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涛在《华商淘金莫斯科：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一书付梓之际，请我为书作序，我深感义不容辞。
于涛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就职于哈尔滨工程大学，2010年考取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以后，根据他原有的学业背景（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且他有较好的俄语基础，决定让他发挥自己的优势，做一个与俄罗斯有关的社会学研究。于是，在2011年我申请到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被排斥境遇下的移民适应研究 ——基于俄罗斯中国移民的实地调查”（课题编号1112KYXJ04），作为我们共同研究的课题，并资助他到俄罗斯做田野调查，2012年选派于涛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在莫斯科，他一边学习一边做田野调查，历时8个多月。
到过俄罗斯的人都知道，莫斯科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太好，那里的华商在当地的生存环境也异常的恶劣。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学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深入当地华商群体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取得当地华商的信任，从日常生活入手，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探究他们的生存策略，获得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实属不易！
2013年于涛以“莫斯科华商：一个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行动”为题，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并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且被答辩委员一致肯定为一部俄罗斯华人研究少有的力作。2014年笔者再次深入到莫斯科华商群体中，继续做追踪调查，在原来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和完善，完成了《华商淘金莫斯科》这部著作。可喜可贺！
中国向俄罗斯的人口迁移历史比较久远。早在17世纪，沙皇俄国就已同当时的中国明朝开始贸易往来。而两国的民间交往，尤其是边境居民，一直没有间断，即使在20世纪早期和中叶中苏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交往也没有中断过。这主要是因为中俄两国拥有全世界最长的陆地边界线，历史上形成了多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当代，去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以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最多，他们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和双边关系的不断升温，前往俄罗斯的“倒爷”不断涌入俄罗斯。他们最开始主要在远东、西伯利亚，后来莫斯科郊区的“大市场”成为最集中的地区，逐渐形成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在俄华商群体。到如今，这部分华商群体在莫斯科打拼已有20多年。华商群体是中俄关系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对于这部分群体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的研究都鲜有涉及。俄罗斯媒体有一些报道，大多充斥着“中国移民威胁论”等负面的看法和排斥心态。国内学者对这部分群体关注也很少，以这部分群体为研究对象做社会学研究的更是未见。于涛无疑为此领域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该书中，笔者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理论探讨莫斯科华商的生存策略，重点关注华商如何利用自身社会关系资源从事商业活动，进而深入探究作为迁移主体的在俄华商如何利用其社会外在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构建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在研究中，笔者借鉴海外华人研究中前沿理论“跨国主义”分析框架，从“跨国性”角度总结了这一群体的特征，采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即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获取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围绕华商如何淘金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研究还结合了一些有关早期华商的历史文献材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前后的历史文献、华人的回忆录及相关华人的报刊和当时的新闻报道等，这些材料对了解华商的历史和早期状况极为重要。海外华人的“跨国主义”研究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它同民族—国家视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笔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尝试性探索。
于涛还很年轻，这是他的首部著作，我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而高兴。愿他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不断进步，硕果累累。谨以此为序。
任国英
2016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