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科学原理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有肖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后经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全文转载），苏浩的《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饶咬成的《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中国外交战略走向》[《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等学术论文发表。
肖文提出“经济外交”为核心，文化外交是动力，外交的价值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等观点。苏文提出，“外交工作应保障‘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指出“中国外交要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经济外交的手段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强调“中国外交不仅与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联系，而且与全人类的基本利益相结合”。饶文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催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由”，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自于实践”，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作用表现在：“1.在外交实践中必然以国家利益为主旨，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必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2.在对外交往中，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善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必然关注人类的根本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因为中国现在还不能说是发达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头羊，是科学技术的集散地，是现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代表。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首先必然和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改善和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3.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然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实行改革开放，必然遵循国际上所公认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必然导致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实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4.在现时代，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和平与发展，在对外战略中必然坚持和平与发展主题论，必然改善周边环境，改变和促进、维护中国的和平局面，使战略机遇期不至于消失，也必然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合作，必然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同时，中国也将为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发展，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国的影响，为世界人民谋求更多的福祉。”
上述三篇直接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分析和研究中国外交的论文，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是都存在研究的阶段性所表现出来的缺陷。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先进性”，而中国外交是怎样体现先进性和将来如何更进一步地体现先进性，没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和回答。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外交生动地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涵，应该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原理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新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但这样的成果尚未出现。本课题正是基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国外交这一既有一定的成果同时又存在不足的现状而展开研究的。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和思想，必然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原理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力争产生若干精品化、重量级的研究成果，本课题应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原理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也是基于努力造就既有理论深度，又反映时代要求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成果精品这样的认识而展开的。
本课题以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智慧解读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对外交的新概念（比如外交先进性的界定）、新范畴（比如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个原理作为分析框架）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使研究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直接用“外交先进性”的术语，但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时，把党如何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外交等方面制定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起来观察，这样，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外交先进性”的概念。江泽民指出：“要坚持把‘三个代表’要求落实到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关键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1]就外交领域而言，我们理解外交工作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保持外交先进性，关键取决于党的外交理论和外交路线的正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外交方针政策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充分表明外交工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代中国外交先进性的内在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指当代中国外交先进的本质特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先进性就体现在把坚持中国的最高外交理想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外交路线统一起来，把实现和谐世界目标同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维护民族的最高利益统一起来，把强大的外交文化建构与外交实践统一起来，把全国一盘棋和启动对外政策的窗口（比如兴办经济特区）作用统一起来，大力开展总体外交引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的外交，胸怀外交全局，处理好各种外交方式的平衡，建立着眼于长远的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体系，在国际关系中坚定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一切外交的行动准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为在世界上塑造充满吸引力的中国形象和建立受国际社会尊重的地位而充分发挥外交的独特作用。
考察中国外交是否充分发挥先进性，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中国外交是不是在坚定地维护了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前提下，真正地创造了人民安心生活、安心工作、安心发展自己和国家能够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等事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并在中国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加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就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国际关系是“使一切被压迫民族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使那些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聚集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周围”[2]一样，中国要联合和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和可以联合的力量，结交和扩大自己的朋友，包括意识形态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朋友。中国要和世界人民一道，为推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作出不懈努力。中国外交如果不坚持自己实践证明正确的外交精神和外交路线、不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在战略上坚持而在策略上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不根据全球化时代外交格局的变化适时地把传统国家对国家的外交转变为立体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大外交格局、不认真总结国际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一切成功的外交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国外交就会停滞不前，外交先进性也就成为空话。
中国外交先进性还通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理念为内涵和指导，促进和引导中国总体外交的健康发展。首先，中国外交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的外交，其根本的归属是以充分实现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目标，中国外交一直朝着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发展和努力。具体地讲，中国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外交，极大地维护了中国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和最广大的世界人民的广泛利益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经济和科技外交，极大地促进了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与科技合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中国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文化外交，推动具有先进文化特征的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软实力的进步和发展，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也通过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等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在世界影响力的展示；中国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军事外交，有力地加强了中国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互信和人民的安全感，为世界和平作出了中国应有的贡献。
江泽民指出：“我国外交是总体外交，外交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在中央外交方针政策指引下，无论哪个部门，包括各个外事部门，一定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要增强全局观念，坚持局部服从全局、服务于全局，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要努力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还要看到，外交无小事，外交授权有限。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各部门都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否则，就有可能出大问题，酿成影响我国声誉的大事。”[3]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已经发展成各个部门有明显科学分工又通力合作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科技外交等内容广泛，各个专业领域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的全方位外交格局。其中政治外交的层次最高，它是通过双边的或者多边的手段，以国家为对象，解决事关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推动世界重大政治与安全领域问题的解决的外交。政治外交的工作一般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政府首脑和外交部直接来抓。江泽民同志的论述还使我们认识到，外交无论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还是出于经济目的、文化目的、军事目的、科技目的，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其实，总体外交观已成为各国优化自身外交的重要思维，比如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早在1984年就针对日本只重视经济外交的不平衡问题指出：“现在日本主要是致力于经济外交。今后必须把它改成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是用财富援助贫穷国家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外交。与此同时还要推进教育、卫生、技术、学术的交流这种文化外交。我想这对亚洲国家是特别重要的。”[4]很显然，池田大作注意到了外交需要总体平衡的价值所在。这就是说，在国际外交的大舞台上，谁的外交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谁的外交更加具有强大的合力效应和高度的和谐性和统一性，谁就能在国际外交竞争的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