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苏依群就暗暗地把她妹妹苏依众当作了较量的对手。很长时间以来，这一点潜藏在她隐秘的内心深处。妹妹不论家里家外，到处受到称赞和重视，到处受到过了头的关心和期望，她呢，回回都礼貌得体地腼腆着，谦虚着，实际上一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架势。每逢这样的情景，一种愤愤不平、心有不甘的酸楚就开始暗暗地啃啮着苏依群的心，那种对手和压力的感觉，就开始沉甸甸地压上心头。按说不该对自己的亲妹妹产生这样的情绪。然而，她怎么也和这个亲妹妹亲不起来，不但和妹妹，和爸爸妈妈也同样亲不起来，总觉得和他们三个隔了一层。
“文革”初期，苏依群的父母因言获罪，从上海一路发配到新疆南部的这个小县城，那时苏依群才不过两三岁。苏父以为经过几年忍辱负重的改造就能回上海了。因此把小小的苏依群暂托在爷爷奶奶家照管。然而直到“文革”结束，因为在最后一次政治风波中看错风向，站错队伍，苏父确定再无回上海的可能性之后，才把苏依群从上海接回来。那时，她已经长成了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敏感、自尊，不可磨灭的自我意识已经在身体里牢牢生根。
这次的人生变故，让苏依群承受了幼小生命中的巨大落差。离开了熟悉的亲人（爷爷奶奶），来到陌生的亲人（爸爸妈妈）中间，本来就有种孤独和疏离。小县城的偏远落后，更使小姑娘体会到一种深刻的失落。刚来的那两年，她苍白的小脸上几乎看不到笑容。一种成年人才有的阴郁、甚至是厌倦和鄙视，往往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来。按理说，苏父苏母应当对小姑娘的这种情绪给予充分理解才是，当年的他们，不也经历过种情感上的磨难吗？但不知为什么，多年的艰苦改造使苏父苏母的心灵在一种扭曲的适应中变成了一种奇怪的两面体：当他们面对本地人的时候，他们骨子里自认为是上海人，一种优越感，一种落难感，以及早晚要脱离苦海飞升而去的理想，不知不觉就主宰了他们的心灵。然而，当晚来的苏依群在他们面前流露出同样的情绪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就转变了立场，体会到了一丝本地人的感受，品尝到了那种受歧视的滋味。他们觉得，他们十年的忍辱负重遭受到极大的不敬，甚至是轻蔑。他们和生在本地的苏依众十年来苦苦挣扎，相濡以沫的感情，来自大上海的苏依群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这种隔阂就像一根纤细的刺，扎入到苏依群敏感的心里，虽然看不见什么流血的伤口，但一不小心的触动，就会引起一阵细小尖锐的疼痛。面对苏依群的格格不入，苏父拿起别人改造他的思想武器，改造起了自己的大女儿。警告她要“脚踏实地”，不要“心存幻想”，甚至引用起毛泽东同志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录来教训大女儿，什么“顾影自怜”，什么“精神贵族”之类的，也不管她能不能听得懂。母亲呢，则是现身说法，让她向妹妹苏依众学习，学习她的那种“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精神。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苏依群开始暗暗地打量、揣摩她的妹妹。她感到妹妹小小年纪，城府却很深。不太容易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只看出她很听大人的话，学习极为刻苦，成绩十分优秀，而且懂得委曲求全。因此，到处受待见，到处受表扬。她隐隐感到，妹妹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让人挑不出毛病，却也喜欢不起来。
那时候，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徐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全国的青年学生都掀起了学习数理化的热潮。各学校组织学生发起了向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数学家写信的活动。妹妹的信被学校选中，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上台当众朗读。妹妹朗读得认真专注，声情并茂。姐姐坐在台下听着，心里却不是个滋味儿，觉得自己和当时的氛围格格不入。说实在的，她一点儿都不喜欢数理化，觉得那都是些抽象复杂，而且极端枯燥乏味的学问，和一个女孩子的天性、趣味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她们（包括妹妹）怎么可能真心喜欢什么数理化呢？不过是为了博老师喜欢，讨大人欢心罢了！不过是为了压别人一头罢了！
靠着一些小聪明，苏依群在学校里混得一个成绩平平，不上不下。但父母早看出了她的秉性，欲要施以严厉教育，又恐更加深了感情隔膜，闹出什么家庭裂痕，最后只得放任自流。在感情上，自然更加钟爱妹妹苏依众。
在这种厚此薄彼、冷淡放任的境遇之下。苏依群竟也慢慢地适应了，她学会了潜藏起自己的内心想法，慢慢养成了关维孔后来看到的那一副若有若无的笑容。这笑容温和之中又潜藏着无奈、迁就，甚至不易察觉的鄙夷。首先是家人，接着是同学、老师，街坊邻里，发现这个姑娘变了，似乎忘记了自己大上海娇小姐的身份，对周围的人谦和热情起来了，似乎终于要融入到这座边疆小县城，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了。而苏依群则发现，小地方的人终究是好对付的，以她这样一个来自大上海的漂亮小姑娘的身份，只要稍微将笑容挂在脸上，稍微对人主动一些，和气一些，迁就一些，立刻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她付出的那点热情，本地人可谓涌泉相报，甚至说是受宠若惊也不为过。慢慢地，她在枯燥的学习生涯之外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她发现自己身上有种天赋，那就是对周围的人和事，尤其人际关系，有着超常发达的敏感性和知觉力。谁和谁好了，谁和谁有矛盾了，她总是第一个察觉到。有时候，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还有些懵懂的时候，她就替他们感觉到了，或者预见到了。她观察着周围的人情世故，体会着、揣测着每个人感情和思想的细微变化，并且随着生活的演进，不断地得到验证，觉得其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兴致和乐趣。有一次，在家中的饭桌上，苏母偶然提及单位的王阿姨。苏依群信口多言了一句：“王阿姨和张叔叔恐怕要不好。”苏母当作孩子话并未理睬。不料半年之后，王和张果然离婚。又一次，苏依群和同学上街买衣服，在县城商场里看见新进的一批石磨蓝牛仔裤。苏当即掏钱买了一条，同学虽然羡慕却不敢效尤，悄悄对她说，你不知道李校长天天在校门口拿着剪刀抓奇装异服啊，小心给你剪了！苏说，不怕的，他快要调走了！未几，李校长果然调走。
由于对周围的人际关系洞若神明，苏依群只要稍稍因势利导一番，就获得了极好的人缘。如果有人出现了矛盾，别人怎么劝也无益，可她只上前点拨那么一句两句，立刻就说中了别人隐秘的心事，矛盾纠纷倏然化解。慢慢地，女孩子们有了什么心事，都愿意告诉她，从她那里求得安慰，甚至让她帮着拿主意。有了矛盾纠纷，就主动找她调解，简直把她当成了生活的仲裁者。她在各年级同学中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威信，名气越来越大。渐渐她开始同社会上的一些人交往，获得了很多圈在学校里的书呆子们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见识。初中毕业之后，她考上了当地的卫校。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有男人簇拥到她的身边来了，对此，她既不像书呆子们一样惊慌失措，把自己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也不像有些一味赶时髦的傻姑娘，轻易掉入男人的陷阱。她跟着他们上舞场，滑旱冰，看电影，脸上挂着那副若有若无的笑意，轻松自在、游刃有余地周旋在他们之间。与每个人都保持着那种“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的恰如其分的距离，男人们觉得她很公平，像春天的太阳一样，给每个人一份温暖和感动，却又可望不可及。
苏依群从卫校毕业后分到县医院的X光室，妹妹还在寒窗苦读的时候，她已经正式踏入了社会。凭着自己的天赋，她很快就在新环境里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她的周围照样簇拥着众多的仰慕者。但她不为所动，她总感到，真正的机遇还没有降临，有时难免内心里有所茫然，甚至焦虑。直到遇见关维孔，她觉得仿佛在激流之中突然攀上了一只小舟，从此有了驾驭生活、驶向理想彼岸的着力点和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