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分三项论之：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
著作与独行之分
“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准是论之，则《周易》、《春秋》、《周官》、《仪礼》、诸子，著作之文也（《仪礼》虽分十七篇，而互有关系）。《诗》、《书》，独行之文也。孔子删《诗》，如后世之总集，唯商初、周初诸篇偶有关系，然各篇不相接者多，与《春秋》编年者异撰，或同时并列三篇，或旷数百年而仅存一篇。自尧至秦，一千七百年中，商书残缺，夏书则于后羿、寒浞之事，一无记载。盖书本各人各作，不相联系。
孔子删而集之，亦犹夫《诗》矣。后人文集，多独行之文，唯正史为著作之文耳。以故著作之文，以史类为主，而周末诸子说理者为后起，老、墨、庄、申、韩、孟、荀是也。唯《吕览》是独行之文，编集而为著作者也。著作之盛，周末为最，顾独在诸子，史部不能相抗。至汉，《太史公》继《春秋》而作，史部始盛。此后子书，西汉有陆贾《新语》（真伪不可知）、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后人归入经部）、桓宽《盐铁论》（集当时郡国贤良商论盐铁榷酤事）、扬雄《法言》，东汉有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全书不可见）、荀悦《申鉴》、徐干《中论》。持较周秦诸子，说理固不逮，文笔亦渐逊矣。然魏文帝《论文》，不数宴游之作，而独称徐干为不朽者，盖犹视著作之文尊于独行者也。
著作之文，本有史部、子部二类。王充谓“司马子长累积篇第，文以万数，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窈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论衡？超奇》篇）。此为抑扬泰过。《史记》虽袭前文，其为去取，亦甚难矣。充又数称桓君山，谓说论之徒，君山为甲。今桓谭书不可见，唯《群书治要》载数篇，亦无甚高深处。而充称为“素丞相”者，盖王、桓气味相投，能破坏不能建立，此即邱光庭《兼明书》之发耑也（东汉人皆信阴阳五行，王充独破之，故蔡中郎得其书秘之帐中。中郎长于碑版，能为独行之文，而不能著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