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政府有着不同的政府职能，政府职能具有不同的内涵与特征。当代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城市政府是一级地方政府，服从国务院和上级政府的领导，执行国务院和上级政府的决定，履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各项职能。它的职能主体是城市人民政府，职能客体是城市公共事务，实现政府职能的主要途径是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的公共管理。政府职能决定着城市政府管理的范围和组织规模，同时又取决于国家和地方行政体制。一般而言，事权关系到职能，而职能和机构又是相对应的，每一项职能都要求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来承担。职能范围越广，职责划分越细，组织机构也就庞大；反之，职能范围越小，职能关系越简单，其组织机构就越少，政府规模也就越小。所以，政府职能是中国城市政府实行改革、实施“三定方案”的重要依据。政府职能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政府工作的绩效和成败，关系着城市的发展和未来。
（二）转变政府职能是当代中国政府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政府职能与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政府职能是由体制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职能。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会有不同的经济职能和管理职能，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当代中国过去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政府经济职能包揽全部经济活动，从生产、交换、分配到居民消费全由政府控制，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8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开始进行时，就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这主要是指政府以经济职能为主转向以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管理并重的方向发展。在经济职能上，从微观经济生活过多的干预转向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与间接管理。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使当代中国的改革理论和政策作出又一次历史性突破。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了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特别强调，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随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政府经济职能正不断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转变：①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已经建立；②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③政企分开迈出了步伐，政府对国企的管理方式有了很大改变；④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⑤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⑥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战略，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但是，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目前中国城市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还存在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政府自身改革的进程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也小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待解决。因此，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是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中国城市政府所面临的新挑战
进入21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更加全面融入全球化经济，这意味着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城市政府带来更多的是挑战，是巨大压力。但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靠制度创新，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效能，降低行政成本。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当前经济下滑、失业面扩大、社会不安等严重问题。所以，政府必须加大自身的改革力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把关注民生放在突出地位，把扩大内需真正落到实处。当今中国城市政府改革关键在于健全体制，削减权力，扩大有效监督。
三、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
（一）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经济全球化使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快速流动，通过国际分工、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具体表现在生产、贸易、消费、金融和科技的全球化。
生产决定消费，决定贸易、金融和科技的发展。生产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现代生产早已突破地域和国界。消费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落脚点，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产品不但为了本国本地消费，而且远销海外，故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不生产某种产品，而依赖进口。贸易自由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近二十年来全球贸易规模增长了两倍以上。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高层次，金融全球化的第一个层次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第二个层次是各国或地区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相互渗透。金融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其中，技术国际化、服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特征。
经济全球化带来诸多方面的变化。首先，国际分工出现了变化。传统的分工基础是各国和地区的资源禀赋。由于自然禀赋差异导致产业结构不同，可通过商品贸易来获取利润。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可使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跨国界流动的障碍与成本大大降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不再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例如，无石油资源的新加坡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化工业基地。随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在决定各国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因素中，资源禀赋作用在减弱，后天因素作用相应在加强。所谓后天因素，包括政府的功能、效率、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劳动者掌握知识与信息的能力等。因此，后天因素的改善对国际分工模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次，国际分工模式出现新的变化。以往，各国的国际分工主要是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商品，交换比较劣势产业的商品，表现在贸易结构上，是产业间的贸易。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将其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分别布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服务网络之中。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表现在贸易结构上，就是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比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再者，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的含义与维护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国际竞争中，各国和地区及其城市政府无疑都会竭力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相应的，维护本国本地经济利益的手段，也由过去的以贸易和投资壁垒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改善投资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强本土产业及各企业的竞争力为主。
（二）加快政府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
由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分工、分工模式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新变化，不仅使各国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而且也在推动各国和地区及其城市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加快自身改革，以适应世界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对中国而言，在加入WTO以后，政府机构受到的冲击和压力更大，要求各级政府都要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守规则。
在实践中，与世贸组织规划不符或相矛盾的法规、政策都应予以清理调整，其中有的要废除，中止执行；现行的一些调控手段，有的会逐步失效，有的将会发生变异。现代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而政府职能部门不具有企业的属性，故不能成为市场的直接参与者。所以，世贸组织规则要求，政府绝不能代行企业职能，政府就是政府；企业也绝不能代行政府职能，因此要彻底实现政企分开。这样，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就是工商管理和税收的关系，政府行为要受到极大的约束。由此而言，城市功能国际化也日益明显，并且会引发广泛的多层次竞争，对中国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节现代城市政府与市场
现代城市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应该与市场如何科学分工，如何准确地选择政府经济职能定位以及采用什么恰当的模式，是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
一、关于政府与市场的理论争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中的颇有争议的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从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思想，到1936年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主张，以及后来的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论，在两百多年来可以说一直没有中断，而且对立的意见更为明确，更加针锋相对。这恰如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所言，“科学是在一次次的争论和否定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较系统地论述了经济自由发展的思想，并最早论述了市场体制的合理性。他认为，最能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经济体制就是让人们自由劳动、自由交换的市场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分工能够发展，消费能够最有效地得到满足，生产效率能最快地得到提高。“人人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资源产生最高的价值。一般的人不必去追求什么公共利益，也不必知道自己对公共利益有什么贡献。他只关心自己的安康和福利。这样他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去促进原本不是他想要促进的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个人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往往要比他自觉追求社会利益时更为有效。”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市场机制，一只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自由竞争所形成的价格机制。在他看来，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没有人来统筹安排全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但是，由市场自由竞争所形成的价格机制可以调节社会产品的供需平衡，以及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他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国内外均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从19世纪20年代起，大约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大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协调社会产品供求平衡理论的破产，人们由此意识到，市场并非万能的。193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入主白宫后所推行的“新政”，就是主张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最早、最著名、最主要的代表。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这标志着古典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终结和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开端。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因素，能否实现充分就业，就决定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引发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的原因。所以，要想解决好失业和经济危机问题，必须依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政策方面，凯恩斯把政府干预经济的重点放在总需求管理方面。其中心内容是：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社会（包括私人和政府）的货币总支出，扩大社会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以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充分就业。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风行世界好几十年。
英国伦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在1944年发表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和1969年发表的《自由宪章》中，大力推崇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阐述了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他认为，只有自由放任，才能实现人的本性，通过个人自由提高效率，主张用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合理配置经济资源。此后，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前西德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以美国里根总统命名的“供给经济学派”等均对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表示怀疑，认为自由（特别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自由贸易）才是市场的本质。
20世纪6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中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被称为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对此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合理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对此，由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展开了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政府的错误的货币政策才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他们极力主张恢复市场机制，呼吁重新回到自由经济，并且指出，市场失灵固然可怕，但政府失灵危害更烈。
与此同时，与市场自由主义学派持相反观点的学派也多种多样。他们认为，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故而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1994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市场并非完美无缺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1990年代中期以前亚洲经济出现的持续繁荣，其主要经验之一在于政府的作用。1998年9月6日，美国学者罗伯特·库特纳在《波士顿环境报》发表《自由市场的谬误》一文，认为市场不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万灵药。他强调，最近的美国股票市场暴跌，东亚经济崩溃，俄罗斯经济陷入混乱，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自由市场乌托邦式的崇拜。
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市场自由论和政府干预论的种种观点，既有同时代的横向争论，又有不同时代的思想更迭。有时市场自由论占上风，有时政府干预论成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也时常听到两种相反意见的争论。搞宏观经济研究的学者，比较重视政府干预对经济稳定发展的意义；搞制度分析和微观经济研究的学者，则对“政府能做好什么”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