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想跑回去了。我觉得我欠下了小石头他们的。有天晚上演戏，趁没人注意，就悄悄溜了。我走了一整夜，第二天中午到了一个镇子，我正打听路呢，高班主他们从一辆班车上下来了。高班主跟我说，我这样回去，小石头他们会很难受的。真要回去，就混个人模狗样儿了再回去。
我想想也是啊，小石头让我进戏班子是盼我好啊，我怎么能不听他的话呢。
高班主果真给我缝了一套新衣裳，我至今都记得那套衣裳的样子，衣服是绿底白花，好鲜亮，裤子是红色，家织布染的。还让兰姐用香皂给我洗头。我自己顿时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们那个戏班子，什么都演。所以，高班主给我安排了几个教我的师傅。唱花旦的兰姐教我吊嗓子、学唱功，小红姐就教我压腿、翻筋斗、耍枪。高班主教我扮丑、打鼓。聂师傅教我拉胡琴。
我不知道演个戏要会这么多，跟高班主说，要学做饭。因为我已经会做饭了，跟养父在一起时，我就能做饭了，而且还会找野菜。可高班主不答应。只有时候，没人看戏，我们粮食不多时，高班主才让我去找过几回野菜。
我要做饭，并不是因为练功苦，而是不愿吃闲饭。其实，我们这种戏班子，挣口饭吃并不容易。我们一般不在城里演戏，大部分时间是在乡下，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往下走。走到哪里，就去找生产小队的队长，问他们要不要看戏，不看我们就继续走，直到找到一个要看戏的村。有时候我们一连走好几天都找不到一个要看戏的村，这时我们吃饭就成问题了。
一个人一张嘴。我天天在戏班子里吃饭，却只能压压腿，咿咿呀呀吊嗓子，什么戏也不能演，完全就是一个吃闲饭的人。我觉得自己对戏班子是个拖累。可做饭就不一样了。我会找野菜。我会多找一些野菜，混着粮食吃。
高班主不同意，我就只好还是吊嗓子，学翻筋斗。我吃得下苦。所以，一年多工夫，我就能唱一些简单的曲子了，筋斗也会翻几个了。有时候，观众点了某出戏，兰姐嗓子唱塌了，高班主就叫我顶一顶。遇到了武戏，高班主也会让我跟着小红姐一起上台翻几个筋斗。到第三年，我会的戏就更多了。枪也会耍了，鼓和锣也能打了，胡琴也能拉几声了。有时候，谁生病了，我就顶上去。戏班子的人都夸我聪明，说我有这个扮相，有这副嗓子，一定能成个台柱子。
我心里对高班主，对戏班子所有的人都充满感激。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想养父，想小石头他们。有时候，演完戏，卸了妆，别人睡觉时，我会一个人在外面待一阵，望着天上的月亮想一会儿养父和小石头他们。我真希望他们都在月亮上看着我。有几回，我问小红姐，我们在哪儿，哪个省哪个县？小红姐说不知道。我又问兰姐，兰姐也说不知道。
我们戏班子里识字的人不多。识字最多的是拉胡琴的聂师傅。他会写节目单子。每天晚上演什么，都是他安排的。他还会认地图。有时候，高班主问我们到哪儿了，聂师傅就拿出一张地图来看，然后就说我们在哪儿了，是哪个省哪个地区。聂师傅是个跛子，据他自己说，如果不是跛子，他就在小学校当老师了。因为腿跛了，书教不成了，就到高班主的戏班子里来了。聂师傅平常对我不错，除了教我拉胡琴，还主动教我识字，算算术，而且十分用心。只要看到我有空，就叫我，香椿，过来认字。我就跑到他跟前，让他在我手板里写个字。我现在能识几个字，能算算账，都是他教的。
一天我们去了一个很大的村子。演完戏，队长便跟高班主说，他给我们找好睡觉的地方了。我们这个班子总共有十一个人，六个男人，五个女人。平常，队上如果不能帮我们找睡觉的地方，就帮我们借两间大房子，我们只要把草席子往地上一铺就在地上睡起来，男人一班，女人一班。队长给我们找好了住处，我们就省事多了。
队上让人来领我们去各家住。我和小红姐跟着一位大婶走了。我们到大婶家里洗漱时，队长领着聂师傅来了。队长对大婶说，少算了一个，你家床铺多，这位师傅腿脚不太好，就让这位师傅在你家睡吧。这样聂师傅就跟我和小红姐住到了一起。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白面馒头，并且队长还让我们每个人带两个馒头，明天在路上吃。我当时就想起了养父和小石头。所以，洗了脸以后，就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到了外面，坐在院坝边上一个石磙上看月亮。
我也不知道在外面坐了多久，聂师傅出来了。看见聂师傅，我便问他我们这是在哪儿。聂师傅说，大地方是江西。我问江西距我们那个县城有多远。聂师傅说中间隔了几个省。等了一会儿，聂师傅便问我是不是想家了。我说，是的，我想养父和小石头了。聂师傅说，进屋去吧，外面露气重。我站起来，跟着聂师傅进屋了，一直跟进了聂师傅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