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禅与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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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勇于自我革新的禅

自佛教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教派林立,独有禅宗勇于自我革新,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一枝独秀,跨出国门,蜚声世界。

禅宗一门,为我国佛教之一革新派,旨在传佛心印,皆令自求、自行、自解、自悟,自心是佛,彻悟自心是圣。禅宗的“禅”,是一种人生体验和主观意境,经过了革命性变革。它是中国特定历史的产物,是对佛教包括自身渐次全面革新,具有社会运动性质。

革新,意味着对旧事物的革除,革故鼎新,由量变到质变。重大变革,使事物从旧质到新质产生飞跃。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全在于他的自我革新精神。他不愿当统治者,去学习各种思想流派,寻师访道。得道后又离经叛道,另立“缘起论”,认为万物都处在因果链中,互为条件,具有辩证观点,且有无神论倾向。他构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很受大众欢迎。禅定就源于释迦牟尼,他将种种禅法梳理,进行“扬弃”,即革新。他放弃了师事婆罗门教的六年苦修,自己去尼连河畔菩提树下修行坐禅,达到彻悟,证得无上正觉。弃旧革新,他开创的佛教为依禅出教。勇于革新自己的人,才有光明人生,不朽之伟业。

革新,是事物自我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事物就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那些不适应事物发展要求,约束、阻碍定会被冲破、打倒、推翻,为新生所替代。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原始佛教的一种革命。中国禅从公元7—11世纪,摒弃了旧的繁杂修习方式,只从智慧方面求其大彻大悟,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己的禅宗。从奴仆地位站起来,外在的佛和佛法被推倒,自立主张,把自己看作与佛平等。认为成佛之道全在自己心中,“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反对耽于名相的“革新”精神,接近平民,颇能取得人们信仰,贡献非常巨大。

《坛经》的特点之一,是它的革命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对经典的极大反叛。反对从外表形式去崇拜佛陀,是认识上的一大革命。把皈依重心转向“自心、自性”,重视现实人生之心性修养,在家出家皆可参禅,拓展出了最大修行空间,独具一格。

要革新,首先要打破禁锢的精神枷锁,把自己从烦恼中,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佛经繁杂,文辞琐碎,义旨晦涩暗昧。中国僧徒最初越讲越难懂,注释越多越臃肿,学人越学越迷糊,使人头脑僵化,束缚手脚。禅宗摆脱了文字经教的桎梏,绝不因循守旧,大胆扬弃,尤为简易。鄙弃奴仆面目,自立宗旨,把人们引向现实人生中实现超越现实的目的,境界一新,故为之风靡。佛教在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既讲出世又讲入世,并将二者统一起来。六祖革命的根本特点,不仅仅在于“即心即佛”,而在于把传统佛教的“真心”变成当前之人心。慧能力主顿悟,不假外力,是一创举。他认为佛性本具足,自心是佛,不把佛祖视为威严神圣,受各阶层欢迎。顿悟成佛构建了中国佛教思想体系特色,是中国佛教史上实质性重大变革。禅宗展示出宏阔目标,到后来走出国门,遍布世界。

毛泽东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使这符合中国国情,把佛陀和佛法从虚无缥缈的上天拉回到人民群众中。他缔造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社会各界欢迎的中国禅。”

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禅宗在革新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以矫健的步伐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世人所称颂,显示出无限生机。

戒律,是释迦牟尼为规范僧众集体生活,修炼身心性命所制定,多有不符本国国情。晋·道安法师是第一位依律而订僧制的,“师徒数百,斋耕不倦”,“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北魏文帝还制订了《僧制》47条,开拓了寺院规范立法权,有了适合自身情形的规章制度。禅宗提出“无相戒”,以自性为中心,皈依自性三宝,化他律为自律。“革律为禅”,是六祖独创,禅宗独有的戒规。

据《高僧传》载:魏晋时期的沙门,依师为姓。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改为释姓,僧尼逐渐采用,沿袭至今。僧人进宫,袒露右肩,不以为善,后魏之时改穿褊衫,到了隋唐时期大为流行。印度、泰国僧人至今不事劳动,托钵化斋,靠大众施舍生存。禅宗更为重视自力更生,改革寺院与社会结合,农禅并重,僧徒靠劳作过日。唐代中期,怀海制订出《百丈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自己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劳动。

禅定方面,在印度“定”是基础,慧才是目的。《坛经》中则说:“定慧一体,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由单一的静坐,扩大到行、住、坐、卧皆可入禅,把程序森严的印度禅法一棍打倒,彻底推翻。把“证”改为“悟”,把禅对“证”的追求,改为对“悟”的追求;将“心性”归结为“觉”(即悟);将人生体验和主观意境凝结为禅,用以指导生活;强调自性自度,自修心自养生。

中国古代各种思想潮流,皆重孝道,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孝道的延展。为要适合中国民情,禅宗要以“孝道”来获取声誉,对印度佛教进行大力改造。将《盂兰盆经》中,释迦弟子目连入地狱,救拔饿鬼之身的母亲的故事大肆宣扬,在民间努力营造孝道之气氛。“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不忠、不义、不孝、不智,非佛弟子”。宋代著名禅师契嵩著有《孝论》,说“圣人之善,以孝为先”。“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讲孝、行孝,构成中国佛教一大特色。这对和谐家庭,和谐社会,起到莫大作用。于当今,仍须大力倡导。我们的海外华人,在孝道方面令人钦慕。

禅宗在方法上,主张让学人产生疑情,由自己去想;不说破,自己从中去体悟;做出暗示,让自己去思虑、醒悟;打破教条,即境示人,撇开正面论证,越过正常逻辑思维,直探生活和思想本身的矛盾。“自性迷即众生,自性悟即佛。”于学人,这种方法的革新,施教者皆可借鉴。

禅宗既汲取佛典、经教中的“文学”精髓,又摆脱其束缚,以革新精神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尤以禅诗、禅画、佛乐最为典型,广为流传,超越了时空,将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至今选入课本的《嗅梅》(唐·女尼无尽藏)一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寓意道在自心,不假外求。又如著名居士王维《鹿柴》一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他充分表达了“空”与“寂”的禅意和禅境。禅文化,吸引了不少海外求学之士,传播世界。

禅的另一功绩是对自然美的发现,开拓了自身对自然的欣赏和感受。青原惟信禅师说,未曾体验“空”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体会到“空”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把自己投入到山的怀抱时,“山,才真正是山”。大自然直接提供的境界,使禅的观念延伸到了自然界,成为禅者们的另一种追求。如谢灵运的“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陶渊明、白居易、王维、苏轼等等居士和大诗人,以及高僧大德们在禅诗中都体现出了这一点。比如宋代高僧契嵩的《书南山六合寺》:“青葱玉树接溪岑,台阁凌虚地布金。行到白云重叠处,水声松韵淡人心。”淡化世间名利,向自然人生回归,天人合一,正视环保,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又一重大转变。当今勃兴的旅游热,就是由观光升华到一种精神境界,去欣赏自然美。是否领悟到禅境、禅意,全在于学养和内心。

总之,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审美观,或多或少皆受禅宗影响。

现当代的中国佛教,90%以上为禅宗派脉,革新的着力点是从殿堂走向人间。《坛经》有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释迦牟尼就是在人间成佛的,学佛就是学习他的遗教,升华自己,做个品格高尚的人,在平常生活中就可成佛。

中国佛教继承了印度佛教的根本精神,有着“普度众生,自觉觉他”的人生观;融合了传统文化思想习俗,有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印度佛教肯定人生是痛苦的,回避了造成痛苦的社会根源。人间佛教的主要之处,在于以社会人生为本位,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生活质量改善和道德水准的提高,实现开放。经太虚大师、印顺大师、星云大师及赵朴初居士等大力倡导与实践,日益深入人心。

太虚大师17岁出家,于民国年间率先提出人间佛教。他力主精简典籍传授,取其精华为己用,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创新。以佛化道德规范在家信众,净化人生,影响到民间,达到改善社会、政治、风俗的目的。他办学院,派弟子到国外留学,培养革新的种子撒向全国。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科技文化的涌入,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所倾斜。某些寺院对新出家的把关不严,部分僧侣素质不高,败坏佛门声誉。应当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早先的寺僧多处于封闭的状态,近些年对外交流很频繁,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皆有僧团来华相互切磋。我们也常派僧团到国外,如日本、印度、泰国、缅甸、东南亚等地。

勇于自我革新的中国禅宗,得到长足发展,有其内在因素,也与历代帝王器重分不开。“不依国主,佛法难立。”在物质文明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相对空虚,对未来自己预测不了。此种冲击、压力,让人们感到身心疲惫,深深地呼唤着禅,所以在全世界形成了禅学热。那么如何面对,把中国禅宗再推进一步,成了新课题。免不了重大革新,应以开放眼光,撒播人间,面对国人,面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