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或语季刚：诃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邹阳，纵横家也。观其上书（《邹阳》七篇，《汉志》入纵横家。《史记》，邹阳与鲁仲连同传。周、孔之作不论，论汉人之作，相如、子云之文非有为而作，故特数邹阳），行文以骈。而文气之盛，异于后之四六。是故谓“骈体气弱”，未为笃论。
宋子京《笔记》谓，作史不应用骈语。刘子玄亦云：“史文用骈，似箫笛杂鼙鼓，脂粉饰壮士。”此谓叙事不宜用骈也。不仅宋子京、刘子玄如此，六朝人作史，亦无用骈语者。《唐诏令》皆用骈体，而欧阳永叔撰《新唐书》，一切削去，此则泰过。夫诏令以骈而不可录，罪人供状，词旨鄙俚，莫此为基，何为而可录耶？后人不愿为散体者，谓散体短于说理，不知《崇有》、《神灭》之作，亦匪易为。
若夫桐城派导源震川（尧峰亦然），阳湖略变其法，而大旨则同。震川之文，好摇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长之语。曾涤笙讥之曰：“神乎味乎，徒辞费耳。”此谓震川未脱八股气息也。至于散之讥骈，谓近俳优，此亦未当。玉谿而后，雕绘满眼，弊固然矣。若《文选》所录，固无襞积臃肿之病也。今以口说衡之，历举数事，不得不骈，单述一理，非散不可。二者并用，乃达神旨。以故，骈散之争，实属无谓。若立意为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履，可无须尔。
骈、散合一之说，汪容甫倡之，李申耄和之。然晋人为文，如天马行空，绝无依傍，随笔写去，使人难分段落。今观容甫之文，句句锻炼，何尝有天马行空之致，容甫讥呵望溪，而湘绮并诮汪、方。湘绮之文，才高于汪，取法魏晋，兼宗两汉。
盖深知明七子之弊，专学西汉，有所不逮，但取晋宋，又不甘心。故其文上取东汉，下取魏晋，而自成湘绮之文也。若论骈、散合一，汪、李尚非其至，湘绮乃成就耳。然湘绮列传碑版，摹拟《史记》，袭其成语，往往有失检之处。如《邹汉勋传》云：“如邹汉勋者，又何以称焉。”此袭用《史记？伯夷列传》语而有误也。夫许由、卞随、务光之事，太史疑其非实，故作此问。若邹汉勋者，又何疑焉？
历代文章盛衰
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
论历代文学，当自周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初之文，厥维经典，不能论其优劣。春秋而后，始有优劣可言。春秋时文体未备，综其所作，记事、叙言多而单篇论说少。七国时文体完具，但无碑版一体。钟鼎虽与碑版相近，然其文不可索解。故正式碑版，断自秦后起也（任昉《文章缘起》，其书真伪不可知，所论亦未可信据）。概而论之，文章大体备于七国，若其细碎，则在六朝。六朝之后，亦有新体，如墓志，本为不许立碑者设，后世碑与墓志并用，其在六朝，墓志不为正式文章也。又如寿序，宋以前犹未著。然论文学之盛衰，固不拘于文体之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