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月上边还有一个姐姐，年长他们姐弟九岁，嫁到外地了。姐姐的日子过得蛮阔绰，丈夫开着装潢公司。不过，姐姐是父母抱养的，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出嫁后很少回来。
在袁小月的记忆里，姐姐总是冰着一张面孔，对她和弟弟爱搭不理。父亲在袁小月五岁那年就去世了，母亲在街道办事处的缝纫厂轧手套，中午不回家，姐姐负责做午饭。放学回家的袁小月倚在厨房门口，眼巴巴等着姐姐做饭。姐姐挽起袖子，抻着两只胳膊，在面板上擀面条。天热，姐姐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一绺儿一绺儿耷拉下来。不知怎的，姐姐无缘无故就生气了，一生气，甩手就往地上扔一只碗。碗“啪”地在水泥地上裂成几瓣。摔了碗之后，姐姐愠怒的情绪会变得缓和一些。家里的碗都是价钱便宜的粗瓷碗，母亲一买一大捆，不然，经不住姐姐三天两头摔。
坏脾气的姐姐二十岁就嫁人了，她似乎迫不及待想要离开这个家。母亲试图阻拦，但姐姐有预谋似的，早早挺起肚子。婚宴上，她穿着红丝绒的长裙，小腹突出，鼓起一座醒目的山丘。袁小月埋着头吃饭，她不敢看姐姐，姐姐肚子上鼓起的山丘让她万分羞惭。母亲计划索要一笔彩礼的心愿也因姐姐肚皮上鼓起的山丘化为乌有。她原本藏着户口本不给姐姐，不让他们领结婚证，非让男方家出一笔彩礼。可是，姐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左邻右舍看在眼里。怎么办？总不能让她把孩子生在娘家吧。不得已，母亲妥协了。她流着眼泪，对着父亲的遗像哭诉，不是男方不肯给彩礼，是她自己搞的鬼，她就不想称我的心，如我的意，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从母亲隐隐约约的声讨中，袁小月朦朦胧胧知道，父亲生前很宠爱姐姐。他们婚后不育，辗转领养了这个孩子，把她当心肝宝贝一样养着。谁也没想到，九年后，母亲居然又怀孕了，怀的还是双胞胎。袁小月猜测她和弟弟降生后，母亲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新生的婴儿身上，忽略了日渐进入青春期的养女。母女感情急剧下降，发展到后来，就像仇人一般。在袁小月的记忆里，姐姐只对父亲展露笑颜，对母亲，对他们姐弟，从来都是冷眼相对。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常常咒骂姐姐，不知好歹，白眼狼，没良心。姐姐则伶牙俐齿，一句句顶撞回去。我就不知好歹，我就是白眼狼，气死你，谁让你养我，活该。母亲急了眼，操起扫床的小笤帚劈头打过去，姐姐灵巧地一闪身，溜出门。父亲回到家，她则乖眉顺眼倚到父亲怀里，娇滴滴像个小公主。袁小月对于父亲的记忆非常有限，在这有限的记忆里，父亲的影像每次都和姐姐叠加在一起。父亲带着他们放风筝，手把手教姐姐拽紧风筝的线。父亲教姐姐骑单车，姐姐嘴里发出铃铛一样的笑声。父亲买了几只苹果，最大的给了姐姐。袁小亮吵着要大的，父亲不容置疑，姐姐比你大，应该吃大的。所有的记忆加起来，也就这么多了。剩下的只有父亲戴着黑框眼镜，穿着中山装的遗像。这张像几十年如一日地摆放在母亲卧室的五斗橱上。除此，父亲这个称谓，在袁小月的脑子里，只是一个没有分量的符号。
姐姐结婚后跟随丈夫去了外地，从那以后，直到袁小亮结婚，她才千呼万唤，回过娘家一趟。母亲待她如贵宾，给她拿出了袁小亮结婚用的新被子、新褥子，她却不肯在家里多住一晚，而是去宾馆订了房间。母亲想与她拉拢关系，讨好她，说起她幼时的趣事。她却冷冰冰地说，您是看我有钱了，才对我这样吧。如果我是个穷光蛋，讨饭讨到您门上，您大概连门都不让我进吧。一席话说得母亲目瞪口呆，也让旁边的袁小月大跌眼镜。
母亲对袁小月说，瞧见了吧，我就当没有养过那个白眼狼。母亲还说，孩子一定得是亲生的才行，你一定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说这话的时候，袁小月刚做了宫外孕手术。彼时，她尚不知道，母亲的话不幸而言中，她后来，始终也没怀上孩子。
每年春节，外地的姐姐都会给母亲寄一笔钱。起初是一百，随着物价的涨势，一百变成了三百，渐次涨到五百、八百，这几年固定在一千的数目。母亲对姐姐寄的这笔钱，毫无感念。她埋怨道，听说她住的是二层楼的别墅，一千块钱在她眼里，大概就是一根寒毛。一根寒毛，她都不肯多拔点。她对着父亲的遗像唠叨，我知道，就是这一根寒毛，她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给我的，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私心里，袁小月有些佩服姐姐，不是佩服她成了有钱人，而是佩服她心肠够狠，够硬。说不搭理他们就不搭理，仿佛身后没有这家人。没有不成器的弟弟，没有为生计奔忙的妹妹，也没有唠叨自私的母亲。母亲是那种旧式的妇人，眼里只有儿子。袁小月虽是她的亲生女儿，待遇也并不见得就比姐姐强。升学时，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劝袁小月退学，放弃读高中。弟弟成绩不如她，反倒读完高中，还念了一所三流大学。毕业后，以子弟身份招工进了父亲原先的单位，袁小月却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先是在服装店打工，后来报名学了几个月的美容美发，“青青”美容院去美容学校招工，选中了她。一晃这么多年，总算在这个行业站住了脚。
袁小月结婚时，母亲没能在姐姐身上讨到的便宜，如愿以偿转嫁到她身上，朝男方家索要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彩礼，嫁妆却只有一台洗衣机。为这个，婆家的人低看了袁小月，尤其是婆婆，从没给过她好脸色。幸而婚后她不与公婆同住，也就节假日才回一趟婆家。她不在乎婆婆是否看得起她，重要的是她和丈夫的生活恩爱幸福就行。
她曾经以为幸福就像手腕上佩戴的玉镯，时间愈久，愈珍贵。然而，到了今天，她知道了，玉器原来也会旧，保存得再好，也会旧。手腕上的镯子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一道划痕，而她的婚姻也变得如履薄冰。
想到这儿，袁小月拿出手机，她想给李伟打个电话。刚结婚那阵儿，李伟每天都会给她打好几个电话，即便不打电话也会发短信。老婆，我想你。老婆，干什么呢？老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可是，现在呢，她不打给他，他是想不起来给她打电话的。浓情蜜意就像空气中的烟雾，初时稠得化不开，久之，竟淡了。渐渐的，似乎一丝一毫也看不见了。
婚姻有七年之痒一说，袁小月与李伟的婚姻刚好到了第七个年头。李伟是铝冶公司的普通工人，工作倒三班。他今天是中班，早晨走的时候，袁小月给他准备好了午饭。保鲜盒装着，放在冰箱里。
袁小月打家里电话，响了几声后，李伟接起来了。喂，什么事？袁小月说，没什么事，饭在冰箱，拿出来热一热就行了。
我不吃了，我妈叫我过去吃饭。李伟懒洋洋地说。
哦，那你去吧。婆婆心疼儿子，三天两头叫儿子过去吃饭，却很少关心她这个媳妇。
李伟的工资每个月都要拿出一部分交房贷，剩下的自己掌管。刚结婚时，他把手里的钱全都交给袁小月。可是，后来就不这么做了。他埋怨她不会过光景，没有存下钱。袁小月猜是婆婆从中调唆的。对此，她很惭愧。
这期间，弟弟结婚，零敲碎打从她手里拿了不少钱。可惜这个婚白结了，没过几年就离了。母亲身体不好，隔三差五，头疼脑热，生病买药，也会朝她要钱。她若是个有钱人，倒也罢了，可她分明是个穷人，哪里经得住这么折腾，也难怪丈夫抱怨。可是，她没办法。父亲早早去世，娘家的家底薄得像一口用了几十年的铁锅，轻轻一铲就漏了。母亲没有劳保，更没有医保，之前工作过的缝纫厂是集体企业，早就破产。据说，给过一笔安置费。究竟给了多少，袁小月不知道，估摸也没多少。在钱的问题上，母亲的嘴巴紧得像上了三道锁，好像随时担心儿女打她的主意。袁小月能够体会母亲的恓惶和无助，没有收入，儿子不靠谱，女儿终究是外人。她手里能抓住的除了钱，没有别的东西。儿子结婚时，她倒是剜心割肉拿出了积蓄。等儿子欠下赌债离了婚，她声称自己再没钱了，却逼债一样盯着袁小月的口袋，让她帮着还钱。袁小月着了急，你以为我是摇钱树，一摇，钱就会哗啦啦掉下来吗？我就是一只鸡，也被你们拔得一根毛也不剩了。母亲见袁小月顶撞自己，立刻声泪俱下，扑到父亲的遗像前哭诉，你个没良心的，早早享福去了，留下我吃苦受罪，我也不活了，把我也带走吧。袁小月只得百般安慰，再三道歉。她有时候也会憎恨母亲，可更多的时候，她可怜她。她忘不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是如何起早贪黑养育他们的。每天傍晚，母亲都会拎个袋子，去菜市场捡拾菜贩子扔掉的剩菜烂叶。为了节省煤气，每天晚上，母亲拎着两只暖壶走长长一段路，去附近学校的锅炉房打开水。偶尔，母亲也会差遣袁小月提着茶壶跟在后面。袁小月清晰地记得，在学校看门人的冷眼与不耐烦中，母亲讨好的笑容，是那样卑微而怯懦。母亲甚至还对一个在蔬菜公司上班的，面容猥琐的男人抛媚眼，只不过贪图对方赠送的一袋过冬的土豆。这一切，姐姐可以忘掉，袁小月忘不掉。她是从母亲的子宫里生出来的，姐姐不是，这大概就是血缘亲情的区别吧。
结婚这么多年，袁小月的钱几乎全都贴给了娘家，李伟的怨怼也在情理之中，她连为自己辩驳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夫妻现在就像时下流行的AA制，各花各的钱，吃穿用度采取平摊的方式。你买了电卡，我就交水费和煤气费。你交了电话费，我就交闭路费。家里吃的面粉、大米、食用油之类的都是李伟单位发的，李伟单位的福利搞得好，连洗漱用品、蔬菜水果都发。有一次，李伟说，我们之间，还是你占我的便宜多。袁小月心里一凉，叹道，我们是夫妻，夫妻还说谁占谁的便宜吗？李伟听了，自觉理亏，悻悻然，不吭声了。
袁小月想，也许是因为他们没孩子。若是有一个孩子，可能情况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