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干部对决策失误认识的若干盲点
对于科学决策，防范和避免工作中的决策失误，领导干部是很重视的，他们也注意强化决策责任意识，通过科学决策程序和机制，减少决策失误。但也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决策失误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与盲点，并且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如不予以足够的注意，不利于真正避免决策失误，走向科学决策。
（一）对不尊重科学的决策所产生的失误大多已引以为戒，但对于以科学的名义作出决策所产生的失误注意不够。
自从我们强调科学决策以来，不了解情况盲目决策、不去了解情况拍脑袋想当然决策、不尊重客观规律莽撞决策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社会政治经济决策者们，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已经越来越重视学习行政学知识、经济学知识、管理学知识，并且尝试把所学用于自己的工作，用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决策中。这相对于那些拍脑袋决策、靠经验决策、想当然决策等等，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但这同时也有了另一种片面性，这就是自以为自己的决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或管理学原则，容易在科学决策的名义下产生更大的决策失误。不论是经济学的公理也好、定理也罢，还是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与假定，都是有很严格的前提条件的，比如假设什么条件具备、而且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考虑什么什么的因素、忽略一部分的需求等等，在这些都同时成立的前提下，它才可能是有效的或者说是准确的。也就是说理论中的许多基本假定是纯粹的、抽象的，而在实际生活中的现象是多元的、复杂的，教条地搬运一些理论的假定来应对现实中的问题，是肯定要出现失误的。可是对于出现这样的失误，我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感到很委屈。
（二）对于那些没有意识到决策后果的决策失误强调的比较多，但对那些意识到了决策后果可出于各种各样原因而继续决策所导致的决策失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由于相当多的决策失误是因考虑不周全所致，所以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反复强调要多考虑、多设想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尽量避免想不到或出意外。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要的。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决策是决策者明明知道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是坚持决策。比如明知条件不具备，还好大喜功、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欠一屁股债要后任和老百姓承担，地方经济可能因此元气大伤，几十年恢复不过来；又如明知不可能、行不通，还要奉承上意，投其所好，搞献礼工程，抢时间、赶进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结果成为豆腐渣工程，竣工之日就是返修之时，平添太多无谓的浪费；还如目光短浅，不顾全大局，美其名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拍板出台一些地方保护性措施，以邻为壑，扰乱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秩序，对地方来说也是暂有蝇头小利，最终遗害无穷。出现这些决策失误，究根源，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问题，表面上是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小群体利益，根子还是领导干部不应该有的个人私利作怪。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这样的决策失误并不以为然。
（三）认识到了决策者个体因素所产生的决策失误的危害，但对于因决策机制出现问题而产生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决策失误的危害认识不足。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经常能看到，由于决策者自身的素质的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因而特别强调要提高决策者的素质。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这些决策失误，会发现有相当多的决策失误带有普遍性，而且呈一定的规律性，换句话说，就是换了决策者也仍然有可能继续出现这样的决策结果。在这里不是具体的人，张三或者李四，而是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决策机制在起作用。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调查显示，我国国有企业每年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失误不少，其所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损失巨大，但除了一定量的贪污腐败所造成的损失外，还有相当大的损失是找不到责任人的。真正细究下去，往往是一句话，这是由班子成员集体决策的，班子全体成员共同负责，表面上人人负责，事实上又无人负责。
集中决策有集中决策的必要，集体决策也有集体决策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集中决策容易出现一言堂就否定其必要性，也不能因为集体决策容易扯皮推诿就否认它的价值。关键是能否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需要集中时就集中，需要集体时就集体，集体决策集思广益，集中决策当机立断。
（四）对于因决策失误所产生的直接经济代价容易有直观的认识，而对决策失误所带来的隐性的社会代价往往估计不足。
在我们的决策中，有很多的决策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或者说即使是经济性的决策，其所产生的可能后果中也有许多是社会性的后果。这就是说决策失误，在更多的时候不只是损失几千万、几个亿、十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金钱，尽管这已经是够惊人的了。但比起那些看不见的、或者说不可能马上看得见的社会性的损失，比如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思路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导致的政府信用缺失；讲求片面繁荣，有意无意放纵黄赌毒导致的社会风气败坏；过于倾向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分配政策，结果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的民众心理不平；出台制定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没有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结果形同虚设导致的制度权威丧失等等，账面上的经济代价其实是小巫见大巫。可是我们对于决策失误的社会性代价方面似乎并没有一个统计。其实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社会性代价应该成为我们决策中最为重要的权重指标之一。
（五）对避免仓促决策所导致的失误强调比较多，而对危机决策所需要的果断性准备因素重视不够。
因仓促决策所导致的教训比较多，领导干部们开始比较重视在决策中的反复研究、反复比较、倾听各方面意见等等程序，这对于常态下的决策是很必要的，也是很科学的。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复杂性的增加，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不可避免地增多起来，比如像非典疫情、群体中毒、矿井坍塌等等事件。对于这样的事件如何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就摆在了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果断决策不等于武断决策，危机决策也不是随机决策。这貌似瞬间的果决，其实是平时大量决策经验、决策机制等积累的爆发。
但我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危机决策所需要的心理准备、机制准备乃至预案准备这一系列的准备性因素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甚至还没有意识到。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造成部分领导干部对决策失误认识的盲点，并不仅仅是领导干部个人因素，这与我们对于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乃至领导干部整个生活、工作、发展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可是，在政治体制逐步走向科学、规范、完善的过程中，先期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包括科学的决策结果考评体系、科学的决策过程制度体系、科学的决策规则和决策程序以及决策责任制度等，以避免可以避免的决策失误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能的。
二、以良好的执政心态创造靠得住的政绩
随着省级领导班子换届结束，一大批领导干部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执政历程。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自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选择，政治立场、政治品质乃至执政能力理当是信得过、靠得住、过得硬。但是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辜负党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还要有好的执政心态。政治路线确定以后，领导干部产生以后，领导干部的执政心态就上升为很重要的因素。
心态作为人内心的一种认知状态、修养状态，看似很虚，其实很关键。心态外化出来就是人的精神状态，体现在执政过程中就是政绩观。在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的心态决定领导干部的行为。
领导干部养成和保持一种好的心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各种各样原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往往会使一些不良心态潜滋暗长。比如，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辛苦了多年，总算进步到了相当的位置，为了守住这个位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心态就会乘虚而入；还有的同志则认为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施展自己抱负，实现自己意图的舞台，于是“一朝权在手，要把令来行”，好大喜功的心态溢于言表；也有些同志认为自己在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方面功勋卓著，唯我独尊、居功自傲的心态蠢蠢欲动。很明显这些不良的执政心态是会严重影响领导干部的执政绩效，进而损害我们事业的。
那么，什么样的执政心态才是我们事业所需要的、领导干部应该去努力培养和保持的呢？
首先，好的执政心态应该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处的环境很复杂，担负的任务很艰巨，面临的问题也很棘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此起彼伏，要想实现改革的深化，发展的健康，事业的拓展，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努力开辟奋勇争先、与时俱进、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生动局面。像广东、河北、山西等省的领导干部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向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影响科学发展、越来越阻碍事业进步、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些观念、做法、行为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与强烈的抨击。这充分反映了积极进取的执政心态。
其次，好的执政心态应该是一种清醒稳健的心态。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开始进入了盘点调整期。我们固然希望还能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但面对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切实转变，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发展最终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出现停滞乃至倒退；面对日益凸现的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没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相应跟进，经济建设不可能永远一枝独秀。对此，领导干部一定要养成并保持清醒稳健的心态，不急于求成，更不好大喜功。前一段时间，云南省省长提出，宁可牺牲一点发展速度，也要守护好云南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江西省省长强调，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否则百姓健康都不保，还谈啥为民造福？这反映的就是清醒稳健的执政心态。
再次，好的执政心态还应该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心态。我们反对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心态，但不能因此否定继承、否定持续。我们的事业就像一场接力赛，一任接着一任干，才能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前任好的思路做法，好的战略部署不仅不要去随意更改，还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且发扬光大。这一段时间来，有很多的领导干部像江西的省委书记，黑龙江省省长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提出要牢牢把握工作的连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不主张换一任领导，变一套思路，不提倡刻意去烧“三把火”，认为这是发展“大忌”。这就是实事求是执政心态。
讲了这么多，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好的执政心态与不良的执政心态有些时候表现得很相像，如何鉴别领导干部的执政心态就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得过且过，是积极进取而不是好大喜功？确实有的领导干部本来是得过且过的心态，却美其名为萧规曹随；有的领导干部本来是好大喜功，却自诩是积极进取。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南橘北枳，叶徒相似而其实不同。好的执政心态与不良执政心态的分水岭、分界线很明确，这就是是否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是否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否对自身价值有清醒认知。当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时候，好的执政心态具矣。反之就需要引起警觉了。
因此，领导干部要时时记得，我们的工作并非尽善尽美，我们的成绩也非全无瑕疵，正是党的培养，人民的支持，我们才能走到现在的工作岗位。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的抱负体现在群众的利益充分实现，我们的成功体现为人民的安居乐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领导干部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好的执政心态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当然，就现阶段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执政实践中自觉践履科学发展观。
坚定的政治立场，优秀的政治品质，再加上良好的执政心态，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大显身手，创造辉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秉持忧患意识是一种崇高的政治境界
2007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温家宝则坦言：“我的脑子里是充满了忧患。”总书记和总理在同一时段内如此强调忧患意识，不是随意，更不是偶然，而是基于对当代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基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深厚感情的真诚体现。所以，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秉持忧患意识，既是一种现实要求，一种责任自觉，更是一种政治境界。
首先，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体现在知忧患。
今日的中国发展成绩很大、成就很多，但“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很多、甚至很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