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的社会交往广泛而频繁，手段也多种多样。传统城市人们交往手段主要是自然语言或体态语言及表情。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交往的扩大，礼品、货币及非物质性东西等也进入交往中，成为交往手段。现代城市人的交往中信息的交往会更加扩大。信息的交往本质上是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形式。城市人的社会互动也反映城市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必然推动城市的不断进步。
（三）网络与社会互动的新变化
在20世纪末期，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因特网已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深刻地改变着现代城市人的生活，并使城市社会互动发生了巨大变化。
“网络”概念有一个发展过程。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网络就是人们彼此交谈，分享思想、信息和资源。要注意，网络组织（Networking）是个动词，不是名词。重要的不是最终的成品——网络，而是达到目标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相互联系与沟通的途径。”“网络的存在可以促成自助，交换信息，改变社会，提高生产力和工作环境的负重，并且分享资源。”“网络的结构可比任何其他现有的组织以速度更快、更富有情感、更能节省能源的方式传递信息。”
当今，城市社会交往的中介或媒介处于不断发展与提升的过程。随着电子媒体的出现，电话、移动通信的普及，个人计算机进入互联网络、电子信箱和网上聊天等信息技术的突破，社会互动由直接交往转向间接交往，实现了更广阔的即时交往和双向沟通，城市社会交往范围空前扩大，整个地球变小了，成了一个“地球村”。以信息化为特征的信息网络，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性、开放性、平民性，具有全球化的特点。与传统的人际交往相比，互联网交往更便利快捷。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上网实际上已成为城市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
网络交往虽然有更大范围的广阔性、及时性和丰富的想象空间，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取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尤其是网络交往对象身份的不确定性，更会带来许多失望和消极的后果。在网络交往中，交往主体给对方的只是网名，这个网名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与交往主体的真实姓名有很大不同，网名是可以根据网络交往主体的目的虚构、想象和创造的个人的代号。在网上，交往者可以有多个代号、多个网名，有时因交往意见相左，交往进行不下去，可以更换网名，看起来是换了个交往的对象，而实际上仍是同一个交往对象在活动。这种交往对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网络交往的一个特点。正是由于网络交往具有不确定性特点，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能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可使交往者在想象中享受到无尽的乐趣。网络，一方面丰富、扩大了城市人的社会交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式；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城市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冷漠、孤独和“人—机—人”模式造成的“网络成隐症”、“网上恋”、“网上情”、“社会恐惧症”等“现代城市病”。因此，在重视网络交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抑制其消极作用，使现实生活交往与网络交往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促进城市社会交往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二节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一、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基本理论
（一）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内涵
社会福利，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经济福利的总和。福利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在历史上，福利作为价值判断，曾包含有伦理道德说教的含义，并等同于慈善、救济、施舍等观念。在现代，福利通常被理解为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感受到的满足，可在个人之间进行数量的比较。福利的实施大多和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因而，福利可分为社会福利和机构福利或职业福利。社会福利以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社会再生产为基本目的，其基本准则是保护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它适用于宏观社会管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及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机构福利或职业福利以经济社会效率为目标，旨在鼓励和刺激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它适用于微观领域里企业或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福利是指由国家以及各种社会团体通过各种公共福利设施、津贴、补助、社会服务以及举办各种集体福利事业来增进群体福利，以提高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形式，它与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形式是并列的。广义的社会福利则包括了政府为其国民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和各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既包括物质的因素，也包括精神的和心理的因素”。它包含着非经济的多方面内容，如友谊、关爱、正义等。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来计量的那部分福利，称为经济福利。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security的语源是：se等同于without，curi等同于care，意思是没有烦恼、担心和忧虑。1935年，美国颁布的《社会保障法》中首先使用这一概念。1944年，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发表了《费城宣言》，在宣言中正式采纳了“社会保障”这一概念。自此，这一概念被世界各国和地区接受并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不尽相同，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间不同，所依据的理论体系也存在一定差异，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并逐步建立起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对于社会保障内涵的理解及解释也各不相同。
1989年，国际劳工局社会保障司编著的《社会保障导论》把“社会保障”定义为：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向其成员提供的，用以抵御因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而丧失收入或收入锐减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的保护、医疗社会保险及有子女家庭补贴。
中国在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七五”计划中首次使用“社会保障”一词。其定义为：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对由于年老、疾病、伤残、死亡、失业及其他灾难发生而出现生存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意思：①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唯有国家和政府才有能力担当起社会保障的主体。国家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是具体执行国家政策的行政机构，唯有国家和政府才能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全社会进行生活保障。②社会保障是以立法为保证的一种制度的安排。社会保障是以健全和完备的法律体系为支点的，必须以法律形式规范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机构、企业和职工个人及各社会保障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各项社会保障费交纳的比例及保障津贴给付标准的确定与调整，社会保障职能机构的设置、编制、职能、责任与义务。
社会保障是福利经济制度最主要的部分，也是现代城市福利经济关注的重点，以及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它被称为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调节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安全网”。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当前，加快中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也是促进城市现代化、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任务。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现代城市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由政府主持和组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政府通过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而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目的是为了控制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为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福利保障，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其资金筹集、保障标准和保障对象等均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当部分项目是由国家和企业出资建立的。法律还规定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在保障基金来源中分担份额与分担办法。
社会保障是非营利行为，由政府指定非营利机构进行日常的组织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建立之后，管理机构虽然也要进行资金的投资运营，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基金的增值和连续周转使用，而非管理机构的赢利。资金运营的收入将用于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或增加保障对象的受益水平。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制度正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二）福利经济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福利经济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分支。它以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经济福利总和为研究对象。福利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为标志。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和边际效用的原理为基础，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庇古分别采用两个标准作为检验社会福利的标准：一是国民收入的数量；二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凡能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而不减少穷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或者增加穷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而不减少国民收入总量，都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他认为，为使一国一定总量生产资源生产的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值，就要使这些资源最适度地配置于各经济部门，因而主张国家采取适当的调节生产措施以改进资源配置。他还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认为同量的收入或货币，对穷人的边际效用大于对富人的边际效用。因此，采取诸如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扩大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等使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政策，把高收入者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只要不至于减少国民收入总量，就能增进社会福利。
福利经济理论的直接先驱者是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他主张经济学要以社会福利为研究中心，并从伦理观点出发研究福利问题，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福利，福利的基础是财富。财富是劳动、土地、才能、资本等共同生产出来的。生产是人类成本的消耗，但也包括积极的快乐与享受；消费是效用的享受，但某种消费也包含有痛苦与成本。他还提出，生产力配置要能使劳动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消费品的分配要使社会效用到达最大限度，即用最少的人类成本求得最多的人类效用，从而获得最大量的福利。
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了差别社会福利状态的标准。他认为，如果某种经济变化改善了某些人的境遇，同时又不使其他人蒙受损失，那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如果能在不牺牲他人经济利益的条件下增进社会福利，这就标志着社会经济福利达到了最大化——帕累托最优化。20世纪30年代末，卡尔多、希克斯、勒纳、伯格森等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发挥了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他们针对庇古所主张的经济学伦理和收入均等化理论，提出福利经济学的中心课题不是平等，而是效率；不是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而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他们将帕累托最优化原理运用到资源配置上，并以西方经济学关于交换和生产的一般均衡条件作为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必要条件，从而形成帕累托最优化的条件。
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认为，卡尔多、希克斯和西托夫斯基等人所考虑的都是潜在的经济福利，而福利经济学应当考虑的是实际的经济福利增进，为此，必须研究分配问题。李特尔综合了卡尔多、希克斯和西托夫斯基的理论，提出了三重福利标准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福利是否增进依存于三个条件：①受益者是否在充分补偿受损者后使自己的福利状态得到改善；②受损者能否促使受益者反对某项经济变动；③再分配方法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福利的增进。这个标准理论的特点是企图将效率和平等加以综合，兼顾资源合理配置和收入平等分配。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批西方经济学家将帕累托的序数边际效用价值论引入西方福利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并以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作为出发点，形成新福利经济学。但由于新福利经济学存在诸多的不足和矛盾，因而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批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挑战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因对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发展经济学作出的贡献而荣获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使福利经济学获得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①摆脱福利主义的狭隘范围，把满足基本价值判断，如追求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等，视为社会福利的增加。②他提出了“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个人的幸福是所能做的各种事情的函数。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和个人能力的提高。③对“财富万能”观点进行挑战，提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例如，在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反而会高于许多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这充分说明人均收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有其不足。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还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关注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总的来讲是处于经济底层的人们的利益问题。他关于贫困、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理论分析，不仅有可能改变社会贫困和福利保障的价值判断，而且必将影响政府的社会政策选择。
（三）社会保障原则
社会保障原则是一个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制度时所遵循的准则。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在确定社会保障制度时，共同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
1.生存和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是为了保障人们更好地生存。随着世界各国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社会保障的功能已从单纯地保障生存，发展到保障社会稳定、不断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等内容纳入到了社会保障体系中，以保障公民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