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之所该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学；治人之道，则史家意有独至。于是经史遂似判然二途。夫所谓经者何指乎？大纲二字，允为达诂。《韩非？内外储》三篇，篇各有经，造大纲于篇端，一若后世艺文之有目录。《管子》有经言、外言、短语、区言、杂篇，而经言居首，盖纲之在纲，义至重要。《墨子》有《经上》、《经下》，次有《经说》上、下，一如后世之分经、传。大抵提出宗旨曰经，解说之者为说；简要者为经，详尽者曰说、曰传。后世儒家、史家，辞繁不能称，遂别称为子为史，溯其朔一而已矣。
古无史之特称。《尚书》、《春秋》皆史也，《周礼》言官制，《仪礼》记仪注，皆史之旁支。礼、乐并举，乐亦可人史类。《诗》之歌咏，何一非当时史料。大小雅是史诗，后人称杜工部为诗史者，亦以其善陈时事耳。《诗》之为史，当不烦言。《易》之所包者广，关于哲学者有之，关于社会学者有之，关于出处行藏者亦有之。其关于社会进化之迹，亦可列入史类，故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语虽太过，而史与儒家，皆经之流裔，所谓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无司疑。
《周礼？大司徒》：“教万民而宾兴之，六德、六行、六艺而已。”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记》又有春夏教《诗》、《书》，秋冬教《礼》、《乐》之说，则已备有四经。而《易》不以教士，专为卜筮之守，其后亦得免于秦火。《春秋》为国史，民间所不得见。《尚书》则古史，非当代史，且各自为篇，无年月以比次，历代兴废，所记不全，如《夏书》已有《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诸篇，然于后羿、寒浞之篡弑，少康一旅之中兴，均缺焉不载。故《书》虽以道政事，而不得称为完具之史。唯《春秋》编次年月，体例始备，奠定史基，当弗外是。第《春秋》之作，昉于何时？杜元凯《春秋释例》谓为周公之旧典。
余观《周官》五史，未及《春秋》一语。小史掌邦国之志，殆方志类耳。以周公之思兼三王，犹未备编年一体，可见当时对于此道尚疏。余谓《春秋》之作，当起于西周之末。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前此则但称世表，而弗能次其年月。
《墨子？明鬼》篇历引周、燕、宋、齐之《春秋》，至杜伯射王而止，可见周宣以前，尚无《春秋》。《春秋》既记当代之事，民间不得习睹，唯贵族或可得见，故《晋语》司马侯称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悼公即召傅太子。
《楚语》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令语》、《故志》、《训典》，皆《尚书》家言；《故志》即邦国之志。盖《尚书》不专记王朝，如《费誓》、《秦誓》，皆邦国之志也。《世》即《世本》，为《春秋》家言。由此知公侯子孙，乃得一读《春秋》。
其他教万民之术，止有《诗》、《书》、《礼》、《乐》而已。管子相齐，其教颇广，故《山权》数篇，言《诗》以记物，时以记岁，《春秋》以记成败，行者道民之利害，《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卜者卜凶吉利害，民之能此者皆与之一马之田一金之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