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2年第01期
栏目：作家手记
作者简介：罗伟章，四川省宣汉县人，一九八九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做教师、编辑、记者，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磨尖掐尖》《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多种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
我出生在山里。老君山。位于川东北宣汉县北部，属大巴山余脉。再往北是万源，与陕南安康接壤，东、南毗邻重庆，重庆往东是湖南湖北。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川”，宣汉是必经之道，举家迁徙之众，分明再辛苦些日子，就能走到沃野千里的川西，至少能走到有“小成都”之称的邻县开江，但双脚起泡，两腿抽筋，对未来的没有把握，更让他们不敢盲然而持久地在路上奔波；毕竟，作为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必须停下来，停下来才可能拥有一份产业，也才有一个家。于是以族群为单位，在群山之中驻足，“插占为业，指手为界”。
对土地的强烈渴求，使他们排斥后来者。我们村叫罗家坡，除一户姓李，所有男丁都姓罗；罗家坡卧于半山，绝对高度八百米，村东二里许，修有一座碉堡，至今残墙犹存，见山下来人，碉堡里放火铳，投飞石，将来人击退。碉堡之下十余丈，从山壁窝进一面大湾，叫泪潮湾，据传，是那些母亲、妻子、女儿们，来收儿子、丈夫或父亲的尸骨时，泪如潮水冲刷而成。加之宣汉在周朝时属巴国领地，巴人是世界上罕见的只用战争书写自己历史的部族，最后虽被秦军灭于丰都，但那粒强悍的种子，千百年来留存于天地之间，铸就了我们那里强悍的民风——强悍而悲凉。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村里天天都在争斗。村子共三层院落，百余人口，清早，听到队长的木梆声，人们带着农具，走向台梯层叠的田间。往往刚落脚，架就吵起来了：有人照管孩子，照管猪牛，或者去野地捡狗屎肥自留地，耽误了时间，比别人晚到了半分钟，少挖了两锄地，要扣五厘工分，被扣的人就和记工员吵，和队长吵，由此牵扯出各自的亲友，架越吵越大，终于动武。这时候，时间成为最公正也最昏庸的判官，把整整一个白天吵过去，一点农活没干，工分簿上，男人还是十分，妇女还是八分，比别人晚到的，哪怕他最终比先到者多挖了半亩地，依然要扣掉五厘甚至更多。
除评工分时吵架打架，谁家自留地塄坎上的草被割走了，谁家柴山里的干树枝被扳走了，谁家畜棚外的半截牛绳被捡走了，谁家的母鸡把蛋生在屋外的草窝里被摸走了，都会发生类似事件。
我很小就干活。第一宗活是照顾弟妹。山里的父母把孩子生下来，满月后就没工夫照顾。当时的报纸、电台和学生作文，都时兴用一个成语：披星戴月。山里农民要披星戴月地去贫瘠的土地上抠粮食，还要为争取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对他们自己却至关重要的权利，去跟人死掐，孩子只能用背带或裤子捆扎成人垛，扔到床上。对婴儿这样，某些家庭对五六岁的儿童也这样：怕他们滚到堰塘或茅坑里淹死了，还怕他们滚下山崖摔死了。山势陡峻，出门就上坡下坎，到处都可以摔死人。特别是砍了春柴过后，一块小石头也能一贯到底，直入河心。难怪山脚下的过路人偶尔抬头，总要又惊又疼地骂一声：“嗨呀，上面一只背篼也放不稳，罗家坡那些龟儿子是咋活出来的呀！”
孩子见到背带就哭，就挣扎，但毫无意义。父母走了，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黑屋子里的哭声。把嗓子哭嘶，哭哑，然后睡过去，过一阵醒来，看到亮瓦透出晕光，间或听到鸡鸣牛哞，但听不到人声。恐惧袭来，又哭，哭得汗水淋漓，还可能拉了屎尿，周身发痒，却没办法挠一挠，只好接着睡，接着哭。山里人都有一副好嗓子，外界以为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养的，其实是小时候哭出来的。
兄弟姊妹多要好一些，大的可以带小的，比如我们家。我母亲很能生孩子。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大哥之前，还有个姐姐，幼年得病死了；弟弟是双胞胎，先出者离开母体半小时后断了气（母亲一次生俩，让父亲手忙脚乱，把前面那个晾在一旁，冻死了）。也就是说，我母亲生了九个，养活七个。我比弟弟大三岁多，比妹妹大六岁多，要说怎样照顾他们，根本谈不上，他们依旧要被捆在床上。我能做的，就是在他们醒来后，跑到床边逗他们玩。但我无法让他们闻到奶香，无法给他们切实的安全感，只能咯咯咯笑那么几声，随即把笑脸转为哭脸，笑声转为哭腔。孩子本就饿得快，哭又耗费体力，但晌午过了，正午过了，甚至到了下午，日头西沉，父母也没回来。
妹妹两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哭得特别凄惨，脸憋得发乌，小小的胸腔不停地颤动，却出不来声音。要很长时间才有哭声。我见她可怜，用背带把她和我绑在一起，去找母亲。这样做是危险的，母亲绝不允许在她出工时去找她；见了孩子，她不可能不停下活喂奶，如此就会扣工分，影响一家人的口粮。母亲身高超过一米七，是远近闻名的能干人，也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父亲木讷，少主张，个子又小（比母亲矮了一头），不大让人放在眼里。家里的安排，外面的应酬，包括跟人吵架打架，主要都是母亲的事。对待孩子，父亲慈祥，母亲极其严苛，稍有差池，动手就打。她名叫符代珍，但山上山下，凡认识她的，都叫她符铁匠，是说她打孩子像铁匠那样下狠手。
我知道母亲在碉堡那边干活。我们把碉堡叫寨，那方土地叫寨梁。我背着妹妹，朝寨梁上走。说起来只有二里地，可在我心里，它是多么遥远。山是空的，空得一丝风也没有。下午时分，天上游云如丝，太阳把田埂晒得像是烙铁，我的赤脚只敢弓起来，尽量用后跟着地，尽量往草垛上踩。草垛也烫得人直抽气。好在妹妹已经不哭了。走到半途，桂大娘从山弯转过来，她那么老，背驼得几乎额头触地，还是天天出工，今天是家里有急事，提前回来了。她站在高处，说：“乖儿是不是捂住了啊？”
她放下锄头，把妹妹帮我解下来，见我的背上满是白沫。
要不是碰见桂大娘，我把妹妹背到寨梁，就是一个死孩子了。
母亲没有责备我，因妹妹最终死里逃生，她还欣慰地笑着夸奖我。
母亲笑起来是很好看的，脸上是一副非难的表情，眼里的笑却关不住。
是的，尽管所有人都把我母亲叫符铁匠，我也确实跟哥哥姐姐一样怕她，但她怎样打我，却没有丝毫记忆。我只记得她朝我笑，带我去街上看汽车。她跟人吵架打架，哪怕吵赢了也打赢了，依然深感屈辱，别人如何骂她、打她，她常常私下说给我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多愁善感，与母亲告诉我的那些事不无关系。我相信，如果骂可以消灭仇敌，罗家坡绝对可以组建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对祖宗八代有鞭尸之效，对子子孙孙有绝种之功。母亲毫不隐讳地给我诉说，边说边叹气。
她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她娘家在河下游对岸，过河之后，两片巨石穿空而上，像两扇门，人只能从“门”缝挤过去。因这缘故，那带平缓的浅岗叫关门岩。我母亲在关门岩当姑娘时，跟她父母一起享有许多田产，过了十余年的好生活，可她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虽从朝鲜战场归来，却上无片瓦。我们家的房子，是母亲嫁过来后才起的，她像个男人那样，起早贪黑地砍木材、平地基、窖石磉。
我有记忆的时候，大哥已经不读书了，二哥和两个姐姐还在上学，我常把他们的课本捧在手里，哇哇地念。母亲在家的话，会拉张凳子，坐到我身边，指着书上的字，她指一个，我念一个，每念一个，她都赞许地点头。许多时候我都是把书倒拿着的，母亲并不识字。她家境好，却没上过一天学。她只认识自己的名字。那年月，村里老丢东西，斧头、锄头、弯刀、镰刀，凡需带出家门的农具，都可能丢失，家家户户便用铁钉，在农具上錾上自己的名字。像花篮之类的竹制农具，就在不经意处打上记号。
除照顾弟妹，我还要刮洋芋皮。家里那么多张吃饭的嘴，且无油水，个个饭量大。我弟弟四岁时，就能一顿喝下七碗稀饭，胀得肚子透亮，能看见肠子，但两泡尿一屙，肚子就空了。老君山主种稻谷，但山实在太陡，稻田被分割成碎块，如果一块田有一亩，就被称为大田；且产量奇低，一年忙到头，分不到几斤谷子。我们很难吃到米饭，主要食物是红苕和洋芋。其实也说不上谁是主食，家家无积粮，某个季节出产哪样，就盯住哪样紧吃，吃得人翻胃、发呕。比较而言，红苕和洋芋的产量要高些。刮洋芋皮看上去是个轻松活，但要刮满一桶，就不轻松了。手软得像是没有手，被称为“刮刮儿”的铁片，把手指割出密密麻麻的血口子，水一泡，痛得钻心。
但这点苦我是能够吃下去的，因为跟另一种苦比起来，它根本算不上苦。
另一种苦，是寂寞。
村里跟我年龄相仿的，有七八个，大都在中院和西院（我们住东院），同院只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大两天。别院的孩子要么被捆在床上，要么小小年纪就上坡干活，要么跟我一样，有弟妹要照顾；同院的这位女孩，我竟没有跟她一同玩耍的任何印象，她似乎也从没在院坝里出现过。
大人出工去了，我把洋芋提到院坝，开始劳动。手软了，就停下来，四处张望。南面和东西，都是木瓦房，每家的屋脊，都种着一钵自从放上去就无人经管的仙人掌；北面朝河，没起房子，长着一棵杏树，一棵橙子树。院坝下方，是村里的碾盆和磨盆，碾盆旁边，有棵巨大的檬子树，长年掉下寸长的圪针，锋利无比，干了水分有铁钉那么硬，扎在脚上，拔出来就是一个血洞。檬子树下方，是棵黄檩树，合围粗。我就看这些树，看树上的鸟，还有歇在矮枝上的鸡。院里虽然养了两只狗，但狗是不见影儿的，它们要遍山跑，找吃的，或者找配偶。干风从不明方向的地方吹来，把老去的树叶吹落一片，又吹落一片。偶有一两只松鼠，从树梢飞上房顶，又从房顶飞到树梢，轻盈得像长着翅膀。
太阳升起，阳光从东边的屋檐淌下，将院坝直直地、一毫米一毫米地切开。
我就是根据阳光在院坝里的位置来判断时间。阳光游走起来嘶嘶嘶响，如微微的喘息。院坝东明西暗，然后明暗对等，像张手帕，一半儿被水浸湿了。再然后，东暗西明，直至阳光越过西边的丛丛屋顶，跑到村子尽头的白岩寨。白岩寨是一面壁立的石头，有数十铺晒席那么大，表面平滑如镜，旗帜般迎风舒展；晚清四川提督、太子少保罗思举，就出生在白岩寨下的山洞里。
夕阳在白岩寨燃烧，慢慢的，色泽变淡，变软，变成苍青色的灰烬。
天快黑了。
猪饿了，牛渴了，把圈撞得砰砰乱响，发出震彻山野的悲鸣。
出工的人还没有回来。
上学的倒是回来了，但他们把书包一放，立即进山劳作。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事情是下雨。不是下小雨，下小雨没用，要下瓢泼大雨，顷刻间，屋檐水就把院坝灌满，拳头大小的水泡子，在水洼里生成又破灭，且能隐隐听见山洪的低吼——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丢下活路归屋。再大的雨，我也光着头站到院坝边的石磙上，看他们怎样吆吆喝喝地朝村落奔跑。
有天晌午，我专心地刮着洋芋皮，除“刮刮儿”弄出的声音，四周静如往古。洋芋的粉屑直往我身上扑，前胸已白了一片，脸上紧绷绷的，痒。我正龇牙咧嘴抠痒痒的时候，突然听到脚步响，惊喜地抬头，见侯三娘从屋后的小路回来了。只有她一个人。她背着花篮，扛着锄头，腮帮鼓包，两眼血肿，衣裤只剩几缕布条，完全遮不住羞。她沉默着从院坝走过，从我身边走过，从阳光里走到阴影里，之后进屋，嗒的一声将门闭了，就悄无声息。
很显然，她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她在那场战斗中输了，输得很惨。
她提前回来，是要静静地舔舐自己的伤口。
她的这副形象，给我留下了不灭的记忆，或者说，给我留下了不愈的伤疤。我不经意间看到了长辈妇人的身体，是那样不堪。皮肉松弛、发黑，连最隐秘处也刻着生活的艰辛。那时候她还不到四十岁。我虚着眼睛，望着虚幻的远处，心里很痛。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心痛。其实，侯三娘是跟我母亲吵架最多的人，也是跟全村吵架最多的人，她的全部精神需求，就是去探听别人的秘密。没有秘密，她就为别人制造秘密，然后极其神秘地说给甲，又说给乙，每说给一个人，末了都要警告一声：“我只告诉了你，你千万莫告诉别个啊！”终有一天，“秘密”的主人会知道的，就来找她对质。我们那里把闲话叫淡话，对质就叫“对淡话”。淡话是经不起对的，一对就吵，稍稍升级，就大打出手。
我不喜欢侯三娘，可是，在这个静谧而寂寞的晌午，她让我为她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