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案“人臣无将”二语，见《公羊传》。于是《公羊》尚未著竹帛，然犹以非所宜言得罪，假如称引《诗》、《书》，其罪不更重哉！李斯明言“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如何博士而可藏《诗》、《书》哉（李斯虽奏偶语《诗》、《书》者弃市，然其谏二世有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此李斯前后相背处）。郑樵误读李斯奏语，乃为妄说，以归罪于项羽。
近康有为之流，采郑说而发挥之。遂谓秦时六经本未烧尽，博士可藏《诗》、《书》，伏生为秦博士，传《尚书》二十九篇，以《尚书》本止有二十九篇故（《新学伪经考》主意即此）。二十九篇之外，皆刘歆所伪造。余谓《书序》本有《汤诰》，壁中亦有《汤诰》原文，载《殷本纪》中。如谓二十九篇之外，皆是刘歆所造，则太史公焉得先采之。于是崔适谓《史记》所载不合二十九篇者，皆后人所加（《史记探源》如此说）。由此说推之，凡古书不合己说者，无一不可云伪造。即谓尧舜是孔子所伪造，孔子是汉人所伪造，秦皇焚书之案亦汉人所伪造，迁、固之流皆后人所伪造，何所不可！充类至尽，则凡非目见而在百年以外者，皆不可信。凡引经典以古非今者，不必焚其书，而其书自废。呜呼！秦火之后，更有灭学之祸什佰于秦火者耶？
四、汉今古文之分。汉人传《书》者，伏生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此人人所共知。《史记？儒林传》云：“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叙《尚书》源流彰明如此，可知伏生所藏，原系古文，无所谓今文也。且所藏不止二十九篇，其余散失不可见耳。晁错本法吏，不习古文。
伏生之徒张生、欧阳生辈，恐亦非卓绝之流，但能以隶书迻写而已，以故二十九篇变而为今文也。其后刘向以中古文校伏生之《书》，《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文字之异，或由于张生、欧阳生等传写有误，脱简则当由壁藏断烂，然据此可知郑樵、康有为辈以为秦火不焚博士之书谬。如博士之书可以不焚，伏生何必壁藏之耶？
《儒林传》称伏生得二十九篇，而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云：“《泰誓》后得，博士而赞之。”又《论衡？正说篇》云：“孝宣皇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
然则伏生所得本二十九篇乎？抑二十八篇乎？余谓太史公已明言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之说当可信。今观《尚书大传》，有引《泰誓》语。《周本纪》、《齐世家》亦有之。武帝时董仲舒、司马相如、终军辈，均太初以前人，亦引《泰誓》。由此可知，伏生本有二十九篇，不待武帝末与宣帝时始为二十九篇也。意者伏生所传之《泰誓》，或脱烂不全，至河内女子发屋，才得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