还有其他证人听他谈起枪械杀人之类的话，但那些证人是怎么样的人？其他流浪汉对不对？他们总是告诉警方任何警方想要听的话。”
“其他具体证据呢？”
“我猜你是指弹壳。”
“有四个，”我说，“跟他们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四颗九毫米子弹完全吻合。开枪时，这些弹壳会从凶器里自动弹出，不过警察在现场没找到，倒是他们逮捕你老哥时，从他的军用夹克口袋里搜了出来。”
“这项证据的确有力。”他承认。
“很多人会说罪证确凿。”
“但对我来说，这不过证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罢了，也就是说在枪杀发生之时，他正好人在附近，说不定只有几步之遥，站在不远的门边。霍尔茨曼没看到他，凶手也没看到他。霍尔茨曼打电话，凶手出现了，可能是走过来的，也可能是从车上跳下来的，谁知道？砰砰砰砰，霍尔茨曼死了，凶手也不见了，不是飞奔而去，就是跳上车跑了，诸如此类的。然后乔治走过去。说不定他目击了所有发生的事，也说不定他原来在打瞌睡，但被枪声吵醒。好了，现在有个人倒下了，街灯的光线照在人行道边四颗发亮的金属物上。”他停下来，垂下眼睛，“我可能讲得太过分了，我最好闭嘴，不然你会觉得我比我哥哥还疯。”
“说下去。”
“哦？好吧，然后他向前走几步，好仔细看看被害者。这是他很可能会做的事。他看到了弹壳，他曾经当过兵，知道这是什么。你记得他对警察说的话吗？‘你们该巡逻一下这个区，’他告诉他们，‘你们该捡起自己的弹壳。’”
“这听起来像是他该对这些弹壳的存在负责，这些弹壳是从他的枪里弹出来的。”
“在我听来，这只表示他神志迷糊了。地上躺着一个死人，同时还有弹壳，对他来说，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越南。他立刻想起在军队时，他们告诉他巡逻时要捡起炮弹壳，他就照这样做了。”
“如果我们假设他是在试图隐藏证据，不是更简单明了？”
“但活见鬼，他隐藏了什么？那些子弹就放在他夹克口袋里，他带着它们走来走去晃了一整天，直到他们把他抓起来。如果他要隐瞒证据，他有的是机会把它们扔掉。他们说他走到河边把枪扔掉，说他站在码头把枪掷进水里。他扔掉枪但居然留下弹壳？他可以把它们随便扔在哪里，垃圾桶，垃圾场，阴沟，但他没这样做，他把它们装在口袋里整天带着走。这怎么说得通？”
“说不定他忘了。”
“四颗铜弹壳？它们一定在口袋中叮当作响。不，说不通的，马修，说不通的。”
“我认为没有人会觉得你老哥的行为举止有何理性可言。”
“就算如此，马修，就算如此，你看，我们再来说那把枪。杀人凶器是一把九毫米手枪，对不对？从霍尔茨曼身上取出的子弹也是九毫米，乔治口袋里的弹壳也是九毫米。”
“所以呢？”
“但乔治有一支‘点四五’。”
“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
“什么时候？”
“大概一年以前，可能不到一年。我去找他，有东西要给他。我开车绕了半天才找到他。他去了他常去的几个地点之一，靠近罗斯福医院的入口处。”他喝了两口咖啡，“我们走回他的房间，好把我带给他的东西收起来，大多是衣服，还有几袋饼干。他一向喜欢吃那种奶油核果饼干，里头有花生酱夹心。小时候，他就最喜欢那种饼干。不论我什么时候去看他，我都不忘带几包。”他闭起眼，半晌才张开，“我们到他房间，他说他有东西给我看。他的地方乱七八糟，到处堆满了废物，但他完全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他搬开一些东西，拿出了一把枪。他把枪包在一条发臭的毛巾里，掀开来给我看。”
“你认得出那是一支‘点四五’？”
他迟疑了一下。“我对枪知道得不多，”他说，“我在店里放了一把左轮，‘点三八’的，就放在收银机下面的架子上，放了好几个月了，但我碰都没碰过。我们的店在海洋大道西侧的金斯高速公路附近，卖家电的，从搅拌机到洗衣机烘干机无所不有，但没有多少现金交易，现在大家不是用支票就是用信用卡。不过他们不管多少都抢，他们吸快克可卡因，脑子里一团糨糊。如果收银机里一点钱也没有，他们会就地开枪以示愤怒。所以我得放把枪在那里，不过我祈祷上帝，希望我永远不必用到它。”
“那是支左轮，我不知道我刚才提到没？乔治给我看的那支不是，它不像我的那把有一转轮。它是L形的，长长方方。”
他在桌面画出形状。我告诉他听起来这是手枪没错，但他怎么知道是“点四五”？
“乔治说的，他叫它‘四五’口径手枪。他用的词儿是什么来着？军队随身配备，就是这句话，政府发的军队随身配备。”
“他从哪里搞到的？”
“我不知道。我问过他，他说什么从越南带回来的，不过我不相信那是他从越南带回来的。我想他在那里可能有过一把。我的猜测是，他可能是在街上找到或买到的。我不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或他到底有没有子弹。警察找到的附近的人说他经常带着枪，而且到处拿给人看。说不定他真是这样。看他过的生活，我可以想象他带着一把枪以策安全，甚至用来自卫。但他有什么必要防卫一个正在打电话的人？不过无论如何，你不能从一支‘点四五’口径的枪里射出九毫米的子弹，对不对？”
“那把枪到哪里去了？”
“你说我看到的那把？你可问倒我了。他们逮捕他时，枪并不在他身上。他们搜查他房间时也没找到。他们说乔治告诉他们他在码头把枪扔进了哈得孙河，他们潜水下去但什么也没找到，谁知道他们去对了码头没。你想听我的想法吗？”
“什么？”
“几个月前乔治把他自己的枪扔进河里。不知为何，他觉得带着不安全，他就把枪扔了。当他们逮捕他问枪的下落，他说他丢了，他没办法说清楚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他根本记不住这类事情。还有另一种可能——谋杀案发生后他着急了，在他捡起弹壳之后，他决定把枪扔了，所以他回家，找到枪，扔了它。还有另一种可能——”
他接着想出各种版本来配合证据，但在每个版本里，他老哥都是完全无辜的。最后他穷尽了想象，望着我，问我的想法如何。
我说：“我怎么想的？我想警察抓对了人。你老哥给你看一支口径九毫米的枪，但告诉你是‘点四五’，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像，而且又是那种他熟悉的半自动手枪。我想他可能在搜瓶瓶罐罐的时候，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把枪。我想他发现枪时，枪膛里一定还有几颗子弹。我想以前有人用这把枪犯案，之后就把它给扔了，这是枪支常会落到垃圾箱、垃圾场及河里的原因。”
“老天。”他说。
“我想当格伦·霍尔茨曼打电话时，你老哥在附近某家店门口，不知是什么让他从梦中或幻想里惊醒。他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不论是在街上或是在梦里，让他相信霍尔茨曼是个威胁。我想他出于本能，在他还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或正在做什么之前，已经连开了三枪。我想他射了第四发，也就是最后一发，打中了霍尔茨曼的后颈，因为在东南亚是这样将人处死的。”
“我想他捡起弹壳是出于他受过的训练，但同时也因为这些弹壳会把他跟枪杀联系起来。我想这也是他丢枪的原因。如果他不是忘了那些弹壳的存在，或忘了该把它们丢掉，他一定会丢掉的。我想他不记得射杀了霍尔茨曼，因为当时他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像是在梦里，或是沉浸在回忆里。”
他往后靠，好像他的胸口僵住了。“啊，”他说，“我以为——别在意我怎么想。”
“你但说无妨，汤姆。”
“你看，我原来以为得花几千块给乔治找律师，结果他们已经任命了一个，而且因为乔治没有钱，所以由政府付钱。不但如此，那律师绝不比我可以请到的差，再说他已经跟乔治建立了联系。”他耸耸肩，“所以我手边有这一笔原来要花的钱，我就想，你知道，说不定可以找人做点调查，查查看，说不定乔治是无辜的。我一想到侦探，就想到了你。但如果你百分之百确定他有罪——”
“这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听起来像是那样。”
我摇摇头：“我是说我觉得他有罪。那若是他干的，说有罪并不很合适，因为他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西贡以北什么地方处决一个狙击手。但这只是我的想法，而且只是根据现有的初步证据做出的判断。不过以我们手边有的资料，我很难想象有别的可能，但也许还有我们两人不知道的地方。如果我发现了新的资料，我自然会改变现在的想法。所以，没错，我觉得是他干的，但我也可能错了。”
“假如不是他杀的，我们有办法证明吗？”
“你必须证明，”我说，“因为我认为，你不可能找出检察官审查这件案子的漏洞，以此来证明乔治是无辜的。就算你可以攻击某些证人的证词，那几颗弹壳仍是强而有力的具体证据，只比还冒着烟的枪差一点。既然他们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有罪，你唯一可以做的是提供他绝对无辜的证据。霍尔茨曼很显然并没有自杀，如果乔治没杀他，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所以你得去找出真正的凶手。”
“不完全是，你并不需要指认他，或立案告他。”
“不需要？”
“不完全需要。比如说，飞碟从天而降，一个火星人跳了出来朝霍尔茨曼打了四颗子弹，跳上飞碟飞回外太空。如果你可以证实，如果你可以证明它确实发生过，你并不需要展示出飞碟，或是要那火星人出庭作证。”
“我明白了。”他拿出一根烟，点燃了，隔着一层烟雾说，“嗯，你觉得如何？你愿意去找那个火星人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可能并不合适，”我说，“因为我跟格伦·霍尔茨曼认识。”
“你认识他？”
“不太熟，”我说，“但比我跟你哥哥要熟一些。我去过他公寓一次，见过他太太，跟他在街上谈过几次话，还跟他在隔壁街上喝过一回咖啡。”我皱起眉，“我不会说我们是朋友。事实上，我也不能说我有多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替杀他的凶手脱罪会使我心安。”
“我也不会。”
“什么意思？”
“如果是乔治杀的，”他说，“我也不想替他脱罪。如果是他扣的扳机，那么他对他自己或别人来说都是个危险，理应被关起来。但如果他没做，我希望能还他清白。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你还犹豫什么？你只在乔治是无辜的前提下帮助他。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不是他干的，凶手一定另有其人。如果乔治因此被关了起来，那么那个真正的凶手就逍遥法外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认识死者，”他说，“因此对我来说，你最合适不过。你认得霍尔茨曼，你认得乔治，你熟悉这一带。在我看来，你已经有了开始。假如有人可能找出凶手，我敢说一定是你。”
“我不确定我真有这样的能力，”我答，“我觉得不是你老哥干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证明这一点的可能性更小。我怕你只是把钱丢进水里。”
“这是我的钱，马修。”
“你说得有道理，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问题是，这是我的时间，就算有人付钱，我也不想随便浪费。”
“万一他是无辜的——”
“那是另一回事，”我说，“你相信他是无辜的，绝大部分是因为你情愿这样想。呃，让我们假设他是无辜的，如果你坐着不动，他就得为他从来没犯过的罪关一辈子。”
“这么一想就让我发狂。”
“嗯，但这是不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汤姆，你自己也说过，他不会被关在一般的监狱，他会待在某个精神病院里。在那里他的日常所需不成问题，而且还会得到某些帮助，就算他是无辜的，就算他是被错关的，这样不好吗？他们会给他吃的，他们会让他洗澡，照顾他，他会得到治疗……”
“他会得到狗屁治疗，他们会给他穿上紧身衣，把他搞成他妈的白痴。”
“也说不定。”
他取下眼镜，揉着自己的鼻梁。“你不了解我老哥，”他说，“你见过他，但你不了解他。他不是无家可归，他有一个房间，只是他很少待在那儿，所以就跟没有一样。他不能忍受被关起来。他有一张床，但他几乎从来不睡。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睡觉，晚上睡到清晨起来。他睡觉像只野兽，一次睡个半小时一小时，不分昼夜，睡睡起起。他会在长椅上伸直了睡，在门边蜷起来像猫一样睡。”
“他喜欢生活在室外，就算冬天他也老是跑出去。只有最冷的夜晚才能把他赶进室内。就算冷得不得了，他也只是不断加衣服，直到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身，全塞进他的军用夹克里为止。然后他就不断走路取暖，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一英里接一英里。”
“日子过来过去，他只穿那件军用夹克，我从来没见过他穿别的。现在，他们把它从他身上脱下来一把火烧了。他们剥走了他所有的衣服，全丢进焚化炉烧光了。他们还会做出什么事？我去见他时，他们替他洗了澡，把他清理干净。他们没有替他刮胡子或剪头发，因为他们不被允许这样做，除非他同意。但这是暂时的，如果他被关进一个永久性的精神病院，规则就不同了。”
“你可以说我哥哥有精神病，我猜也是，但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们不可以就这样改变他。我不是指关起来会害死他，顶多他只是离现实越来越远，爬进他心灵的更深处，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世界。”
他直直望着我，摘下眼镜后的他看起来更无助，但似乎又更坚强。
他说：“我不想美化他的生活，把他说成某种高贵的野蛮人。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他过得像野兽一样，他生活在恐惧及痛苦之中。如果他没有沦落到被关起来并被绑上紧身衣的地步，他也会跌落在地铁前，会在外面冷死冻死，走运点的话，说不定被青少年虐待放火烧死。老天啊，马修，说什么我也不愿过他那种生活，但这是他的生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他他妈的生活，就让他他妈的这样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