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胡肇汉“西撤”溜号回到阳澄湖，骗取了太平镇工商地主陈政学的信任，从他那里得到15支步枪与五千发子弹后，没多久，他的队伍又扩大到了近百人。但是，胡肇汉根本不满足现状，尤其对“江抗”西撤时拉走了他的大部分队伍而懊恼不已，耿耿于怀。为尽快扩张势力，重新独霸阳澄湖，他一方面亲自带领部队，前往唯亭镇袭击伪警察，夺来一挺机枪、拉来30多名伪警察，一方面利令智昏地把目光瞄准了“江抗”西撤后留在渭泾塘的枪枝修械所（那里放有一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多次进行骚扰袭击，试图从那里夺得武器，装备部队。
这批枪支是革命的武器，时任东路特委组织部长的张英准备用它来创建一个地方常备队。由于胡肇汉的袭击骚扰，为防不测，即由杨浩庐取走，这才没有落在胡肇汉的手中。
然而，刚刚恢复“元气”的胡肇汉瞅准“江抗”西撤，无人管束，他在阳澄湖地区更加嚣张了，不时与地方上一些小股的民间抗日武装组织发生磨擦，逐步向着他独霸阳澄湖的目的发展。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胡肇汉部队又发展到200人左右了。
1939年11月，胡肇汉首先与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团团长赵北臭味相投，勾结上了。
江苏省保安团是一支有着将近2000兵力、武器装备精良的部队，赵北对我新四军更是不怀好意，总试图消灭我新四军在东路的武装力量。面对这股不可一世的反动部队，胡肇汉趋炎附势，主动接受了赵北的委任，充当江苏省保安团的“支队长”，同时，他又接受袁亚承的忠义救国军的委任，担任他们的“先遣支队司令”。
其实，身为“江抗”后方医院负责人的夏光与刘飞，他们的心情和叶成忠与吴立夏他们一个样，也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杀上抗日第一线，与日伪军们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自从沈小郎等乡亲无辜被杀之后，这一阵来，是回部队，还是留在阳澄湖畔坚持斗争成了同志们经常争议的问题。当他们看到“江抗”西撤以后敌人的横行无忌和人民群众日夜盼望“江抗”回来的迫切心情，想到东路地区的重要地位，夏光与刘飞一致认为更应该留下来，他俩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致的想法：留下来，坚持，在东路地区重新树起“江抗”的大旗！
于是，夏光当即起草向中共江南特委写了一封求战信，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在阳澄湖畔重新组建新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发展队伍，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这封紧急的求战密信，依然交给了后方医院最信得过的地下通讯员孙丽娟，命她立即设法送往时已转移到苏州城里的中共江南特委的手中。
这时，中共江南特委的林枫等几个主要成员，已从上海转移到苏州城内开展地下工作：林枫在观前街摆烟摊；张英携眷住在临顿路隶葭巷；王承业在景德路开了家宝成银楼；秘书冯二郎（刘平若）则在桃花坞开了家裱画店。他们以各种形式掩护着党的地下联络与指挥工作。
当时的苏州城里，日伪活动也十分猖獗：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把伪省政府从南京搬到了苏州，以黄毅斋为首的国民党汪伪特务机关在苏州城中祥符寺90号设立了工作站，日寇驻苏州地区的警备队与宪兵队几乎遍及整个苏州的各县与主要集镇。
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的孙丽娟，干脆把孩子断了奶，寄养在公婆家，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斗争中。她摇了一船茨菇，以进城贩卖茨菇为掩护，翌日便把船歇在了城内的干将河边，然后挑着茨菇担，根据夏光与刘飞的密示，单枪匹马地走街串巷寻找着中共江南特委的负责人，并终于在桃花坞街梢的一家新开张不久的裱画店里，用暗语与名为店老板、真实身份为中共江南特委秘书的冯二郎接上了关系……
12月里的阳光，和煦地照耀着这片景色旖旎的江南水乡，永不封冻的阳澄湖水在阳光下反射出千万点跳跃的光斑亮点。遗憾的是，由于铁蹄蹂躏，强盗横行，湖面上看不见帆影绰约，听不到桨声咿呀，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
这天，消泾镇上的涵春阁茶馆刚开排门，就先后走进了几个特殊的茶客，他们一进店，就在茶馆老板胡广兴的示意下，踩着咯吱作响的木胡梯上了楼。太阳升到一竿子高的时候，茶馆的小木楼上已坐上了四个男人。
那位打扮得像游方郎中的，是常熟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政委任天石（祖传中医，京剧《沙家浜》中郎中陈天民的生活原型）；那位戴着副茶色太阳镜、留着两撇小胡子的，是任天石的亲密搭档、常熟“民抗”的司令杨浩庐。还有两位则是胡广兴夫妻所熟悉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与参谋长夏光。他们围坐在一张方桌前，心不在焉地喝着茶，嗑着西瓜子，似在等着什么人。
不一会儿，楼梯咯吱作响，一个身材高大的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拾级而上。夏光一见，不由激动地走上前，与对方默默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是我们江抗五路政治部的主任张志强同志。”刘飞激动地向两位常熟“民抗”的领导做介绍。
略作寒暄后，张志强向大家传达了陈毅司令员同意伤病员们原地组织新“江抗”的好消息：根据陈毅的指示，为更好地开展阳澄湖地区的抗日斗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常熟人民抗日义勇军与“江抗”后方医院合并组建成新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新“江抗”），由夏光、杨浩庐、任天石三人负责领导。至于刘飞，则必须根据陈毅司令员的再次指示，立即转去上海某医院治疗伤病。
就在这时，楼下忽然传来胡广兴夫妇的“吵架”声……
1932年，胡广兴与全村最漂亮、最聪明能干的姑娘陈三妹结成了夫妻。当时，三妹才19岁。根据当地风情，三妹一嫁到胡家来，就随夫姓改称广兴嫂，从此她的真实姓名就淹没了。
胡广兴父母早亡，父母给他留下一个破旧的小楼房。为谋生计，胡广兴用这小楼开了一个茶馆。他孩提时代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给这小茶馆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涵春阁，他自己当上了茶馆的小老板，广兴嫂也自然成了老板娘。
涵春阁就开在董浜镇中心，三面临水，沿河半墙上装着一排格子长窗，临河有个单间小阁楼。这小阁楼就是当年我地下党和“民抗”、“江抗”等抗日革命队伍领导经常会面的秘密交通站。
广兴嫂能说会道，虽说大字不认一个，可她从小就知道“不识字可以吃饭，不识人粥也难吃”这个普通的、带有时代局限性的、也富有一定哲理的道理。她年轻时确实长得漂亮：一双水汪汪的丹凤眼，圆脸蛋，一口雪白雪白的牙齿，体态匀称。就她这美丽的外貌和一双既能绣花、又会做出好饭菜的双手，当时就使董浜乡的小伙子们为之倾倒。但广兴嫂心里有底，她谁也不挑，单单看中了这个老实憨厚而又善良的胡广兴，一经媒婆从中穿针引线，她便和阿兴拜了天地。
然而，她的丈夫胡广兴，却与妻子恰恰相反，老实得像头水牛，善良得近乎软弱。人家往他脸上吐口唾沫，他也至多用手背擦了，一声不吭。一天到晚，他只知道担水、劈柴、烧“老虎灶”，三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来。20多岁的男子汉，见到生人还脸红呢。为此，妻子不知暗地里“骂”过他多少回，“骂”他是“温吞水”，是专被人家半夜里偷摘的软柿子——任人捏。可每次他至多憨厚地“嘿嘿”一笑，搔头摸耳没话说。
胡广兴表面上看去软不拉搭，不声不响，心里却有一本帐：这世道，这年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保护老百姓，谁坑害老百姓，他都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呢！用妻子的话来说，他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嘴里拿不出。
茶馆历来是三教九流出没的地方。胡广兴夫妇的涵春阁茶馆，就如一颗钉在敌人心脏上的钉子，成为了革命和反动，正义和邪恶交锋的战场。这里没有硝烟弥漫，但比真正的战场还要复杂、险恶。因为“江南抗日义勇军”和“人民抗日游击队”要在这里秘密集会；日本鬼子、汉奸胡肇汉和“忠义救国军”等国民党反动部队要从这里追寻我们党和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踪迹；还有那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小股土匪、强盗……
正因为涵春阁面朝大路，四通八达，所以这里常常是人员混乱，情况复杂。
这就需要胡广兴夫妇具有一双特殊的火眼金睛和一个极为清晰的头脑。
1939年11月4日，即新“江抗”正式成立的前天，张英、夏光、李建模、任天石又相约秘密来到涵春阁茶馆，具体讨论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新“江抗”）的重要事宜。
且说这天就在张英、夏光他们上楼不多久，突然，胡肇汉一行东张西望地也走进了涵春阁。
胡肇汉自1939年底“西撤”溜号回到阳澄湖之后，他常和王群等人来到涵春阁，表面上是吃茶会会老朋友，实际上是打探新“江抗”和“民抗”的活动消息，刺探情报，向日寇邀功献媚。胡肇汉、王群与刘彪上楼前，他的十几个部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散布在茶馆两头的交通要道上。
机智的广兴嫂虽说当时还不知胡肇汉已叛变革命，但她始终提防着这个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胡肇汉！尽管她知道他早在九月间就接受了“江抗”的收编，担任了队长，但此人根基不稳，心术不正，唯利是图，很难保证他内心究竟是否真正向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她始终牢记着前不久夏光临走时的叮嘱：对胡肇汉这种人，一要争取，二要警惕；对他们只能说三分话，要存七分心。
果然不出广兴嫂所料，胡肇汉这个反革命两面派自从暗中受命担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团一团团长之后，又接受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下属的忠义救国军的先遣支队司令，并分别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两挺轻机枪和170多条步枪、数万颗子弹；更使人不可饶恕的是，前不久，胡肇汉已接受了赵北的指示，一起前往昆山巴城日本警备中队，与中队长斋藤一岛进行了洽谈，暗中接受了日军“先遣总队司令”的番号，并从日寇手中领取了第一笔数额不少的活动经费，接受了一些武器。事到如今，胡肇汉已彻底走上了死心塌地投靠日寇、卖国求荣的道路。
这天，胡肇汉一行突然来到涵春阁，就是想利用自己谙熟阳澄湖地区的优势，在此捕捉到新四军后方医院的活动踪迹，然后向日寇密报，借助日本人的刀，一举消灭我后方医院。
果然，一壶茶还没喝完，胡肇汉就开口见喉咙，把话头引上了正题，压低嗓门，故作关心地向广兴嫂打听起了新四军伤病员最近的行踪。
广兴嫂没正面回答他，只是以一句“他们来也罢，不来也罢，我这小小的茶馆是爷来爷好，娘来娘好”予以搪塞。她的回答，顿时引起了一边王群的不满，忍不住从一边插嘴道：“广兴嫂，说笑话归说笑话，胡司令这是正经问你哩。他们这一阵来过这里没有？”
“对对，这几天他们来过这里没有？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急着向上级作汇报呢。”胡肇汉急迫地补充道。
作为“江抗”支队长的胡肇汉不知道队伍的行踪，而且还这样猴急地打听，这使广兴嫂更加警惕了，于是，她收起笑容，故意压低声音，装得一本正经地反问道：“没见他们来过。怎么，你们回来后，还没和他们见过面呀？”
胡肇汉听了，瓦刀脸更窄了，两眼中露出疑虑的目光。
正这时，灶台头上的开水沸腾了，壶嘴里喷出一股股白花花的蒸气来。广兴嫂连忙走过去，将一只铜嘴套在直冒热气的壶嘴上，不让热气白白浪费掉。顿时，铜吊子嘴“吱里吱里”尖叫了起来。
其实，这是一种紧急报警的信号！只有胡广兴夫妻与刘飞、夏光、杨浩庐、任天石等“江抗”的主要领导才知道的暗号。
胡广兴夫妇的“吵架”声立刻引起夏光他们的警觉，又听到这尖尖的警报声，他们迅速行动，借助广兴嫂晾在后窗上的宽大的被单的遮挡，从后楼窗翻下小楼，潜入紧傍小茶楼的湖滩中，然后借着胡广兴故意留在那里没有割去的那一大片芦苇丛的掩护，悄悄撤离了涵春阁……
1939年11月6日，新四军“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新“江抗”）在常熟县东唐墅河东的一座破庙里正式成立。会议由时任中共江南特委代理书记张英主持。出席会议的除了后方医院的36个伤病员与常熟“民抗”的代表外，主要领导有原“江抗”新四军六团政治部主任刘飞、六团作战参谋夏光、六团政治部干事黄烽、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苏州县委书记翁迪民、常熟“民抗”负责人任天石、杨浩庐等人。在成立会议上，张英传达了叶飞司令有关由常熟“民抗”与原“江抗”后方医院合并成立新“江抗”的批复，宣读了上级的任命：由夏光任新“江抗”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主任副主任。在成立会议上，张英传达的叶飞司令的指示，更是振奋人心：“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机。留在东路部队的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全体将士群情振奋、磨拳擦掌，连夜刻印了“关防”的印章，并兵分两路到处张贴布告，向整个阳澄湖地区宣布：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回来了！
新“江抗”的司令部仍设在吴县地区阳澄湖东路，属流动性的；杨副司令仍带上他的人马回到常熟，继续留在常熟开展斗争；而以原“江抗”后方医院为主的36个医护人员与伤病员，则编成了一个连，由十几个已恢复了健康的将士先组成一个班，安上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特务连”的番号；特务连由吴立夏任连长，陈万进为排长，朱墨陶任政治指导员，叶成忠为班长，并成立了党支部，作为领导核心。这个特务连，就是后来的新四军十八旅的萌芽。
新“江抗”成立了，作为尖刀班的特务连也成立了。虽说暂时可以参加战斗的只有十几个人，但这十几个战士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其中班长、排长好几个，还有一个副连长，二个连长；其余也都是久经锻炼、革命意志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老战士。但是，最大的问题也马上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即当时除了刘飞和警卫员的两支短枪外，就是老“江抗”修械所留下来的几支打不响的步枪。这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有武器，怎么和敌人作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