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如《汉纪》、《后汉纪》、《十六国春秋》，皆一手所作（《十六国春秋》，真伪不可知）。《通鉴》一书，周秦两汉为刘奉世所纂，六朝为刘恕所纂，隋、唐为范祖禹所纂，虽出众手，而温公自加刊正。“臣光曰”云云，皆温公自撰，亦可称一手所成者也。大抵事出一手者为著作之文（史部、子部应分言之），反之则非著作之文。宋人称《新五代史》可方驾《史记》，《史记》安可几及，以后世史部独修者少，故特重视之耳。
《左》、《国》、《史》、《汉》中之奏议书札，皆独行之文也。西汉以前，文集未著。《楚辞》一类，为辞章之总集。汉人独行之文，皆有为而作，或为奏议，或为书札，鲜有以“论”为名者。其析理论事，仅延笃《仁孝先后论》一篇耳，其文能分析而未臻玄妙，徒以《解嘲》、《非有先生论》之属皆是设论，非论之正，故不得不以延笃之论为论之首也。
魏晋六朝，崇尚清谈。裴《崇有》，范缜《神灭》，斯为杰构。清谈者宗师老子，以无为贵，故裴頠作论以破其说。《宏明集》所收，多扬玄虚之旨，范缜远承公孟（太史公云：学者多言无鬼神），近宗阮瞻，昌论无鬼，谓“形之于神，犹刀之于利，未闻刀去而利存，安有人亡而神在”。是仍以清谈破佛法也。此种析理精微之作，唐以后不可见。
近世曾涤笙言古文之法，无施不可，独短于说理（方望溪有“文以载道”之言，曾氏作此说，是所见过望溪已）。夫著作之文，原可以说理。古人之书，《庄子》奇诡，《孟》《荀》平易，皆能说理。《韩非？解老》、《喻老》，说理亦未尝不明。降格以求，犹有《崇有》、《神灭》之作，何尝短于说理哉！后人为文，不由此道，故不能说理耳。然而宗派不同、门户各别，彼所谓古文，非吾所谓古文也。
彼所谓古文者，上攀秦汉，下法唐宋，中间不取魏晋六朝。秦汉高文，本非说理之作，相如、子云，一代宗工，皆不能说理。韩、柳为文，虽云根柢经子，实则但摹相如、子云耳。持韩较柳，柳犹可以说理，韩尤非其伦矣（柳遭废黜，不能著成一书，年为之限，深可惜也）。
盖理有事理、名理之别。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笔，名理之文，唯晚周与六朝人能为之。古文家既不敢上规周秦，又不愿下取六朝，宜其不能说理矣。要之文各有体，法律条文，自古至今，其体不变。汉律、唐律，如出一辙。算术说解，自《九章》而下，亦别自成派。良以非此文体，无以说明其理故也，律算如此，事理、名理亦然。
上之周秦诸子，下之魏晋六朝，舍此文体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论事之辨，固已难矣。然则古人之文，各类齐备，后世所学，仅取一端，是故非古文之法独短于说理，乃唐宋八家下逮归、方之作，独短于说理耳。
史部之文，班马最卓。后世学步，无人能及。传之于碑，文体攸殊。传纯叙事，碑兼文质。而宋人造碑，宛然列传。昌黎以二千余字作《董晋行状》，其他碑志，不及千字，宋人所作神道墓志，渐有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