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胡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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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出洋寻找神会遗迹(1)

胡适这次出洋主要任务虽说是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但自己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借此机会到伦敦、巴黎两地的图书馆去收集一些有关佛教神会和尚的史料。过去因为这部分资料缺乏,他编著的“中古哲学史”写到佛教这一章就写不下去了。当时因唐代的佛教史料大都不清楚,而且是经过后人篡改过,实不可信,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神会和尚的事迹被埋没了,而这个人物在中国佛教史上作用又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找到第一手材料才能把问题弄明白。为此他借这次出差的机会想要把这段史实弄清楚,于是准备了许多参考资料,满怀希望地出发了。但离家那天却很不愉快。原因是胡适积极支持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的结合,并充当其介绍人,而这两个人原先都是结过婚的,后来虽已离婚,但在家庭舆论方面讥评很多;所以江冬秀极不愿胡适参与此事。为此夫妇间常发生争吵,而这位江女士吵架是不分场合的,兴头一来就对胡适开炮;可是说过也就完了。她这种性格常使胡适无可奈何!就说这次胡适要出远门,临行时夫妻分别纵然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做到温存相送,但也要好话多说的才是,没想到江女士竟当着朋友们的面发火,十分严厉地对胡适说:你要做这个媒,你到了结婚的台上,我拖都要把你拖下来。当时胡听了她这个话,装作没听见的样子,赶快拿别的话来岔开了,但心里却很不痛快。1926年7月17日胡适就这样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坐火车离开北京了。

胡适在开往西方世界的火车上按照老习惯在车上开始工作了。当火车行至在贝加尔湖边上时,他说,一边是青蓝色的镜平的湖光,一边是巉巉的岩石,美丽的景色使他怀念起国中几个治历史的朋友,所以想写一篇文章来介绍他们的几部新书。于是动手写开了。

第一部介绍的是陈垣(1880~1971)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在结论中他称赞:此书是一部最简便的2000年中国史的日历。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工夫,它不仅为古代学者做了总结,并且还给世界治史学者作了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第二部是顾颉刚(1893~1980)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他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治历史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的书。接着评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说它有三个含义:(一)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使不能知道某件事的真实状况,至少可以知道哪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他特别欣赏顾的治学方法,宣称: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但胡适为什么如此推崇顾颉刚呢?这可以从顾的自序里得到答案,顾说: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又说,适之先生买到了崔述的《东壁遗书》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由此可见,顾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与胡适的教导分不开的。

第三部是陈衡哲(1891~1976)女士的《西洋史》下册。胡适评论这部书说:这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胡适虽然离开了祖国大地,但他的心还是念念不忘国内学术发展的。为了推进这项伟大的事业,他不辞旅途疲劳仍努力地进行工作。这种精神是难得的。但在他来说这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据在他家工作过的胡不归说:胡适有一个大长处,就是能在车上看书,出门之前能看书,应酬回家便能看书和著作。由此可见,在火车上看书和写作那也是习惯了的。

胡适写完上述文章后,有时间坐下来检讨自己的生活琐事,自然他又想到与江冬秀临别时的尴尬情形。心里觉得很难受,便顺手提起笔来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天是7月26日,他说:还有三天半,就到莫斯科了。今早睡不着,想到我们临分别那几天的情形。我忍了10天,不曾对你说,现在想想,放在心中倒不好,还是爽快说了,就忘记了。接着他向冬秀谈临别时的痛苦心情。他说:你自己也许不知道我临走那时候的难过。为了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经吵了几回了,你为什么到了我临走的下半天还要教训我,还要当了慰慈、孟余的面给我不好过?当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吗?最后胡适告诉她说:我不愿把这件事长记在心里,所以现在对你说开了,就算完了。以后,志摩他们的事你不要过问,随他们怎么办,与我家里有什么相干?有些事你很明白;有些事你决不会明白。少年男女的事,你无论怎样都不会完全谅解。你不要管。从这封信里,可看出他们夫妻间尽管性格、程度存在很大差距,但能做到互相谅解,所以关系能保持始终,这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胡适做到了,可见其修养程度之高,而非一般人可比拟的。

7月30日胡适到莫斯科,下火车时,受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及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停留了三天,曾到中山大学作过演讲,盛赞俄国1917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敬意。同时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院和监狱,看后很受教育,于是写信给张慰慈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俄!之后,他又写信给徐志摩: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由此可见,胡适在苏联虽只作了短暂的逗留,但思想上震动很大,对过去的消极情绪有所觉悟。于是他将其思想认识写成通讯寄回,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当时舆论界议论纷纷:朋友们都为他高兴,当时***就觉得胡适很有进步,曾对北京的朋友们说,希望他回国时仍从西伯利亚坐火车回来,到莫斯科再看看。但一般反动军阀政客却认为胡适被“赤化”了。然而胡适是否“赤化”了呢?其实没有,他仍保持着他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这在他给张慰慈的一封信说得很明白,他说:去年有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从这封信里表达出来的思想使我们明了蒋廷黻在《我看胡适之先生》一文里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奇怪的是胡先生自己从来不大谈经济问题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其原因就在这封信里,要容许他人有试验的权利。胡适严格遵守“实验主义”的教条,对一个新生事物不轻易肯定和否定,相信试验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避免了一次失误。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主张学术救国,所以他在给徐志摩的信里说:“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下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逃不了的。”接着又说,“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推到洋鬼子头上的。中国糟到这步田地,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欺负日本呢?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应该向自己家里做一点彻底改革的工夫。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胡适在这封信里,强烈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但事实证明,他这套是行不通的。

8月4日,胡适经过苏联、德国、法国,终于到了目的地英国伦敦。在此,除参加少数几次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到伦敦和巴黎两地的图书馆去看资料,并应邀到各大学讲学,包括德国在内。大约在欧洲住了将近5个月。他说:“到了英国,先看看大英博物院,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正在展览的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料,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他说的这些长卷子,就是我国甘肃敦煌千佛洞石室中历代所保存下来的古代书卷。后来它们被英法等国的商人及学者偷运回去,今藏于他国的图书馆。这部分资料记录着我国5世纪到11世纪佛教历史,而且多是当时人抄写下来的经书、语录之类,这正是胡适所需要的“宝贝”。所以他一到英国就赶忙去看。

在伦敦住了10天,看了许多唐代禅宗史料。开过一次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后就遇上休会,于是他又赶到巴黎国家图书馆去看资料。有一天,他看见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文中常提到一个“会”字,他一看就知道是神会。于是他高兴地说:我走了1万多里路,要找的禅宗材料,到巴黎不到3天就找到了。在这里,他共发现了3种神会和尚的《语录》约2万余字,又抄阅了“东都沙门释净觉”的《楞伽师资记》,一共用了16天的功夫。之后回到伦敦,又找到了神会和尚的《显宗记》;如是往返地到图书馆看资料、翻卡片、抄写敦煌卷子。据他在《海外读书杂记》里说:在巴黎读了50卷子,在伦敦读了100卷子,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关于禅宗史的唐代材料。在这一点上,成绩可算是很满意的,总算不虚此行。后来他利用这些材料写了《菩提达摩考》、《荷泽大师神会传》、《楞伽师资记序》及《中国禅学的发展》等论著,皆收入《胡适文存》及其“讲演集”。现将其大意略述一二:《菩提达摩考》是胡适所写《中国中古哲学史》里的一章。关于菩提达摩的事迹在禅宗史上是一件重大的公案。禅宗尊他为初祖,造出许多神话,后来引起学者怀疑,竟有人认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人物。诸如此类众说纷纭。胡适根据史书记载,及其所得的敦煌材料进行研究,考证的结果,证明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印度佛教徒,大约南北朝时,即公元470~475年之间,从海道进入中国广州,后来传授禅学由南京到了北方。旧说他在中国只住了9年,但胡适考订为将近50年,死于唐高宗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至于他的事迹,简叙如下:他是中国佛教的始祖,又称为东土的第一代,他的传法世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