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是在贵州念的，我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时期，我的音乐教育几乎停止了。没有人要求我练琴，我的京胡挂在墙上，蒙着厚厚一层灰，雨天过去以后，蛇皮裂开了。
初中我的教育主要是在课外完成的，父亲给我准备了很多诗书，为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读这些书，读得很苦，失去了和别的孩子玩闹的机会，变得像个书呆子。好在家里有一台电唱机，我和妹妹经常用它听音乐。我妹妹学的是大提琴，现在钢琴弹得也不错，可是她似乎与音乐无缘。那时，妹妹是我的音乐同学，我们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斯特劳斯，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们：“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终于发现，父亲是很不懂音乐的，他有时甚至很讨厌音乐。后来，我搞乐队，我们的作品他也不欣赏，与我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欢。我就更断定他是恨音乐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从谋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诉我他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仿佛听见我在吟唱，而且歌声清越，就像从后楼传来一样真切。我渐渐发现，我不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拿出我的唱片一遍一遍地听。现在，我几乎和谁都不怎么聊音乐了，却经常和我父母聊。我发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敏锐，那么准确。尤其是父亲，他的耳朵有点聋，我在钢琴上写一首歌，他似乎没有听见，可是，忽然他就会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细节。
因为要升学，我再次孑然一身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和我离开它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街道不再安静，行人也多了起来。我时常独自回到徐汇区永嘉路一带徘徊，并不去找小学的同学，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园听取我们孩提时代嬉闹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了，什么都听不见。我再次回到我们曾经常去的电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来读过《论持久战》的小同伴，他告诉我，我走以后大家还在一起玩，可是，后来闹腾得事越来越大，直到有一个犯了强奸罪被逮起来了。
两年前，我又想起这些往事，一些声音挥之不去，就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