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华简介
叶国华 教授是香港政策研究所创办人及主席、香港基本法基金会主席、保华基金会主席，西安交通大学名誉教授及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亚欧研究所理事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名誉教授。
叶教授最新的公共职务包括：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有限公司董事长、进念二十面体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员。
叶教授之前的社会公职包括：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及推选委员会委员，并于1997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别顾问。
叶教授是香港保华生活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主席、中国教育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席、香港耀华国际教育机构主席、耀华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主席、香港运科集团主席及耀中教育机构董事。
叶国华
2011年3月2日
一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提出
各位朋友，从现在开始我算是华大的人了[1]，所以请让我用同事的身份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以这个题目准备下个月（可能最迟5月份）在全球发行我的一本著作，9月份将会在全球发行英文本。我研究这个题目的原因，跟雷默教授有关，我听张副校长跟我讲雷默教授也来过这里。雷默教授在2003年的时候来中国，进行关于北京模式的探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交换意见。
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发展之路的问题。在国际上，对于“China Model”（中国模式）有很大的争论，尤其是2003年雷默做了很多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后。后来他就取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题目说——Beijing Consensus（北京共识），这个讲法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后来我问他，我们没有共识哪来“北京共识”呢？他说这是个市场策略，引起大家注意嘛！所以他就把这个题目定为跟“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一个讲法。其实“华盛顿共识”是有一个共识，但是“北京共识”没有共识。后来围绕着所谓“北京共识”、“China Model”的问题，就引出了中国之路的问题。
这段时间各方面的争论非常多。我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国内的学者，有些南方的，有些北方的，国内外的都有，就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还没有模式；另外有一些留美的学者就说，什么“China Model”，中国模式不就是跟着人家走吗？人家走的路你跟着人家，没有什么可以说是中国发展出自己的Model；我感觉到我也是一派，我那一派大概年龄都跟我差不多，都是60多岁，比我再早一点的八十几，王延宇教授、唐德刚教授、关愚谦教授等，他们有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外国住了很多年。所以说大概有这么一个分别：凡是在外国住的时间比较长的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跟在外国住的时间比较短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同龄的人、在国内住得久的跟国外的又不一样。比如说南方中山大学的袁教授[2]，他就是不主张China Model，但是我们在海外待得久的就支持这种值得研究的方向。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作为题目与大家分享一些心得，讲完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进一步交流。
（一）中国道路前景预测
我们先看第一个图，这是高盛银行的预测，高盛银行是现在世界上一家最大的银行，它的预测就是这个图显示的（没有各种大规模战乱和殖民掠夺的情况下）。括号里面那句话是我特别标出来的，就是在没有各种大规模战乱以及殖民掠夺的正常环境下，就是这个情况。这是高盛银行的一个研究结果。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过去200~300年，小规模的一些国家都可以形成非常庞大的势力。比如，英国地方不大，但是它曾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经济体，因为那个时候有几次世界大战、有殖民地可以大规模地去掠夺。而现在呢，高盛银行这个分析，它的前提其实是在没有战争、没有殖民掠夺的情况下，但是它没有标出来。有战争有大乱跟没大乱没有殖民是两码事，所以我就特别引用了两个图，一个是2025年的图，另外一个是2050年的图。2025年那个图大家都清楚了，中国是美国的百分之八九十；到了2050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China（中国）大概是70万亿美元（GDP），美国是38万亿~39万亿美元，印度也是三十八九万亿美元，印度比美国少一点点，第一位是中国。在2050年，以下这些国家排在后面，日本排得比较后了，还在印度尼西亚后面，但这个前提就是目前的状态。
大家想一想，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GDP才5.88万亿美元，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过去不久的2000年（10年前），中国的GDP是1.1万多亿美元。10年我们翻了两番多，按照这个速度再有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GDP就可能超过美国。但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4000多美元，美国是40000多美元，中国人均其实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是无论怎么样，过去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有人说GDP不重要，对，我也同意，GDP不是最重要的，还有GDP的内涵问题，什么黑色GDP、绿色GDP、人性GDP等等很多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没有GDP总量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活动的空间、能量还是很小的。所以我们未来的道路很漫长，我们要改进的空间非常巨大，所以我首先就引述了这两个图。
（二）探讨中国模式的意义
中国这次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全国规模的超大型经济体的复兴，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将会激活，在这段时间，会带来全球性的震撼。2300多年的中央集权（或者是中央统筹，这都可以，因为一般一听到集权，有负面的意思，所以我在我的著作里比较喜欢用中央统筹这个概念）、全国一统的思想体系：请大家注意，中国20多个朝代中有5个超过300年，历史都比现在的西方体制要长，那这种经验值得我们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苏联崩溃，东欧出了问题，我们叫“苏东”事件。“苏东”事件以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他的意思就是说，好了，冷战已经结束，胜败赢输已经决定了，就是美国赢了，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所以他就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个概念。当然，到了2010年，就是去年，福山教授在东京大学一个公开研讨会上宣布：我再多延长40年时间看看历史会不会终结，但我还是坚持历史会终结在美国式的价值观体系里面，因为有中国的崛起，所以我再多延长一段时间看一看。福山先生就作了一些调整，历史还未终结。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科学的一些人就感觉到奇怪，哪会有历史的终结？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指美国的整个价值观以及它的体系取得胜利了，不用再争了，他那个时候有这个意思。
中国的全球复兴，是牵扯到（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复兴的经验。中国之路是兼具了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双重经验，如果看看我们沿海地区，我们其实已经是发达国家；单看我们中西部，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里有双重的经验在积累中。有经济方面、政治以外的文明以及文化方面的探讨，也有一个全世界规模的人类福祉、利益的探讨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谈中国之路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清楚，不是在争谁赢谁输，不是要比赛，不是说东风压倒西风，不是要争这个，我们是要研究一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怎样的路，这条路对整个世界有什么影响。由于跟西方的社会意识、发展轨迹不一样，中国的模式就有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理论模式。这将会重写最近300年全世界的样貌以及对过去的认知，也必然会掀起300年主导世界的西方力量与价值观的各种响应，也会掀起各方的互动并影响世界的走向，这是一次世界规模的历史、社会改变或改革。
在去年的时候，当奥巴马宣布他的新的国情报告的时候，香港前任总督彭定康先生刚好到香港去签他的新书，他在记者会上就说“我很忧虑”。忧虑什么呢？忧虑奥巴马走向“close store（闭店）”，忧虑奥巴马回头走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同时也忧虑一个威权体系国家的成功会压缩世界民主、自由发展的空间。所以我在书里面就写了一章叫做“彭定康的忧虑”。因此，希望彭先生看了英文版以后能够有所回应。彭先生最近在准备退出Oxford（牛津大学）领导人位置的时候（他要转到别的位置），他在Blog（博客）里就讲（我感觉很有兴趣，我也公开回应了），他说看了“茉莉花革命”等等这些事情，他是感觉到最好好好学习中国，这是中庸之道，叫做大同社会、大同世界。我看了以后挺高兴，彭“总督”毕竟现在都开始注意到中庸之道、大同世界的方向，（认为）不要搞得这么极端了。
我们在讲中国道路的时候，不是要说谁赢谁输，我们大家都要用中庸的、大同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的经验。
（三）中国模式的主题语
孟德斯鸠、唐德刚、毛泽东、丘吉尔、邓小平这五个我非常崇敬的人物的五段话，是我整本书的主题。
第一是法国大学者孟德斯鸠讲的“有这样的人民，就有这样的政府”。这是我非常推崇的契合主题的话，因为只有在中国“吾土吾民”才会走出我们自己的路、产生我们自己的体系，你要完全搬到美国去也不行，美国的搬到我们这里也不行，因为是在我们这个土地上走我们的路。
第二，我非常崇敬的唐德刚教授已经过世了，唐先生是香港人，他中年时期在香港发表了很多文章，那时候我作为一个亲共的年轻学生，他是我反对的对象，他后来在纽约大学当历史讲座教授，他写的文章篇篇都是反对中共的，反对得很偏激。但是他晚年的时候总结了他一生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写了《晚清七十年》，整个观点是非常客观地来看中国为什么要走向这条路。他的最重要的结论（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中国这第二次大转型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这个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他在《晚清七十年》中就有了这个结论性的讲法。晚年的唐教授跟邓小平先生有很多神交，对邓先生非常拥戴。他心目中，中国两百年三个伟大的巨匠，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小平，他点出了这三位先生对中国近代两百年历史的影响。
第三就是毛泽东主席。今天我一整天都在毛泽东主席的眼中，我一直对着他的像想，我今天讲话应该怎么讲，因为我坐的车里有一个毛主席像在我的前面[3]。我一直在想他1946年在延安见黄炎培的时候的讲话。黄炎培问他这次农民革命胜利以后会不会团团转，再来一次，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毛主席就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当然怎么理解、怎么去推动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一定要肯定我们建国的领袖，心目中已经非常重视这个概念。当然后来有人把它与1957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那个讲话作比较，我在这里就不希望从负面的角度去强调这一点。大概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1957年中国开始政治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我还是肯定毛主席带领整个中国共产党要走的路所说的：我们找到了民主这个方向。怎么理解，怎么去推行，怎么去完成，这是我们要进一步共同努力的方向。他这里讲到，“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与黄炎培的对话，很重要的一段话。
第四就是丘吉尔的一句，也是在同一时期，是1947年，他在国会的讲话，但因为他是用英文讲话，各种各样的理解都有。有些学生告诉我说，叶先生，他这个讲话那个时候其实是正面的、非常肯定的，他是英国式幽默讲法。那个时候他就讲，“没有人宣称民主是完美的或万能的。其实，众所周知民主是很糟糕的政体，但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体制比民主更好”。这是丘吉尔1947年11月11号在下院的演讲说的，这个演讲也成为一个著名的演讲。同一时期1946年有毛主席与黄炎培的对话，1947年就有这个讲话。
另外，就是邓小平先生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最近我们还提出“绿猫”，胡鞍钢教授在香港研讨会中讲要重视“绿猫”，“绿色的猫”，绿猫就是环保的猫了。
最后，整个主题我非常重视的就是胡锦涛主席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每一次三中全会都会有重要的方向性指引文件，我就引用了这个文件。
二 何谓中国模式
那我讲的中国之路、中国Model（模式）是怎样概括起来的呢？我把它概括成为：立足于三千年传统，用时代的新解，经过170年七八代人的努力与积累试错，不断试验（已经试验了七八代人），综合吸纳了世界300年来的文明精华。温家宝总理说凡是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精华我们都要吸纳进来，而现在中国是在做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这是60年来共产党转型努力争取的。
这个在海外争论很多。因为，当我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就说：“叶先生，你要注意，当你写这本书的时候，会被大家认为你是在为中国共产党讲话。”我说：“我没有准备要替谁讲话，我只是把自己50多年来对国家的认识总结一下，这总可以吧！”
（一）中央统筹的发展之路
我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这60年，从1949年到1979年、1979年到2010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60年整体的变化，它的转型、它的变化，是在中央集权统筹的领导下。我在书里非常强调中央集中统筹这方面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这种统筹，我们要追上全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大家可以共同来研究。从负面讲，很多人说中央集权的坏话，但是从正面来说，当一个家庭需要解决它的问题的时候，非要家长集中意志不可。
这样很好。我这次来的时候，刚好就到了厦门对面的那个小岛——鼓浪屿，有一个小导游带我去参观。参观的时候，我听她的一些讲话后就提醒说，对外你不要这样子讲。比如说她讲到某一栋楼，东方压在西方上面，压倒西方了。我说，不要这样讲，东西融合，结合起来就行了，不要太强调谁压倒谁。后来我就坐下来请她喝杯咖啡，我就问她的家庭情况，她就告诉我下面这一段：她说她20岁，弟弟18岁，高中生，她一个月大概赚2000块钱，因为公司给她们找住处， 100块钱一个月，中午那顿饭是公司提供的，晚上那顿饭是一块钱，所以一个月大概用500块。然后，我问那1500块放哪里呢？她说我就都寄回家，给弟弟上学用。我一听就问：“小妹，那你不为你自己留一点钱，以后你怎么办？”她就讲：“我有信心，以后我弟弟也会照顾我的，所以我这些钱全部给他去上学用。”我听了这个非常感动。他们家也在“中央统筹”啊，也在把钱集中，然后分配怎么用。我是感觉很高兴，这些农民小女工来到我们这些城市打工，她是这样子安排她的生活的。
所以我感觉到咱们看待中国共产党这60年执政，它的统筹功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前一阵子我自己的想法经过很多变化，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前30年感觉不太好；后30年，前面很好，后来又不好。但是后来好的、不好的混在一起，总起来看的时候，我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我在想，过去这60年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然后加上此后40年不断去改正，以经济的成功、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稳定等成就证实自己的合法性。这里有两个概念很重要，叫政绩的合法性和选举的合法性。现在外面比较强调选举的合法性，在国内我们比较强调政绩的合法性。关于这两个基本概念争论很多、讨论很多。这也是为建立政治经济管制模式以及树立它的世界观——“世界观”这三个字还是早了一点，2003年胡主席才提出这个和谐世界观。现在全中国人民究竟怎么看？我们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慢慢凝集起来。
（二）警惕西方对中国的“捧杀”
我在香港，有个每个礼拜都公开对公众的演讲，今年我的题目是“五十年后世界的中国”，我讲50年后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怎么看世界，这个很重要。我今天去看了华大的博物馆，也去看了华大的历史，我就跟有关的一些教授们讨论，今后“华侨”这个概念在世界上应该怎样重新概括。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非常小心避免捧杀中国，其中之一就是如何从华侨这个角度来切入，我们这么多的孔子学院，我们的华侨概念怎么端正我们以后跟世界的关系，这是新时代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敏感的问题。
我曾经在公众面前讲到，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去以后，美国感觉输给了苏联，它强调“我输给苏联”，这样就调动了全美的复兴能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很历害，出现了什么盛田稻夫、松下幸之助，结果美国也强调“日本超过我们”了，日本买了我们美国了。结果这二十几年日本还在后面，一直都上不来，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捧杀中国。最近有一个争论大概你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本书叫tiger mum，讲虎妈教孩子的故事。第一本出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后来这个题目一改，改成《中国的母亲怎么赢了美国的母亲》，哇，这个不得了了，整个美国马上注意起来。虎妈的故事马上就被人注意，因为是怎么教孩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尤其讲到中国跟美国、跟世界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问题。
（三）注重硬体还是软体
我一直希望能跟国内的朋友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要争谁第一谁第二，我们是在总结，总结过去这么多年，从三千多年到两百多年，从李鸿章说我们是三千年来中国未有之大变化，一直到现在，什么“中学为本”这些政论，两百年没停过。1887年，曾纪泽先生（这是曾国藩的儿子）从驻法、驻俄、驻英公使的身份下来以后，在那个时候的外交季刊发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先睡后醒论》，就讲中国一定要船坚炮利，强大自己的国家，经济要发展，不然弱国无外交。他是个外交官，就讲了这段话。结果这段话在香港《德臣西字报》上登了出来。
香港的行政立法议员何启先生，就是启德机场的创建人何启先生，他是个医生，他的夫人是英国人。他们结婚以后就在香港办了玛丽医院，办了港大医学院，这些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对香港的现代化起了极大作用。何先生是我们都非常尊敬的。他就指出，“不对，先搞软体再搞硬体”。你看，我就说，1887年就已经在争论“硬体为先还是软体为先”，争到现在124年了，三个世纪还没停。现在你们脑子里大概都会在想“中国的软体是怎么样建起来的，中国的硬体怎么样”。
我在公开场合讲，问题是中国发展什么，都不是在真空里面，后面都有人在起作用。我说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两个车队，车队的策略之一就是要对方翻车，能够让对方翻车自己就可以领先，这个有很多国际博弈在里面。我讲了格林斯潘的回忆录，我也讲了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怎样在东欧活动——她所起的作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是说希望不希望关起门来搞好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是你关不起门，事情总是天天在发生。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说：我们中国政府，又要应付这个又要搞那个，又还要对付这个，很多问题都要处理。所以，我希望向大家讲的就是，中国模式的论述，不是用肯定或者是否定的表述，不是说已经肯定，也不是说已经否定，它是一个过程。
（四）不能简单照搬别国模式
我们是在客观描述中国整个领导管制的模式，今天的现状，它的未来，无论向哪个方向演化，仍是中国人的模式，是中国的模式；不管它以后多成功，不管它以后多失败，还是孟德斯鸠所讲的，“有这样的人民，就有这样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七千多万党员也是从中国人民里面产生出来的。它怎么管制，也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文化体系的特点，这个模式是在中国土地上，在中国13亿人口中运转。我们不能简单仿照某个现代国家的模式，无论它如何先进如何有效。所以我看到国内一些媒体、一些年轻的学者总这样讲：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认为公平最重要，你看北欧多好多好多好。Yes！67%的纳税率，几百万人口，它的整个管理体系，它都是那么不简单。你去看看瑞士，800万人口，它的民族体系的运转甚至连村里面都是非常精细的。所以你了解外面越深入，你就越了解为什么它有这个体系，以及为什么这个体系在中国不行。
德国有一个学者，我看如果有机会华侨大学可以请这位先生来——关愚谦教授，能够请他来作这个演讲会更好。他在外走了40多年，他1969年从中国出去，被关在埃及，关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再到德国去，后来在德国柏林大学一直当教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他回国。他说德国西方欧洲那套民族体系他很懂，知道是搞什么，所以他有很多很多这种结论。他最近到了上海，看了上海贫富悬殊的问题后就写了一篇文章，也引起了我们香港老领导吴康民校长的注意，结果也同意他的说法。两位先生写了好多这种文章，也引起我们国内一些朋友不高兴。他们说你个老头为什么老是讲这些问题。其实年纪大了嘛，有些不满会发一些牢骚，就让他发吧，也无所谓。但是关先生对欧洲整个民族体系、社会体系的深入研究，值得我们的教授去好好向他学习，研究他的书（非常好的书）。
无论一个国家多先进多好，这是人家的，不是说你要copy它，就马上copy来了。这当然是牵涉到我们中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两百多年的历史，最近整个中国奋斗的过程。所以呢，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年轻人心里面很急，很希望赶快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有时候就应该想想唐教授的话。唐德刚教授讲，快也快不了，慢也慢不了，它有走自己这条路的势头，它是这样的，因而即使你要在外面加力量让它快，它也快不了；你说要阻碍它不要发展，也不行，它会自己发展。
三 阐述中国模式的五个基本立场
讲到我们这个China Model，这个中国之路，我们认为其他国家有些是可以部分或者整体复制的。现在复制我们的，最明显的是越南；然后我看新加坡也在参照很多内容，在调试之中；我看今后朝鲜如果聪明一点也可能会非常注意怎么去调整。这些都是东亚文明体系，这个文明体系都跟我们过去的朝贡体系有关。这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他们可以跟我们有这些互动，而且我们整个中国的发展，我们的模式是结构完整的。
我后面有一个大的图表，试图在内地专家面前表述一下我对整体结构的看法，而且大家都有研究的意向。这与西方近代不同国家的政治模式是有分别的、不一样的。譬如说，这两天人大在开会，政协在开会，究竟大会怎么演化，这都是今后对这个演化模式要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个模式还在测试完善的过程中。这不是说已经肯定地下结论非常非常完美，也不是说它非常非常失败，它是在不断地摸索的过程中，演化还在进行中。
我们在谈中国之路的时候，有几点我希望大家要清楚。
（一）告别悲情主义
第一，就是要告别悲情主义。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在我们民族的历史痕迹里面都有一些述之悲情，就是不要说煽动，是鼓动大家的悲情思想。对这一点，我相信进入21世纪以后要非常慎重，要非常小心。尤其是我去看了那个鼓浪屿的一些历史遗迹以后，讲的那些历史情况，我相信都带有一些悲情的内容。我相信我们应该逐步调试我们所讲的内容，怎么让大家能够更加如实地看到那个中国的近代史。
（二）告别官史立场
第二，就是要告别官史立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研究者，一个学习者，我感觉要告别一些官史立场。最显著的，讲清末的人基本上都是革命派就放到重要位置，维新派、革新派、洋务派就不那么受重视。
我一直在公开主张，应该要国民政策，不要用民族政策。你越是用民族政策，你越是提醒了矛盾的存在。你试试研究法国，研究美国，尤其是美国与加拿大的处理方式，它们这些地方都是这样的（国民政策）。老实说它们如果一强调民族，那它们的麻烦多多了。我曾经问一个美国的宪法学家，我说，如果有十几个印第安人圈了一块地，说这是我家，我现在要独立，我现在宿居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故土上，你们抢我的地方，那么美国的宪法怎么样？他说不怕，宪法里面应付了这一点，已经写了这一点，注意到这一点了。那是因为人家看得很远，人家美国的宪法两百多年前就把所有应考虑的问题都写在里面，都有应对之策。
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在21世纪，尤其是中国要逐步走向世界大国——最大的经济实体。10年之内，我们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再过20年，2031年的时候，我们成就RMB，就是人民币会成为走向世界的货币，而且我们会占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分量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小心这些做法。譬如讲到孔子学院，我一直跟汉办讲，孔子学院，你们首先要把春秋战国的时间搞清楚，我们的孔子学院不要老是讲儒家，我们应该讲整个中国文化。春秋战国以后，墨子的文化怎么讲，我们怎么去“非攻”，怎么去防战，怎么去借鉴，等等。很多现代概念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中出现了，要多提。你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得看看我们2500年前的稷下学宫，那个时候是多大的学术自由。在那个时候，希腊也同样，古亚述也有很多思想自由的学宫，只是名字不同，他们叫学园等等。你到欧洲去看，最大的一幅画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希腊学园里的活动，那个时候中国也有稷下学宫。
我们要讲这些，要知道人家是怎么想你的。如果我们一讲就是儒家，你知道，十几年前李光耀先生跟亨廷顿教授在争论亚洲价值，亨廷顿说，你们所讲的亚洲价值就是孔子，就是儒家，就是独裁。李光耀先生跟他争，争到现在十几年都没有结论。当然后来亨廷顿也在修改自己的看法，后来他也不再争了。所以我认为怎样去讲我们的中国模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自己过去三千年要多了解一些。
我们不要总是很顺便地一讲一个问题就把概念套进去，一讲孔子学院就是儒家。其实两千五百年前，儒家并不是中国最优势的学派，最有效率的是纵横家、法家，那个时候多厉害，搞经济很厉害，水利、水工也很厉害。两千五百年前，我们中国的水利为什么规模这么大，我们的水利工程，你看都江堰到现在还在用啊，秦朝时候80%的水利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以后后代根本没有再搞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秦朝，当年你可以说它抢先使用民力，用得过度了，秦朝基本上是为中华民族献出了自己，如果你看清楚这一点，就知道秦国有几百年，秦朝才15年，它的全部精力都在为中国文明作贡献。
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历史？我希望，我们讲这些问题的时候，重读我们的书，有些书要重新看，所以我希望能够告别最近那些官史立场。过去已经定案就是这样子讲，我希望可以用新的观点，尤其是对晚清。因为对清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这个讲法是错的。不过已经过去了，就不太跟孙中山先生计较这个问题的合理性了。既然要恢复中华，那“鞑虏”算不算中华呢？宋朝的时候周边都是少数民族的国家，那我们怎么看它们呢？所以这次到泉州我就问，我说是否可以带我去看看有关泉州海上水路的活动，结果好像是不多，我就向泉州市政府建议，强化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跟世界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
（三）转变新思路和新观点
我希望能够用比较新的观点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从新的观点来看，因为中国已经到了不需要再守住那些老观点的时候了，有些观点可以用新的看法，也不需要太多悲情，也不需要太多官府的那些所谓既定的结论。比如说尤其是讲到晚清，我们大多数读书人，对晚清的认识都是腐败，糟糕的都是晚清，但是要注意啊，它是在三千年历史大变动里面交接时代，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维持中华民族。
我今天跟你们博物馆里一位教授讲到琉球的问题，他认为李鸿章作了重大的错误决策——关于琉球的问题。当然这个不是学术争论的环境，我也没太大计较。但是琉球为什么会割让给日本？琉球后来的结果怎么样？现在为什么菅直人首相不再敢提琉球问题？如果看看雅尔塔会议，蒋委员长跟斯大林、跟美国总统达成了什么协议，对琉球是怎么看法？其实都是大国博弈、弱国无外交的结果。
我到台湾，我跟马先生见面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当市长，我一进去就看见“沈葆桢厅”——他的大厅——“沈葆桢厅”。当时我很高兴，我说不错啊，你们台湾同胞还是记住他了。马先生跟我讲，里面还有刘铭传堂，刘铭传会议厅其实更重要，但是因为刘铭传会议厅是给议员坐在那里讨论用的，外面的老百姓不知道，外面看的都是“沈葆桢厅”，这都是晚清开发台湾的大忠臣啊！你知道李鸿章怎么搞台湾？他要把台湾搞成中国的海防前线，中国的模范省，铁路、工厂都在台湾示范，但是到了后来，没办法了要把台湾割出去，他就说“现在台湾同胞老是抓住他的一句话，说他写信给中央，说‘鸟不语花不香’，所以把台湾扔掉，说你们要我们的时候说台湾是中国的，不要我们的时候就是‘鸟不语花不香’”。我说老实看看历史吧，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模范省市是台湾，那个时候新疆建行省早三年，第二个行省就是台湾。
左宗棠和曾国藩虽然有海防陆防之争，但他们是费了大工夫要把台湾保住啊！后来是没办法，它已经这样子，我不用不好听的说法，其实那个时候他逼不得已要这样处理，但是他是费尽心思了。那个时候连香港都割让给英国，在香港也发通告，谁愿意移民台湾？两头羊、几头猪、多少斗米给你去移民台湾？发津贴给香港人移民台湾，就是要开发台湾。所以我说，哎呀，老爸那个时候辛苦，没办法，养不住你们，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我不是讲历史的悲情，我只是说历史有时候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深究一下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呢，我希望能够不用任何时代的政党政府成王败寇的官方立场来看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走自己的路是一定这样子走下去的。也不是说什么都是按西方那一套，也不是说什么都是古代好，我希望我们综合来想一想。
（四）告别西方中心主义
但是同时我要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因为我是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长大的，因此我的思想里很可能有很多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
要告别西方中心主义，不再以最近300年才形成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作为衡量世界任何文明优劣的唯一尺度。你看看“半月湾”文明，现在美国处在最麻烦的阶段。大家知道“半月湾”是指哪里，“半月湾”就是指从北非一直到中东，一直到土耳其，向西部亚洲，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到南亚，这个13亿人口的伊斯兰世界。现在也不是那么简单，你们有犹太基金，现在穆斯林兄弟也有他们的阿拉伯石油基金。现在都懂啊，大家都懂怎么去对着干了。所以现在问题刚刚开始，我们香港的专家张新纲教授是最熟悉这些的。关愚谦教授也是最了解的，他在埃及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认识了很多穆斯林兄弟会的朋友，所以他非常了解那个情况。
（五）告别民族主义
最后我就提出告别民族主义，告别那种从自卑到自大、世界中心的中华民族一贯优秀这个讲法。这个讲法可能有些朋友说不对呀，老叶，你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在书里面讲到长城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一讲长城，绝大部分，99%，包括前天的我，就是以前的我，都会这样子讲：长城，good！但是我们没有认真从全球的视野来看长城起了什么作用。
大家知道东西方两个概念，西方这个概念是现代这几百年才以西欧北美为中心形成的，过去西方这个概念是亚洲西部，亚洲西部就是爱琴海的整个文明，一个西部文明。中国是东亚文明，两个文明都在亚洲，而且这两个文明最初都是源于非洲东部。中华民族为什么会产生中心论呢？是跟这个大的地理环境有关。为什么会产生中华民族这个人口这么多的民族？印度人口也多，为什么整个世界的版图，就是五百年前的版图，为什么是东西方这么对峙呢？长城起了很大作用。它的作用是保护了中华文明，但是也孤悬了中华文明，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西部是青藏高原，大沙漠，能够通路的草原，一个长城修起来，结果我们东亚文明就自成一体，从外交体系、文明体系等方面形成了东亚文明，跟西方（那个西方不是英美，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出生，欧洲还很落后）那方面沟通、交流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也是中心论产生的一种特定的环境。
（六）从大视野审视中国道路
我希望能够用大视野来看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悲情时代应该结束了。过去我们由于国家滞弱，面对种种区域强国，我们整天担心人家歧视我们，拼命强调自己国家的光荣，不断推进爱国主义情绪，这一点不是说错，而是要适度，因为这是双刃剑，有些事情一过度也不是那么好的事情。
彭定康先生讲中庸之道，讲的就是全球的视野这个观点，他说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的一种态度。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虽然我们人均还差日本十倍，正在迈向第一大经济实体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还保持这种比较简单的看法，没有看到我们对世界要承担的重大责任，而且老实说，他越捧着你第一第一第一，你的责任就越来越大，你的环保责任，你的这个责任那个责任就越来越大。老实说我们还负担不起，我们还有这么多中西部贫困人口，平均起来我们还不是富裕国家。
对于这种老是捧我们的，我们要非常谨慎。所以我们就不能从一个单一角度来看，讲我们中国的进步等等都可以讲，但是要适度，非常适度，因为我们其实从人均、从各方面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空间。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李鸿章就代表中国人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梦初醒。李鸿章那时候就很清楚地指出中国到了一个新时代。是的，我们仍然处于这个新时代的觉醒之中。现在已经很清醒了，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老是停留在过去。我们希望能够有更理性、更科学、更客观的数据，从与全球同时代比较、参照的角度，用这种共同的立场去谈我们中国之路。
四 对中国道路的阐释
我们讲中国的路、中国的模式，我认为应该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一直讲到现在。如果你去看美国南边那个墨西哥城附近几百万人的贫民窟，你去非洲Nadralia看几百万人的贫民窟，印度都是这样，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现象？为什么中国人跟土地的关系这么密切？从秦国开始，到战国，我们已经跟土地建立了密切关系。
（一）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最典型的就是里根总统跟邓小平的对话，他说为什么你不让人民自由流动，邓先生说他们都愿意去美国，5000万人够不够？结果里根不敢再讲了。这是历史故事，不是真的讲，我查不到文件上有这个对话，但是已经以讹传讹传到现在变成一个故事了。但是毕竟这个故事是有意义的。中国这么稳定跟农民的稳定、土地的稳定等等是分不开的，是跟我们的父系体制、世袭体制有关的。所以如果不懂中国原来的体制，你就说为什么共产党这么“霸道”，什么都是这样限制，其实不是中国共产党霸道，整个中国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环境，所以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国家，就这种施政方式能够执行。印度学不了，美国也学不了。
印度的那个诺贝尔奖学者阿玛蒂亚·森讲到这个问题，他比较毛泽东跟甘地。他就讲，毛泽东跟甘地领导中印两国最后到底谁能够带动全球要再等几十年，但是目前来看，毛泽东做对了几件事情。第一，铲除了社会不公平；第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打下了中国改革开放变成工业大国的基础；此外，还有他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等。这些都是他对毛主席跟甘地的比较评价。这位先生也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他提到自由选择，什么叫做自由决定呢？什么叫自由？身体健康是自由，教育是自由，通信是自由，交通是自由。走300里路去投一票，也不知道是投给谁，这个选择是真还是假？他说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教育、医疗、交通、通信，大家健康权利平等。有了这个公平的起跑线，那个政治选择才是真的选择。所以他认为中国这条路看来是对的。他是这样子看。很多人跟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是建议，请你去印度，坐坐印度的火车，看看印度的城市，吃吃印度的饭，跟印度的人们生活，不要说几十天，生活一个礼拜，你就知道中国跟印度的比较结果是怎么样的。
（二）中国道路的价值传统
所以我看还是要放开眼光，我不是要说谁赢谁输，我只是说我们在找自己的路，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所以我认为从秦朝，从秦始皇开始，这时候中国的路已经在铺垫，到唐宋元明清才构成了今天这个模式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原创文明虽然在过去200年曾经落后于人，但是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孤立理解为只是这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其实这也跟我们整个大历史环境分不开，应该理解为这是两千年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一个拐点。我们怎么去重新拿起这些我们原创文明里面的东西，来重新再发展我们自己？正如孟德斯鸠讲的这句话，“有这样的人民，就有这样的政府”，这个实践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
今天的中国人脑子里面所想的、习惯性的、近似系统性的现象以及价值观，其实都离不开我们整个传统。
所以要看到我们中国社会沉淀着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看中国之路现在都不可以离开整个中国过去的沉淀。因为我自己是接受殖民教育的一代，很多时候我都是用西方文明的价值来判断，但是我相信，我们学习开放世界的模式不是单纯地全部模仿，不是随便就可以模仿过来的，应该还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不能以西方所有的制度作为我们所有的经验来源。
目前整个世界还是在美国的话语权之中，我自己作为一个经常在欧洲、美国，在亚洲各地的人（因为我在美国有机构，在英国也有），我很清楚每个国家的体制里面存在的问题，全球的文明都有适应自己社会和不适应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用过去两三百年西方的所有成功作为唯一尺度量度这个国家是否进步。我尤其希望年轻一代了解这一点，因为它们的问题也是多得不得了。我可以随便讲很多案例，因为我自己在美国工作，我自己在英国工作，我很清楚它们社会有什么问题。总有一个死结，因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是以人头来算的，是以股权来算的。你看香港的长江实业百分之三十八点几是李嘉诚的，他一票等于百分之三十八点几，那你能够说这是民主体制吗？不是，但是我们建基于这种体制要搞民主体制，这就产生一种矛盾，因为这里要投票。所以越来越多地出现七八个月就换临时政府的现象，老是换政府。我问两个美国朋友，我说你是选谁呢？他说我是选奥巴马，而另一位说我不选他，两个不同，我就问，那现在怎么样？他就说现在什么都不管，就看他们这个政府做得好不好，总之干得不好，下次我就要把他“去掉”。关键就在这里，它有个“去掉”的机制。但是现在“去掉”得越来越频繁，因为解决不了问题啊！
所以大家都要重新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究竟这个体制出现了什么问题。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投资银行家，叫索罗斯。索罗斯在2010年投资的时候投了6000万美元给十家名牌大学，我相信中国的大学都有份。我研究两个问题，一个隐藏的问题，一个公开的问题。公开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的经济体制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回答？隐藏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中国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我相信这些答案都包含在今后每个国家政治外交的博弈里。
（三）中国道路与普世价值问题
这里也讲到一个大家非常有兴趣的问题，就是普世价值的问题。因为在海外经常争论有没有普世价值。我看到温总理也讲人类的一些普世价值的问题，我认为不断的人群交集里面最后那个最大公约数是普世价值。但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如果你把13亿中国人计算出来，你把印度在10年15年以后，它变成16亿人口的时候它的价值算出来，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基督文化五六亿人口的价值加起来，究竟什么叫做普世价值？这是一个现在外面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普世价值在过去500年里是用剑跟血创造出来的。这一点可能年轻人看外国的东西多了，以为普世价值就是先天性的。不是。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写了好几本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书，他就讲普世价值是杀出来的，普世价值是打出来的，谁打赢了，谁带动了这个世界，谁就是普世价值的定标。所以普世价值是什么？我相信是最大公约数，我相信最后就是爱、关怀、人类的同情，这是大家都会认同的。至于投进一票、投谁一票等等这些方式方法，不能说谁就是谁最后定标。阿玛蒂亚·森那个讲法，他不是直接针对这个问题，他是讲你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解决所谓的选择问题。
西方经常都是放大中国某些问题，缩小中国某些问题。但是从我们来说，最大的，比如说2010年那个普及的全民医疗计划，比如说农村里面60岁以上有600块钱的养老金这个农民可以享有的这些待遇在西方不会讲。但这是最大多数人的事情。他们会讲一两个人的专题，放大，这就是我在海外经常看到的。最近也同样出现这个情况。信息的落差非常巨大，尤其是我们在外面，直接感受的信息落差是大得不得了。所以最近有一个博客里面在讨论，说香港人太骄傲了，香港人要怎样去检讨自己的体制，说香港人要衰弱两代，就不会这么骄傲。我看了这个以后，就觉得这是太令人痛心了。香港是有些做得不对、想得不对，但是毕竟不要使我们衰两代才能够理解内地的政策，我看还是高抬贵手让我们慢慢去认识、去改正这一点。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对我们的评论，我们会把它看成是使我们改进的更大空间，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中国的前途还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自己决定的。
（四）中国道路的艰巨性
这一段我主要是讲中国道路的艰巨性，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讲到关于公平、公正问题，资本主义过去这几十年解决这个持份问题，比如说它要扩大市场，它要让劳动人民也有持份的感觉，所以它作了一些修补，现在还在互相调整之中。你看北欧，你看欧洲，世界很多地区都在改善这一点。还有，我认为人类现在并没有聪明到能够完整地、持久地解决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美国解决了吗？没有。法国、德国、英国、北欧解决了吗？都没有。现在矛盾多得不得了。现在它们都面临死结，它们都要自己解决。所以我经常跟朋友讲，哎，这世界上都找不到完美的体制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看，你学我，我学你，看怎样能找出一条路来。
（五）应该树立一种星际意识
我期待有一天告别我们过去的那些想法，这就需要建立我们的“星际意识”以及“物种意识”，这两点很重要。星际意识就是要多看外太空，要多看整个地球的物种情况。那么这个跨度呢，是需要我们中华民族赶快实现这个跨度的，所以温总理写了一首诗《仰望星空》，我特意引了这首诗，就是要看外太空。英国的一个太空物理学家霍金讲，如果人类不注意到外太空发展，人类今后两百年能否存在这还是一个疑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人类过去750万年才成为人，过去25万年才移民到全球，移民到全球成为现在的人。我们讲的北京人、因纽特人、爪哇人，现在其实都不存在，他们都已经灭绝了。现在全球的这些人都是同一个族群，从东非，一直迁移到全球。联合国整个基因小组（我们中国专家也在里面）共同的研究结果就是：我们来自东非一个族群，而后演化到全球，我们中国人是在7万~8万年前，就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再演化，到1万多年前的时候就延伸到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走向南美洲，这样全球都是我们人类的兄弟姐妹，其实真的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真的是兄弟。样子有点不一样，是因为环境、食物等等使得我们不一样。今天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面孔，就告诉我的同行，你看他的样子，这是蒙古人。蒙古人后裔的特征是，颧骨高，眼睛小。韩国是这样，这个DNA是带在所有蒙古人后裔身上的，所以你看，只是一点点嘛，他不是也在讲泉州话吗？不是抱着孩子在笑吗？同样嘛！
所以我认为要放开一点，中国人口多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对全球的持份责任会比别的国家大。要从这一点看问题，就是说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这一支人口特别多，我们占用全球资源多，那我们就应该对全球的贡献比人家大，关怀应该比人家多，应该说是这样子。
20万到25万年前，从东非跨过红海到了亚洲、欧洲都是我们迁徙的一个过程。从欧洲就到了中国，从中国向北走，以后就通向中南美洲，一直走到南美洲，这样大概是14000年全球都布满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但是很可怜，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大家亲属之间见面欧洲死了3000万人，因为他们不习惯我们的细菌，所以欧洲的病毒是亚洲带过去的，结果很多人死了。第二次更惨，就是500年前，欧洲人到中南美洲，使得原来迁徙到那里的印第安人，死了95%，几乎全部灭绝，以后中南美洲才成为欧洲人的中南美洲。原来中南美洲是有我们的老兄弟在那里，结果我们的细菌、我们的种种使得他们灭绝。这是很好的一个分析，大家可以从中参考学习。
五 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
我们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一是混合理论模式。二是混合经济模式。三是管治的延续性和全面系统的思维。我们看到新的一代政府出现了，我们期待它的延续性。四是以民为本的政绩认受性，还没有发展到选票认受性，怎么去解决选票认受性都在努力之中。五是科学的试错，从1887年就争论，到现在还在研究我们应该怎么走这条路[4]。六是重新诠释我们的传统，吸纳国际经验。七是天下规模的、独立自主的中央集权统筹逐步走向中国独特的民治体制。这个中央统筹系统我们不能不注意啊！我去都江堰看那个牌上写着：上海援建都江堰。我去问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很简单，没有中央政府，哪里会有指定地区去支援这里。我跟你们校长讲，去西藏的时候，我看见西安交通大学被指定援助西藏大学，大学对大学、省对省的这种援助，没有这个老家长，没有这个老父亲说，你们要这样子做，谁愿意干？我们已经解决了四川的所有问题，没有一个中央统筹性的政府你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可以讲这个体制有什么坏处，你也可以讲这个体制有什么好处，事情总是两面的，不是单一的。这里有一句话大家会注意，就是逐步走向中国独特的民治体制，中国的民治体制用胡主席的话讲就是有序的参与，有序参与的民治体系。我不用民主体制这个词，我怕引起混乱。中国总需要走向让老百姓有序地参与进来的过程。八是我们可以和国际接轨，我们学习全球，建立一个学习型社会。
（一）混合理论模式
·“中国特色”的一大特点就是“混合理论”模式，它吸纳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理论精华，并融合在自己的管治里，变成自己管治行动、社会行动的准则。从排他性的马列毛指导革命性质、无产阶级性质的党演化到兼容性的“猫论”，吸取接受各种理论为我所用，到执政为民，管治、发展社会的全民党的转变。
·有利于中国人民发展及利益的国际理论及制度就吸收；暂时不利于巩固及发展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管治模式的就推迟或修改到符合国情才应用；近20年亚洲民主滞涨的案例，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南亚、中亚及2009年后西方制度性缺失给予中国及世界人民极大反差教训，引起对西方价值绝对性肯定认知的反思。
·在思想自由和言论移植与控制中间移动。视国内情况及国际形势调节松紧，总体向宽。与国际接轨，但一切以国情民意为原则。中国有自己的势与规律，这个势是三千年一脉相承的超大文明体系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4亿人的规模，加上近60年的现代化能量，全球一体化形势下，帮助她、参与她，不要企图简单移植西方的一套，中国模式的演化效果及建设利益是全球共享的。
最重要的是第二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这里讲一个小案例，就是过去二十几年，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南亚、中亚都产生了所谓民主体制，但是这些体制都产生了制度性的问题，现在都在探索怎么向前走。但是，很多朋友对我这个讲法是有不同意见的，说菲律宾、泰国等等因种种原因所以不成功。彭定康也说亚洲的民主政治不成功，这使得中国这种威权治理比较之下更成功，他是非常担忧。但是也不需要担忧，让历史和人民去解决，这是中国的发展道路。
下面是我在香港公开讲过的，但是我不晓得在这里可不可以讲，就是中国跟埃及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大家都非常注意将两个文明古国放在一起来比较。我这里作了十点比较，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因为我还有太多的材料），只讲一个简单的关于中国跟埃及的比较。当时我在电台讲的时候，刚好广东省电台、深圳电台也来听，因为是现场广播，他们坐在外面听。我是随口在电台讲的，没有经过资料收集，所以错误难免。但我只是作一个较为笼统的比较，可能不太那么全面，国内的朋友会感觉到不那么深入，但我是先讲我的看法。
现实形势下：中国与埃及的十不同
·中国人民的物质追求、求富之心远超过对信仰的追求，也没有统一的信仰价值观（优缺点的中轴在移动中）。近30年执政党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人民求生活改善的要求，即使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普及与加快），中央政府重视民心、民利、民情，以民为本。
·中国不存在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上的政治反对派，各种不同政见的民间组织未成全国性规模，如穆斯林兄弟会之类的世界性组织。
·中国军队和情报讯息系统（党的领导）相对稳定，统一在党的领导下，由汉民族主导。有部门军队派别利益，但更维护全国与国际关系互动的利益。陆军主要是汉族农民，求稳之心及党控强。
·中国政府外的社会体制组织存在中国模式的约束性、均衡性，调节修复能力强，渗透全社会能力强。
·中国强大的财政调控能力及经济架构的均衡性、互制性成形不久，还在调整之中，人民有期待。
·中国改革开放后无个人领袖（家庭）的长期管治及巨大个人财富的显露与积累，领导人已有轮替的游戏规则，没有出现党内的巨大派别现象，有人民宣泄、期待转变政策的预期机制。
·西方政治势力及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影响较小，市场巨大的中国稳定对全球有利，外国干涉、扩大中国混乱的利益不大，动机不强。
·中国个人努力会获得社会承认，全国性民怨、民愤并未凝成统一对抗力。
·中国政府与社会不断在学习、调改之中，中国各级领导层有危机感（2011年2月19日胡主席召开的全国管理安全会议），重视民众在互联网的监督，中国政府与社会对互联网力量是有认知、有敏感度的，不只是强调压制与封闭，还有马上宣泄、解决的机制——总理上网与人民对话。
·人口多、汉民族为主、地域广阔、距离远、差异大，沿海城市得享优先利益，内陆城市物质上有很大改善空间，政府亦重视及有具体长远方向（“十二五”规划），民意上价值取向不一。
（二）混合经济模式
GDP也是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方向，但是总量增加非常重要。中国的稳定关键还是今后的30年，从十八大到二十三大，这六个五年规划，能否实际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在改革开放中分享好处，政府肯定人民的基本利益，过去大概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后六个五年规划是否能够更加普及地增加人民的得益很重要。
GDP有不同的内涵方向，总量的增加也是极重要的。中国稳定的关键在人民生活近30年得到实质改善，政府因此得到人民基本的支持（下六个五年规划更要普及加快人民得益）。
举中国的卫生发展水平为例，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标准：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北京市和上海市2009年的人均期望寿命都超过了80岁，分别是80.47岁和81.73岁，而世界第一的日本是82.6岁。北京的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是3.46‰和10/10万，而美国这三项数据分别是78.2岁、6.3‰和24/10万，英国是79.4岁、4.8‰和12/10万。
你可以说北京、上海不具有代表性，再看典型的中部城市郑州， 2009年的期望寿命是75岁，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是5.21‰和21.27/10万；再考察较落后的西部省份贵州省，2009年的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是14.8‰和50/10万；而整个中国内地2009年的平均水平是73岁、13.8‰和31.9/10万，都优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巴西的三项数据分别是72.4岁、23.6‰和58/10万，印度是64.7岁、55‰和230/10万，俄罗斯是65.5岁、16.6‰和39/10万[5]。
在外面讲的时候，我就举妇女怀孕这个案例，这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北京、上海都已经超过香港了，还比日本低一点，其他的中等城市都在发展。但更重要的是，“金砖四国”之中，跟其他三个国家比较，巴西的三项跟我们的三项比较，都落后于中国。我认为数据是最重要的，数据说明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产生了好处，而且这个数据也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是联合国世界人口报告中的。联合国统计基金会、国家统计局、全国妇联和各省市的统计局收集的这些数据，其中只讲妇女怀孕以及孩子问题。我在讲西藏问题的时候引用了好多西藏的数据，因为那个时候是西藏出了问题，我刚好在电台公开讲话，人家听众打电话来问我西藏问题，我说我先不跟你讲正事，这个数据是联合国的，它的妇女怀孕情况、孩子的成长情况，它的吃水的情况、医院的情况、病床的情况，你就看这些，究竟中国是不是去压迫西藏人？看这些数据就已经大概清楚了。所以我相信，只要是一个为人民着想的政府总会受到人民的支持。
我谈这个模式的时候非常重视过去300年的欧洲启蒙运动，它的各种先进的社会理论，我们是要好好学习的。其中混合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经济理论，也混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照顾弱势群体（这个中国正在进行之中），也混合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我们的整个施政要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现在要注意的就是21世纪的太空新视角，以及科学的新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跨越这一点，不要再停留在老的思维之中。
（三）管治的延续性和全面系统的思维
因为我是专门跟老外讲中国之路的，所以就讲到民主的三个范式。一种我们叫做所谓精英民主，就是现在在开的人大、政协会议；一种就是普及的民主，就是继承性的；一种就是我们整个制度，构成我们的施政模式。王刚教授讲好像“十二五”规划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来来往往集中我们的看法。我自己也参与了上海的讨论，我在上海参加教育方面的讨论，所以我很清楚我们那个区33次来来往往，整个上海市88次讨论教育问题，就是这几天要过会的那个“十二五”规划中教育那一块。所以王刚教授说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政治反复讨论，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模式。
这里还要重视一点，我举一个案例，就是这一点。我去年11月份去美国的时候，高盛公司一个年轻的分析员就问，为什么中国这么快就已经把环保产业发展得这么好，为什么会这么先进？我就说，你看看2003年，中央学习班里面在讲什么，看到那一点之后你就知道7年以后的今天环保工业为什么会发展。这里我就讲到过去十几年中央学习班的内容，里面有大量的中国治国信息，我说不是叶国华有什么秘密的渠道，没有，我都是上网找，新华网里面很清楚，讲这个宗教问题怎么处理、NGO问题怎么处理，都已经在学习班里面首先有了一些苗头，才能够推测以后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说都是公开资料，没有国家机密。
（四）以民为本的政绩认受性
西方模式里面讲的是选票的有效性，中国讲的就是政治的有效性。当然了，里面包含了很多我们众所周知的各种各样的缺点，我们也在改善之中，尤其是现在亚洲区的民主战绩，以及新海湾地区的这些问题，现在都出来了。这些问题出来，老实说，不单单是中国要面对的麻烦，美国同样面对。我们最近看到那个洪博培大使，穿了一件夹克，然后一个美国旗放在他的文章里面传上了网，老实说这是什么？这是他们自己内部选举争夺的结果，是他们为自己争夺选举的机会，已经开始这个选举战。在选举民调中，他都是14%、15%的支持率，他的机会不大，所以他拼命利用这个机会来向美国老百姓显示，你看我多关注全球，所以他们是把那份“廉政”延伸到我们国家来。
（五）科学的试错
“试错”这个名词我作过一些解释，在这里不讲了，因为实际执行国家政策，这个过程中付出不少沉重的代价，产能失调问题啊、好大喜功问题啊、工程问题啊、贫富不均问题啊、贪污问题啊、环境破坏问题等等。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稀有金属稀土的问题。稀土的问题，老实说，我们中国吃了哑巴亏，还要给人家骂。全世界稀土的最大产量国不是中国，中国只是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我们承担了95%的出口量，其实我们是在消耗我们自己的国力为人家、给人家用。有些人回过头说我们垄断，所以呢，老实说，中国真的要多学一些国际关系技巧，要了解清楚，不要老是挨一些不必要的骂。其实现在我们才拿出一个环保理由来挡住，说这些稀土让环保出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内部管理不善。这样非常零碎地让各个公司来搞，你看美国，两三家公司控制了所有的稀土，它非常容易控制。我们呢，凡事总是要什么都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吃了哑巴亏，跟我们管制不善是有关的。
这里我特别要讲到美国的体系问题。我方才已经讲到1957年它跟苏联竞赛时怎么修正自己，也讲到20世纪80年代它跟日本比赛时怎么修正自己。现在它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我们要警惕。不是说要斗争，是因为大国在博弈，他们都在研究怎么样使他们的国家处在最有利的境地。我作为一个研究机构的主席，我非常了解我的对手在干什么，譬如说兰德公司，譬如说普鲁斯金研究所。他们的立场原则是什么？就是要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要保持美国在全球能够带动世界的地位与力量，他们的研究所就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现在美国在启动它的修复系统，在研究为什么会落后，而且我们还要警惕它在启动什么使我们不会进步得太快的机制。所以我方才不是讲吗，F1在比赛的时候，每个车队都有人负责把对手拉低，拉得他不要走得太快。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注意，不是说斗争，不是说要跟美国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要是告诉它，老大哥我不跟你斗，你是老大，我是老九，没用啊！你还是在它后面，它老是一定要让你出一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大国博弈中利益争夺的过程，我们只能按照邓小平先生讲的“不出头”，要埋头苦干，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六）重新诠释传统，吸纳国际经验
你看我们中国，是立足于家庭利益，跟西方立足于个人权利，是不一样的，但我们是整个混合起来，需要我们用新的解读去解释。
这是我对中华文明传统价值的一个同心圆设计，以个人为中心，然后延伸到家庭父母，又延伸到乡里，延伸到国家、社会，再延伸到跟自然界的关系，都在我们中国文化这个同心圆里面。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特别讲到稷下学宫的模式，这是自由思想学术交流的模式，也是中国古代已经存在的，现在反而是我们做得不够，有些事情要向我们的祖先学习，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
（七）天下规模的独立自主的中央集权统筹
这里就是讲大规模统筹的问题，我们两百多年来努力的问题。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中国历史选择了中共。那么如果按理论，一百多年前中共没有出现之前，也可以选择X共、Y共，都可以，但是现在历史选了中共，那中共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这是一个很客观的历史的一个讲法。历史现在是选择了中共，所以中共就要承担最巨大的责任，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这条路。不是说一百多年前不选中共就不行，那个时候还在选择之中。
这里我讲了一个China Model，中间是我们政府，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领导，每一个箭头都是一个回归、一个交流的过程。从思想指向改革，改革指向政策的来源，再回到改革试点，再回到理论，这是个流转的过程。下面是跟民众的关系，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基础，我们的政治的、物质的、人民的动力，我们的社会结构，怎样回归到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国家体系里面去，这是因为要向外国的读者讲清楚。他们不熟悉中国是怎么管制的，它管制的体系是怎样的，所以我这里大概是有这个描述。
（八）同国际接轨，建立学习型社会
中国整个现代社会都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这里最重要的是最后那句话，就是“应给中国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给中国以时间”。我知道很多海外同胞、很多海外华侨都觉得中国政府的改进、改革很新奇。我就告诉他们要给共产党时间，只有时间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我提出一个全球管制体系、全球民主的问题。伦敦大学已经用了一二十年研究一个体系，最基层是全球人民，以及全球面对的问题，因为这是全球的NGO，这是全球的大公司；再上去就是全球的国家，因为这里产生地区联盟，产生全球功能性的组织如WTO、WHO等等这些专业组织，这些专业组织也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现在大概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管制体系。究竟能否完成？有些年轻人说，啊，那要等几百年。我说以现在的传信渠道，很可能一两百年之内可以完成。因为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你看东南亚水系问题，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如果强调只是我们中国喜马拉雅山，水源是在我们手上，那这样一定打仗。因为你控制了雅鲁藏布江的水源，那下面的国家怎么办？
这些都已经是全球性、地区性问题。环保问题、食物链问题、粮食问题、气候问题，都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个全球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不能放弃过去老时代的想法，还是强调过去那种想法，这个事就没完没了。
你看这是我们中国模式的演化过程图，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图，从三千年一直到这两百年的过程。头一百年是摸索，下面就一直到2050年，我们进入现代化社会。现在关键就是在2010~2050年这40年。你看我们中国一个世博会花了这么多钱，我们全国人民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跟国际接轨，而且学会了排队。这个排队概念很重要，要学还花了好几千亿。我告诉我的听众，我说，英国管制香港157年，用了50年时间解决什么问题呢？不是解决我们的民族问题，是解决我们的随地吐痰问题。最后那几十年，最重要的社会标语是“不要随地吐痰”。现在全香港只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你到香港旅游景区去看一下，就是莲香楼，那个茶楼，还有吐痰的痰盂，其他地方都没有了。用了几十年时间才解决一个小问题。所以我说软体问题的解决不是讲得那么轻松。关起门来讲容易，但是你要全国十几亿人，共同解决，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六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现在，我要讲世界历史上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工业革命，第二件是法国大革命，第三件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这三件大事是影响过去两百年到三百年的巨大的事情。第一是工业革命，英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第二是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概念；第三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影响了最近这一百多年的世界格局。
那中国模式、中国之路是否属于影响世界的第四件大事？这是我们全球学者都在注意的。前一阵子哈佛大学提出中国模式可能是世界新的奇迹。后来就收回这个讲法，不再强调了。我们中国也不再强调这件事。但我是在想，是不是世界第四件大事，这三百年之中这是一个，就是在没有战争、没有殖民地前提之下来创造的奇迹。
最后我期待，我们用星球意识和物种意识来看我们中国的路。我们要仰望星空，抚览大地（这个“抚”是用抚摸的“抚”，不是看，是“摸”，抚览大地），万种同根，爱是源泉。这是我呼吁的新世纪我们中国人应有的视野。好，谢谢大家。
［互动问答］
1.我们如何获取更多的话语权来推崇我们的大同理念？
听众A：
叶教授你好，我想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在世界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对我们更有利，以及怎样推崇我们的大同理念？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谢谢。
叶国华：
世界的资源，大家争相去争取。问题反而是，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不要太强调去争，不要让人家捧杀我们，目前更不要设立去争这个、争那个的议程。现在我认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最最重要。其他就是邓小平讲的“埋头苦干”，干自己的事情；对外面的事情不是说不回应，但是真的要非常小心。
你看格林斯潘，他在回忆录里面，讲怎样去搞垮苏联的四点策略，每一点都可以举出具体的案例。第一，他就使苏联分两派，这个是温和派，这个是先进的，这个是保守的、落后的。老是在传媒里面向世界塑造，A是这个派，B是那个派，结果就形成了这种情况。这一点对于我们国家也是非常不利的。这个要非常小心。第二，引诱跟它挑战，占什么？占外太空。外太空，如果现在我们硬占美国的外太空，最重要的一条，今天搞好，明天就下地狱。不要像苏联这么笨，搞了这么多钱用在外太空，以后收在它的资料库里面，跟人民老百姓没关系，那这样子就危险了。格林斯潘就讲，他这个做法，能花掉对方的钱，但是老百姓得不到好处，结果苏联就会垮。那个时候他讲得很清楚。第三，引诱它依靠石油。第四，引诱它参加经济金融的投资，所以苏联后来就出问题了，这跟它倒台都很有关系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年轻人不要太强调去争这些话语权。我认为孔子学院也好，什么都好，都是为了争取我们中华文化的地位，让世界多了解，互相多了解，争取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利于大家沟通。还是强调这一点为主。
2.请问您觉得怎样让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而不是靠翻墙？
听众B：
请问您觉得怎样让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从而凝聚起来，而不是崇洋媚外。谢谢。中国人自己更了解中国，而不是说，靠翻墙。
叶国华：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不要靠翻墙。所以希拉里就说要投资2500万美金，让我们得到网络自由嘛。我看这些都是相对的概念。香港的网络非常自由，也不见得真的是了解内地。所以我相信，要了解中国，靠的是我们年轻人多观察社会。有时候网络里面，我不敢肯定说有统计数据，靠网络了解，有时候你了解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事实。我是老一代人，我不是网中人，我是网外人，所以我靠的是具体的调查、具体的询问、具体去看。当然你们可能没这么多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网络，你们这个世界呢，虚虚假假的太多了。我在香港有一个朋友。他就画了一大幅漫画，他说：“我为我的儿子做了16个网络布罩。”最后他说：“我的孩子问我，daddy，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为你建造一个世界。”孩子说：“我不知道你在为我干什么。”他说现在问题就是，从这种网络世界所能够得到的信息，不一定是你们可以依靠的。所以我请同学们特别注意这一点。
3.中国传统，特别是秦始皇以来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和思想，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有哪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听众C：
叶教授，你好。今天这个讲座非常精彩。因为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性的影响，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也逐步增加。从雷默提出那个“北京共识”开始，近年也有一些比较研究，比较学者之间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英国的马丁·雅克，他写的那本书，就提出中国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国的学者，张巍巍，他也写了一本书，他对文明国家又进行了一些新的诠释或者是发展。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实际上你在刚刚的论述里面有很多方面涉及这个问题。那么你也讲了，比如说中央集权（你用“统筹”），我感觉很好。就是用这个概念来说中国非常深厚宏大的传统对当今中国政治结构、政治体制的影响。这个马丁·雅克的书里面还讲了一个朝贡体系的问题，您刚刚提到了，但是没有再深讲。当然我们很期待你这本书出来。那我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进一步讲一讲，中国传统，特别是秦始皇以来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和思想，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有哪一些比较大的影响？还包括这个朝贡体系，他这个预言是否是合理的？问题比较多，谢谢。
叶国华：
好，我非常理解你的题目，因为所有中国文明体系里面的问题都是从两面看的。比如说长城，我们看它保护了中国，但是它妨碍了中国跟世界的接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朝贡体系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的冲突，也是后来玛噶尼大使在中国跟我们的皇帝所出现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单面的，都是可以从两面看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取其长、去其短，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人的历史。你看全世界，一讲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很顺口。但是要讲起我们的墨子等等这些人，一句都讲不出来。为什么呢？我们缺了一个“阿拉伯翻译运动”。阿拉伯翻译运动，是在1200年的时候，阿拉伯的皇宫贵族花了大量的钱，把希腊的很多东西跟阿拉伯进行大量的融合。所以我最近去看一些中国有钱人的家，我看了以后觉得，如果他们懂得花钱，那就更好了。因为你看，唉，LV，这个LV，什么英文、中文，LV就是卖这个名牌的。它的设计，一个女人，穿得很漂亮，隔壁一个笼，笼里面放了很多商品，一条金锁链锁住它。它其实讲，你们出去买这种东西的，都是拜物教，都是物质的奴隶。如果我们中国的有钱人，能够这个500万，那个500万，把中国的古籍充分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让海外多了解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是呼吁中文来一个翻译运动，让外面了解我们。
方才你的问题是讲这两千多年，这些问题的正面在哪里，负面在哪里。老实说，你去看亚里士多德的原著，有很多的，如果把它挪来用，拿来用，用不了的，但是每一代人怎么去演绎它，演绎那个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稷下学宫，为什么不可以演绎成我们学术自由的内容、学术自由的体制呢？你看稷下学宫里面的争论多激烈！所以我认为还是看我们当代中国人有没有志气在我们的土壤里把这些新的东西发扬出来。至于它的好处跟坏处，其实都是我们怎么用的问题。你怎么用它，怎么强调它，解释什么，推动什么，这是关键。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