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
“正史”之名，昉于《隋志》，今以《二十四史》当之，《隋志》所录正史三千八十三卷，今《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四十卷。历年千余而所增益者无多，此何以故？今之所谓正史，以官定者为准。不颁学官，则不得谓之正史（自明以来，以《十三经》、《二十一史》颁发学官）。
而《隋志》所录，则只论其合于正史体裁与否，不问其官定私修也。故《后汉书》录八种，《晋书》亦录八种，皆不嫌重复（今《二十四史》唯唐、五代重复，李延寿《南》《北史》略与魏、晋、齐、梁重复，但此系通史，与断代为书者不同）。盖史具五志三长者，皆得称为正史，如必立学官而后谓之正史，则当问去取之间，究以何者为准？
假以官修为限，则《范书》是私修之史。《新五代史》亦然。即《史记》亦未纯为官修之书。司马迁为太史令，修史固其职责，唯其成书，乃在为中书令时（后代中书令，士人为之，汉则奄人为之，掌出入奏事。与明司礼监之掌印秉笔随堂太监所掌略同）。迁续父业，未成而下蚕室，故其《报任少卿书》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自序》又云：“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是其书生时未宣布也。殁后，书稍出。宣帝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后代官修之史，须进呈于朝，《史记》则不然，知其本为官史，后则私家著述矣。
《三国志》，陈寿除著作郎时所撰（晋以后太史令为著作郎，不掌修史事）。寿殁，梁州大中正范等表请就家写其书，则寿书生时亦未进呈，不得谓为官书也。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寿师谯周著《古史考》乃考证之作，非记事之书。寿本之而作《古国志》。《古国志》今佚不见，以意求之，殆与《三国志》同类。《三国志》直称晋武为司马炎，如为官书，焉得不避讳乎？然则，《三国志》亦私史也。
今《二十四史》并取《史记》、《三国志》、《后汉书》、《新五代史》，则所谓“正史”者，岂得以官修为准哉！古代史，自《史记》外，别无他作可代。三国史，当时虽有多种，后皆散佚无存，仅存寿书。《后汉书》谢承、华峤各有著述，然自宋以后，独《范书》具存。《五代史》自金章宗新定学令削薛存欧，而《旧史》遂微。然其书明代尚存，虽体例未善，而本末赅具。故司马温公作《通鉴》，于唐事则多采旧书，于五代则专据《薛史》。
欧阳修作《五代史记》，自负上法《春秋》，于唐本纪大书“契丹立晋”，为通人所笑。此学《春秋》而误也。《春秋》书法，本不可学，“卫人立晋”云者，晋为卫宣之名，今契丹所立之晋，国名而非人名。东家之颦，不亦丑乎？《欧书》私家之作，如求官书，当以《薛史》为正，否则亦当二书并列。
明代摒弃《旧史》，过矣（《薛史》至清而亡，《四库》诸臣依《永乐大典》排纂而成今书。昔皖人汪允中自言家有《五代史》原本。汪殁，不知其书所在。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欲得《薛史》原本，久征未得，人疑已入异域，后乃知在丁乃扬家。丁珍惜孤本，托言移家失去，世遂无有见者，修《四库》时，清政府若以帝王之力，多方访求，何至不获真本哉！惜其不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