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革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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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铁血年华:革命志士的努力与牺牲(4)

徐世昌,1855年生,天津人。徐世昌被认为是袁世凯势力的重要成员,是开明官僚。徐袁二人在青年时代就相识,并结拜为兄弟。按年纪算,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大哥。之后,徐世昌虽然考中进士做了翰林,但在中下级官僚的位置上蹉跎了十多年。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时,徐世昌主动加入,成为新军中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人物,由此奠定了日后发达的基础。徐袁二人思想相近,在清末新政中徐世昌也多有表现,不过在仕途上二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徐世昌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积极追随慈禧太后逃亡,得到后者的赏识,开始平步青云。所以袁世凯后来被免,徐世昌受到的影响不大。这次,徐世昌能在内阁中排名第三,一来可能需要借重他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对新政的理解,二来可能是用徐世昌来堵住汉族人、袁世凯残余势力和开明官僚的嘴(徐世昌符合这三项条件)。总之,徐世昌是个政治点缀。

其余三个汉族大臣中,名列各部之首的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是广东顺德人,1856年出生。他的祖父和父亲曾在香港、南洋闯荡,家庭风气开放,梁敦彦从小就学会了英语,并作为清政府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回国后,梁敦彦选择在旧体制中做官,一步步升迁。他从事的主要是洋务活动,属于典型的技术官僚。从他日后参与张勋复辟来看,梁敦彦应该算不上是拥护民主共和的人物。

学务大臣唐景崇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从翰林编修做起,历任侍郎、御使和多地的学政,1910年“专业对口”升为学部尚书,此次进入内阁做学务大臣也是平稳“过渡”。唐景崇生平喜欢读书,喜欢治史,但是身体已老迈,怎么看都是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老官僚。

排名靠后的邮传大臣盛宣怀则值得重点关注一下。

盛宣怀,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盛宣怀不擅长科举考试(只考中过秀才),优越的家境让他有机会从事参与社会事务。1870年,盛宣怀被李鸿章招入幕府,得到后者的赏识。从此,盛宣怀跟从李鸿章举办洋务活动,创办了一系列采矿、交通、金融事业。同时,他自己也从事商业活动,是与胡雪岩齐名的“红顶商人”。因为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盛宣怀的商业活动非常成功,资产丰裕。丰富的政治和实业经历,让盛宣怀谙熟帝国体制,对国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李鸿章一样,盛宣怀思想开明,支持改革,但反对激进的革命。戊戌变法前后,他对维新改革是支持的,但反对康有为的急躁和贪功。李鸿章死后,其政治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为袁世凯所继承,而精神衣钵则在很大程度上为盛宣怀所继承。

盛宣怀长期游离在官和民之间,亦官亦民又非官非民。他控制着许多企业和社会事业,既向清政府谋求政治支持图谋发展,又以此为筹码向清政府要求个人地位,陷入了政治体制的漩涡。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也是“红顶商人”的悲哀。李鸿章死后,盛宣怀郁郁不得志了多年。载沣集团上台后,盛宣怀贿赂载泽60万两白银,谋得邮传部尚书一职。据说载泽知道盛宣怀善于理财,将贪腐所得的百万银子委托他理财生利。盛宣怀大赞自己控制的萍冶矿局的好处,怂恿载泽入股。载泽就用家当换来一纸股份。清朝灭亡后,排满风气浓厚,盛宣怀将载泽的股份占为己有,载泽也不敢吱声。话说回来,抛却道德和政治纠葛,单从能力和经历上看,盛宣怀是邮传大臣的合适人选。

“皇室内阁”中除了徐世昌、盛宣怀二人略有亮色之外,总体上是一个保守沉闷的团队,对朝廷忠诚有余,却无民主风范和强国富民的能力。清廷一不小心泄漏了假立宪真专制的面目,责任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一般的人都能从中看出蹊跷,对政府的“诚意”感到失望,更不用说立宪派了。立宪派的宪政幻想随着责任内阁的公布而破灭。1911 年6月11日和7月5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请都察院代奏,要求撤销皇族内阁,均被拒绝。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和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发布《宣告全国书》,指出立宪的“希望绝矣”。和平的宪政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了,因为朝廷不让走,那么立宪派只能转向它的对立面,“内阁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就连亲朝廷的张謇也哀叹“皇族内阁”一出,“全国为之解体”。他也开始和朝廷离心离德了。

这样的内阁成立后,会有什么举措呢?

内阁成立后的第一个举措是盛宣怀提出的,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

盛宣怀高龄当官,还有心作为。他对发展经济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迫切想付诸实施。在思想上,盛宣怀这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于王朝体制的强力控制之下,对国家的力量抱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敬畏、信任和依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政府力量极其强大,民营事业没有独立的空间,难免让知识分子过分看重国家的作用。在实践中,盛宣怀举办的众多事业依附于政治权力,其盈亏发展和官府的支持或打压密切相关。两相作用,盛宣怀信奉“权力经济”,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推动,认为国有经济比民办经济优越。因此,盛宣怀就任邮传大臣后,力主推动邮政和交通事业的国有化。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全国各地久拖不决的商办铁路建设事业,第一项政策就是“铁路国有”政策。

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针砭时弊有感而发。铁路是近代工商业的命脉,收益丰厚,加上中国已有的铁路干线为列强所控制,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爱国角度,把铁路收归国有都是好的。中国人在20世纪初年就力主自办铁路。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商办运动一时进入高潮。但是几年热情过后,中国民办铁路的事业进展缓慢,弊端重重。首先是缺乏资金。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各地从来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比如川汉铁路兴办以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方能完成川汉铁路(四川在1949年前仍无铁路)。其次是管理混乱,严重拖累了铁路建设。比如川汉铁路公司经营财目混乱,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筹集到的16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据说四川铁路公司驻上海提调、四川人施典章在上海投机买橡皮股票亏空,挪移铁路款项400万,因此首先奏请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而宜昌、成都两地的四川铁路公司人员,也造成数百万的亏空。结果川汉铁路只修筑了不足50里的路基而已。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的铁路事业就耽误了。原本支持商办铁路的人们,也开始反省民营铁路是否可行了。很多人转而支持国家控制铁路事业。

有民意基础,有主管大臣盛宣怀的推动,又有主管财政的载泽的支持,再和摄政王载沣小范围商议后,“铁路国有”政策就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5月9日)以上谕的形式(《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直接发布了——没有通知中央资政院的议员们,各省谘议局更是不知情。盛宣怀与度支部被要求“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枪声在四川响起

“铁路国有”上谕颁发以后,得到了许多省份的支持。不过这些省份都是民间资本匮乏、无力修路的边远省份,比如云南、广西、贵州等。他们大喊“国有化”的好处,但在铁路建设事业上基本是“打酱油”的角色。而商办铁路已经起步的省份,比如湖北、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则比较抵触。他们反对朝廷将铁路收归国有的理由是,“国有化”是朝廷“与民争利”。

不过局势仍然在盛宣怀的掌控之下。他纵横商场多年,见惯了风浪。商办事业的争论,核心围绕一个“利”字,只要处理好利益关系,反对声音自会慢慢平息下去。所以,盛宣怀按照自己的思路,加快推进。一方面,邮传部着手制定国有化细则,核心内容就是如何补偿各地百姓已经付出的修路资金;另外一方面,考虑到朝廷并没有钱用来修路,盛宣怀开始接触外国银行团,筹措对外借款,企图用外国资金建设国有铁路。

在借款方面,盛宣怀进展顺利。当时西方列强资金充裕,各国手里都有闲钱,急需寻找投资项目,愿意借钱给中国的人很多。上谕颁发仅仅十日后,清政府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署了借款合同。就合同本身而言,盛宣怀不愧是谈判高手,为中国争取到了相当优越的借款条件:借款年利息为5厘,贷款期限为40年,和之前的外债合同相比算是低利率了;之前列强借款给中国往往附加政治条件,要以中国铁路管理权或铁路所有权作为抵押,这次盛宣怀说服列强同意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为抵押品,风险很低。此外,合同明确说明,日后铁路所有权和管理权归中方所有,铁路建设过程中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比如合同专门说明铁轨要从汉阳铁厂购买),中方督办大臣有权指挥外国工程师等等。因此,盛宣怀推动的这份借款合同,算不上是“卖国条约”。

但是,邮传部制定的铁路国有化细则,捅了大娄子,导致了整个国有化政策全盘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