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胡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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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北大任教(上) “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2)

胡适回到北京,于2月4日(腊月二十三日)写信回家报告抵京后的情况,他说:“昨今两日到大学,接洽一切。陈独秀辞职之事,现已取消,陈君仍任学长。儿仍任教授”。由此可见,先前北大是有让胡适当文科学长的意思的。此信又说:大学中,人望儿来甚切,故见儿回京皆甚喜也。他从六号开始上课(这是寒假中的课。是年北大寒假放到2月17日止)。后来他一直忙于教学和工作,故没有抽出时间来请朋友们吃喜酒,但自己已经有言在先,不能不履行诺言,况且他们这班“新人物”,都是二三十岁的居多,哪里饶得过他呢!再说礼尚往来也是应该的。所以胡适在6月5日夜里花了60元钱,在外面饭馆请了前次送贺礼的同事来吃喜酒。胡适喝醉了,第二天病酒,第三天方好。他总结教训说:“从此以后,又要戒酒了。”

胡适原计划是暑假回家,一来是探母,二来把妻子接到北京来住。但他是个大忙人,教课多、作文多、讲演多、应酬多;用他的话来说,“因为我喜欢干预这样、那样,故事体很多”,且陈独秀力劝不要回去,因此改变计划自己不回去,而请人将冬秀提前接出来。于是他写信征求母亲意见说:“我很希望冬秀能早些来,因她已近30岁,若再不出来受点教育,要来不及了。我的妻子,在外边不能不和朋友们的女眷相见往来,这一层很要紧。至于我个人的方便,还是第二层。”又说:我夏天不能来家。因为我预备暑假中做一部书,而且我是英文部主任,夏间大学招考,我不能不到。因为我的薪俸是每年作12个月算的。接着谈了他的思想,他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少了一种重要分子。在北京几个月认得章行严(士钊)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很有学问。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所说的几个女朋友(指陶孟和的未婚妻沈性仁等人)可见中国男女交际还不曾十分发达。”最后说道:“如母亲病体见好一点,可以离开,则可令冬秀与耘圃同来。永侄亦可同来。若单为带冬秀一事,要我自己于夏间回家,恐怕做不到。若吾母肯于夏间与冬秀来北京,则我无论如何,当亲来家一行,但在家只能住几天,不能多住。”胡母接到儿子来信后,初时因身体不好,故而不允,后来反复思之,终于同意了。她说:“予既因挂念尔清瘦之故,心中甚悔,前不赞成挈眷之盲动。以为尔既欲挈眷,将来冬秀到京于饮食起居各项,自可多得辅助,故现在予意又亟愿伊来北。”胡母虽然自己有病,但考虑到儿子的生活与工作,便毅然同意,让他们夫妻团聚,而自己宁可在家多受些辛苦。此信寄出后,便积极准备送冬秀启程。同年5月30日江冬秀与侄儿思永离家,取道江村;在江家小住一二日,由其兄江耘圃带领向北京出发。同行的还有冬秀堂弟江泽涵。

是年春,元宵节之前夜,胡适住处南竹竿巷被偷盗了,失物不多,他说只可惜家中特为我做的马褂也被偷了,还有那剃须刀。他认为这个地方不紧密,房子又旧,故另寻新居。后来北大附近找到一处,在南池子缎库后胡同8号。据说房子不错,房租每月25元。3月30日迁居至此,准备迎接新娘了。同年6月11日江冬秀等人到北京便下榻于此。打这以后,他们夫妻团圆,可以说说笑话了。胡适写信告诉母亲说:“自冬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冬秀说,他奉了母命,不许我晏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狠!”可见其夫妻生活之乐趣。

然而,正当他们夫妻团聚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胡适在事业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母亲突于是年11月23日在家病故了。胡母含辛茹苦一辈子,如今儿子成人,竟未得过上安乐的日子便与世长辞了。终年仅46岁。母亲平时疾病缠身,还强颜欢笑,为的是让儿子安心工作。她在一封信里说:“身体近来太不好,以前不明说,怕影响儿工作,如有江河日下,不得不告。”可见其爱子之心是多么深厚!但从胡适方面来说,他之所以与江冬秀结合也完全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喜,如今却事与愿违,好不伤心!胡适曾对胡近仁说过:“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如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故去的第二天,胡适得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十分悲痛。旋即电令在外地道远的侄儿思永、思齐赶回家先行闭殓,自己于25日携眷由京星夜回乡奔丧。

在举行丧礼时,他破除迷信,实践自己“丧礼改革”的主张。原来他在北京已经安排好了一次通俗讲演,日期定在11月27日,讲题为“丧礼改革”。不料24日就接到家中母丧的来电。他说:我的讲演还没有开讲,就轮着我自己实行“丧礼改革”了!所以他破除迷信,不用和尚道士念经等等。在办丧事的那些日子里,他穿着麻布孝服、草鞋、守灵,以鞠躬代替叩头,并亲笔写了“魂兮归来”四个黑字挂在灵前。到出殡日,开追悼会,他在会上说,旧式的丧礼,有些是迷信的东西,需要弃掉,有些是寄托哀思,表达孝心的,应该保留……但没有讲多一会儿,由于悲痛他已泣不成声了,追悼会也就匆匆结束。胡适自1904年离开家乡,到他母亲去世,将近15年,这中间他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只有四五个月,生未能养,病未得侍,死时又不在身边,临终未得一句话,胡适无限悲痛!在此守丧期间,胡适从各位长辈亲戚处问询其母事,用文言写了一篇《先母行述》,以此来纪念死去的母亲。在这篇文章里,他叙述了他母亲平凡而又不寻常的一生,比如:“天未明而教子”、“闭户饮泣自责”、“割臂肉疗弟病”等事迹,着墨不多,但十分感人。其中有一段记胡适留学时她母亲生病的情景,更是感人肺腑,他说:“辛亥之役、汉口被焚,先长兄只身逃归,店业荡然。先母伤感,病乃益剧。然终不欲适辍学,故每寄书,辄言无恙。……适留美国七年,至第六年后始有书促早归耳。”仅就上述,可见胡母爱子之心,已胜于爱自己了。母慈子孝,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中说:“我的母亲是我生平最敬爱的一个人。”后来,到1948年3月17日,他在题“霜灯画荻图”中说:“用荻画地上教孤儿识字,此事不见于欧(阳修)公的《泷冈阡表》,只见于他的儿子们记的先人事迹。但这个故事真实性绝无可疑,有无数孤儿的亲身经验可以作证。郑友渔先生和我都是孤儿,都有这样的慈母。我们都可以作证,慈母的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可以作证慈母的爱,世间万物无可比拟。”由此我们明白了,他与江冬秀的结合,及终身不弃的根据之所在。

丧事做完,胡适不用阴阳先生,自己找了一块靠近他父亲坟墓的地方;其母棺材暂厝,准备来日入土安葬,他便赶回北京了。至于江冬秀呢?此时因为身怀有孕,故未随行。次年得一子,胡适为纪念母亲,取名思祖(后改为祖望);冬秀在其侄儿思永及堂弟江泽涵等人的陪同下,始返回北京。

开初胡适由于观念上主张“无后”的关系,所以对儿子的感情较为一般。他说:“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总的精神是否定过去那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提倡自食其力,不依靠儿子,儿子也不要依靠老子的新思想。这是他留学美国时的主张。回国后结婚,自己有了儿子,他说:“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由于他持有上述主张,所以平时在家对儿子并不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他的认识逐渐有所改变,反映在行动上也与过去大不一般。这可由他侄儿思永由天津给江冬秀的信中看出。他说,“思祖弟现在很好玩了,我很喜欢。我想放年假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叫我哥哥了。四叔现在很爱祖弟了,这很好。以前呢?不许思祖上床睡。现在呢?回家不管什么事忙,先要抱儿子起,究竟还是儿子好。先前四叔看见他人抱孩子,便说人家太苦。现在呢?他自己也抱孩子了,不知他自己觉得是苦还是乐?先前呢?四叔说他不爱孩子。现在呢?爱到这个样子……”这说明胡适的思想感情,随着环境的变迁,也是在不断改变着。

1924年4月下旬,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到北京,胡适曾与之见面多次,并赠以《回向》诗一首作为纪念。后来泰戈尔离京返国,胡适到车站送行。当火车快开时,胡适对泰戈尔说:“我的儿子已经脱离危险了”。泰翁大吃一惊,问胡怎么回事。胡答对说:小孩闹病很重。后来泰戈尔在车中对他的一位同伴难达婆薮说:“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们都很受感动。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胡适的家庭观念在对待母亲、妻子、儿女的态度和行为上,确实是有其典型性,他代表了中国儒家传统思想。这点在外国学者眼中也是看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