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事实多而议论少，《通考》录议论至多。宋人素好议论，固其所也。明王圻作《续通考》二百五十四卷，盖不足上规马氏。清高宗时，辑宋、辽、金、元、明五朝事迹，作《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高宗好胜好名，以《通典》终天宝之末，复敕修《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自唐肃宗至德元年，迄明崇祯末年）。实则既续《通典》，何必又续《通考》？同时，更撰《皇朝通典》一百卷，此其命名已不通。所谓“通”者，贯数代而为言也。事止一代，安得谓之通乎？《通志》二十略，大半本于《通典》。《六书》、《七音》二略，是其得意之作。帝纪列传，迻录原史，不合《通典》、《通考》之例。《四库提要》不以与杜、马之书并列，殆为此也。然《通志》疏漏殊甚，不仅言天文可笑，言地理亦可笑。《地理略》全钞《通典》之文。所以然者，南宋时两河沦陷，郑氏无从考征，只得钞撮成书耳。故朱晦庵已云，《通志》所载，与北方人所言不合。夫记载地理，本须亲自涉览，郑氏不知而作，纰谬固宜。
至于《六书略》，与《说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则以三十六字母为主。谓三十六字母可以贯一切之音，且矜贵其说，云得之梵书。今按《华严》字母，与梵语无关。《涅槃文字品》四十七字，尚与梵语相近。三十六字母者，唐宋间人摹拟《华严》之作也。然反切之学，中土所固有。世但知起于三国孙炎，实则《经典释文》即有汉儒反语数条。《史记索隐》、《集解》，《汉书》颜注，及《文选》李注，皆载反切不少，《玉篇》亦有反切，此皆在创制字母之前，其为先有反切后有字母无疑。
反切行世既久，归纳而生字母，此殆必然之理。郑氏考古太疏，妄谓江左之儒知有四声，而不知七音，尊其学出于天竺，谬矣。其《校雠》一略，为章实斋所推崇，实则郑氏校雠之学，不甚精密。其类例一依《七略》、《七志》，不欲以四部分类，亦但袭古人成法耳。揆郑氏初志，盖欲作一通史，而载笔之时，不能镕铸剪裁，以致直钞纪传，成为今书耳。
《续通志》无本纪列传，《续通典》、《续通考》大体尚佳，唯嫌重复。二者有一已足，不必重规叠矩也。又其所载官制，名实殊不相应。清制，在未设军机处以前，内阁沿袭明代故事，有票拟批答之权（即中外章奏，阁臣拟批签进也）。既设军机处，则此权归军机处，而《续通典》、《续通考》仍言内阁掌票拟进呈。
又给事中，自唐至明，职权甚大（宋无此官），制敕诏令，皆须经给事中之手，苟有不合，可以封还。此前代政治之善，可以减杀皇帝之专制。至清，嫌恶此职，以之归入都察院。从前台谏分列，至清而并之。密谕由军机处传发，给事中不得寓目。明代大赦归内阁，由给事中颁发，清亦不然。而《续通典》、《续通考》仍载给事中掌封驳之说，此皆名实不相应者也（是否赋之以封驳之权，而给事中者有所不敢封驳，或抑夺其权而但存其名，均不可知。观密谕给事中不得寓目，可知《续通典》、《续通考》所载，实自欺欺人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