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本收益方面看，中美之间非合作型博弈，特别是互相之间爆发战争，对于双方，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损失巨大，得不偿失。因此，中国不会主动与美发生军事冲突；而美国如果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无论是美方自己发动战争，还是参与由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起的对中战争，面临的成本和代价，与前述的海湾、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是无法比拟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并迅速失去经济实力，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不再，甚至有很大可能成为落后于欧洲、印度和俄罗斯的国家。鉴于如此之大的成本和代价，并且收益不大，美国对中国直接发动战争，或者参与第三方对中国的战争，为发生可能性不大的小概率事件。
（二）中美历史恩怨：对于中国友好大于冲突
从中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入侵美国的事件，而美国入侵过中国，但是，美国没有长期和大面积地侵占过中国领土。当然，从美国侵华史看，与俄国、日本、荷兰、英国、葡萄牙等相比，美国侵占中国土地最少，时间较短，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最小。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曾从1900年开始，参与英法组织的八国联军等，入侵过中国。在中国利用不平等条约，1862年在天津设立130余亩的租界，1902年转给英国；1848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
美国政府将入侵中国获得“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建立大学和为中国培养学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政府战败后，按照不平等条约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经罗斯福总统决定将当时尚未付足之款项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清政府于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当中部分资金在北京建立“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为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所建立的预备学校，也是位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及位于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之前身。1924年，美国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美国政府委托由美中两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退款。基金会用退还的赔款兴办文教事业，继续培养留学生并资助清华大学，还在1931年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国立北平图书新馆”。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的前身。
1941—1945年间，人们不应该忘记的还有美国帮助中国的抗日，特别是名震世界的美国“飞虎队”。美国人民无私地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大批美国人来到中国，为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直到战争结束，飞虎队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历史应得到尊重，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陈纳德将军以及成千上万的美国空军官兵在中国军民浴血抗日的8年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
中国与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发生军事冲突，并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而是在第三国，朝鲜和越南的战场上。当时分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在冷战思维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国，加上朝鲜与越南又是中国东北和南部的接邻国家，中国部队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抗美援越战争。这两次战争中，虽然双方都说自己取得了胜利。但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说不上谁胜谁负，实际上并没有赢家，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获得了推动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美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1972年开始展开乒乓外交，1979年正式建交。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与美国在各方面的合作。一是中国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获得了经济增长的资金。截至2010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5.9万多个，实际投入652.23亿美元。二是中国学生大量赴美国留学，美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据教育部统计数据的研究，从1978年到2011年底，中国共送出了224.51万留学生。接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如截至2011年5月，在美国学校在读的留学生总数为157558人，占美国海外在读留学生总数的22%。历年来，从美国回国的留学毕业生，成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随着引进美国的生产制造，以及美国一些研发向中国的迁移，中国也在一些方面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比如，2007年中国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其通过独特的非能动安全系统设计，使反应堆设计更加简单，堆芯损毁概率可忽略不计，提高了中国发展核电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了中国核能工艺和装备水平。四是与美国在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使中国加快了政府审批、统计核算、会计制度等体制改革，加快了一批市场经济的法律出台和完善，也使企业在资产结构、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五是更重要的，与美国30多年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在许多方面相互协调，给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一个30多年稳定和安全的非常难得和重要的黄金时期。不论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和其他摩擦如何，实事求是地讲，中国这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没有与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在这个时期基本上还是友好相处，可能要大打折扣。
（三）未来中国不可能是美国的敌人
从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看，他们认为，世界上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宗教信仰等文明的冲突。甚至认为，因为苏联解体后，由于美国找不到进行斗争的敌人了，没有对外的争斗，美国将失去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因此，需要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敌人，加以振兴美国。也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仍然是过去极端共产主义的代表，苏联和柬埔寨式的极端共产主义，也许会由中国继承而在21世纪复兴。据此，需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形成威胁，并设置一个假想敌，与其斗争，以加强美国民族的活力和竞争力。
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看，两千多年来，儒家理念和后来的佛教一直处主流地位，与中国原始的道教，加上伊斯兰教和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等，以及在中国各种宗教信仰相互影响和变化，形成中国佛儒主导和其他宗教理念混合的文明。
从这样一种特殊的各种宗教和理念形成的文明看，中华民族本身，以及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上，其有这样一些特征：（1）中华民族奉守和为贵理念。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来看，和是其主要的思想内容，包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理想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德主刑辅的治理观；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观；修身正己、以德化人的教育观；以义统利、群己和谐的社会伦理观；国家统一、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等。在实践路径与方法方面，儒家以“中庸”的思想方法认知和谐，通过培养造就“君子”来促进和谐，用伦理道德维系和谐。（2）从中国传统的宗教道教来看，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和谐相处，是其核心内容：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主张性命双修，贵命养气，讲究出入世间的逍遥，追求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完美和谐；尊重自然，重视生命；和平和谐，齐同慈爱；道德为宗，济世利人，主张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和谐共处；主张人应效法自然，清静无为，以达到长治久安、长生久视的目的，是为道教徒修持奉行的中心思想。（3）从印度等地传入中国的藏传佛教及汉传佛教看，其在“和”的方面，基本理念为：惜缘，注重与别人的缘分；宽容，对侵害过自己的人，不以牙还牙；报恩，对生己和养己者，对自己有过帮助的，报答恩情；慈悲为怀，对弱者，对陷入困境的人，有同情心，进行帮助。佛教提出“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其因果报应所讲的因和果，各分为善和恶两类，善因得善果，恶因的恶果；从报应起作用的时间上来讲，佛教有“三世因果说”，即现世的情况由前世来定，现世的行为决定后世的命运，有善行者可以转到好的地方去，而有恶行者则被转到坏的地方去。
（4）从总体上看，中国大地上宗教文明不是单一宗教，多种宗教融合并存，而且许多信众信奉多教多神，互相之间并不排斥，这点与西方宗教文明排挤其他宗教，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从中国主体传统的理念和宗教看，先是中国儒家理念和道教发展，尔后佛教传入，许多地区和人群中儒学、道教和佛教逐步三合一；后来伊斯兰教等传入，原来信奉藏传佛教的一些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改信伊斯兰教；又后来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传入中国，一些道教和佛教信众，改信这些宗教。在中国，今天可以看到，不宗教信仰的族群，在一个地区共同生活，和睦相处；一个家庭中，父母可能信仰佛教，子女可能信仰基督教；而有时，一个人，可能儒家理念、道教、佛教可能都信仰。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民族，都被中华文化所融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而从理念、信仰等形成的文化文明看，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摒弃战争，天下安宁等，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长期信奉的理念。与历史上欧洲、中亚、美洲等地各国之间的战争比较看，数百年来，中国人是一个不好战的民族。
在整个21世纪中，中国发展的任务繁重，需要解决的难题甚多，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威胁别国。从发展方面看，中国2011年的人均GDP只有5417美元，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环境，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从国内需要解决的诸多难题看，如何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中，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如何平衡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使13亿多人口在谋求更高水平生活时，与本国，包括世界的资源生态环境之间不发生很紧张的冲突；如何应对劳动、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等，现实和可能带来的人口规模缩小，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医疗负担沉重，负债率急剧上升，经济竞争力下降等难题；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扩大就业，在老龄化过程中应对可能发生的劳动力短缺，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难题。
因此，上述中华民族这种文化秉性，加之繁重的发展、改革任务，以及应对国内诸多的难题，决定中国无暇顾及和没有精力去对外扩张，威胁别国，即使以后发展了，强盛了，也不可能对外侵略，更不可能越过太平洋，去对美国构成武力威胁。
六、只有合作型博弈才能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一个国家的行动所形成的成本、代价、结果和收益，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的利益。从理性方面讲，中美之间，如何考虑对方的利益，对自己的利益既要坚持，又要进行适当的适应性调整，特别是通过什么样的双方关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结果和最后实现的利益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对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形成的结果和利益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全球领导地位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结果比较
从21世纪中至少今后50年时间的情况看，在全球地位的利益诉求上，美国的利益是保持其世界领导位势，中国并没有要当世界领导的意愿。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56年运用经济战挫败英国，对埃及动武取得苏伊士运河实际控制权图谋，并使英臣服于美国，最终获得世界霸权后，充满了民族优越感和世界领导感；而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个务实不愿意多管闲事的民族，21世纪主要任务是怎样从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中等发达的国家，邓小平给后代们在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政治遗言是，把自己国内的事搞好，在国际上决不当头。在双方世界领导权不同的利益诉求上，美国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处于被动位势。这种冲突的结果和给双方带来的结果和利益如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行动。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人均GDP虽然较低，但是，其水平的提高，在总量上往往形成不断增加着的巨额的经济规模。据此，美国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论中国如何表明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想多出头的本意，一直在担心中国是否在21世纪会严重影响，甚至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美国如果将中国视为21世纪中严重影响其领导地位利益的国家，从行动上遏制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从政治和军事上围堵中国，则中国在应对美国领导权方面可能有以下行为。一是在许多国际场合，正面不同意美国的意见，不按美国的意愿行事。比如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在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世界气候大会等国际性会议上，如果美国主导，可能缺席或者派低一级官员出席会议，即使正常出席，也对美国的提案持反对意见和投反对票；或者，有时可能在口头上同意，但在行动上怠慢，并不积极支持。二是在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或者支持和参加俄罗斯等国的提议及行动，与美国对抗；或者谋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与美国形成对抗。三是积极并快速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形成世界各国共同治理的世界政治新秩序，以此来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如果将中国视为在21世纪影响其领导地位的假想敌，主动遏制和攻击中国，实际上将中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确实使中国可能会形成影响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障碍性力量。这样无谓的消耗，反而可能导致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领导地位快速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