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了毛泽东的这种信仰，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群众真诚地喊出了“人民万岁”；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于一些共产党人的腐败与特权深恶痛绝，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反官僚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甚至反到了不惜放弃正常行政管理和领导秩序的偏激地步，以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政治家有坚定信仰可又犯了错误并不是好事情，但没有信仰而又身处其位则更加可怕。一个有信仰的政治家可能会犯错误，但绝对是可以信赖的，只要我们有一套规范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行机制，其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现代政治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没有起码的信仰，有的只是利益的算计，可又对社会指手画脚，恐怕更大的悲剧就会发生了。
（二）教化：“‘四个伟大’讨嫌，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的。”
政治家必然要拥有权力，但政治家更要知道权力的局限性，对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非权力的权威比现实权力更值得珍视。
说毛泽东是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拥有最大政治权力的人之一是没有人会反对的，在一个有着世界成员人数最多的政党里拥有实际领导地位长达40多年、在一个有着近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处于最高执政地位长达28年之久，毛泽东的政治权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所以才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说，“‘四个伟大’讨嫌，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的”，并且他这种要当教员的想法经常出现在各种会议和会谈中。
总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是绝对的权力，其实毛泽东更重视的是“思想的教化”而不是权力的强迫。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工农兵学哲学”现象，还是6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甚至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思想的教育和灌输，让中国人能做到“六亿神州尽舜尧”，培育“社会主义的新人”，把中国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激发出来，把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是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体现在实践中。毛泽东所希望的和所寻找的就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这种力量靠的是教化、引导、示范，而不是命令、强迫与规制。
当然，即使就当时看，这些行为的具体方式及其内容本身也并不一定可取，但问题是这些行为背后的理念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在当今中国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过程中，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值得汲取的现代执政理念。
（三）创新：“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政治家眼里没有教条的束缚，只有实践的标准；没有个人的权威，只有真理的光辉。
毛泽东曾经比喻过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就是我们的上帝。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理论导师的感情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正是毛泽东讲过一句比较有特点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反复讲的要实事求是，走中国自己的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感情归感情，实践归实践，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也正是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在建国以后不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解了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中国社会新时期的政治家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品质，思想上不断有新的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的创造。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勇敢地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三、日新中国2003：新政孕育政治新文化
也许是太多的习惯思维给“新政”这一概念赋予了太多的内涵，也许是历史的传统给“新政”这一词汇打上了太深的印记，在我们自觉是正统、规范的媒体中很少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使用“新政”这一提法。
其实是我们有太多的顾虑和一些不必要的联想，就语义发生学上来说，“新政”实在是一个好词汇。“新政”的含义也是很简洁的：由新的政治领导人来行使新的政治职权，实施新的政治行为、体现新的政治理念。更多的是一种事实的判断，而非价值的判断。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两种判断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所以我们不反对不同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与看法，更不能禁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与看法。
我们就是把“新政”作为一种新的执政气象、一种新的执政方略、一种新的执政行为等等的总和来理解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2003年的中国看作是“新政第一年”的中国呢？
我看完全可以。理由如下：
——中国共产党在2002年底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整体新老交替，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九位同志中有八位是新当选的，上届常委中唯一留任的胡锦涛同志出任党的总书记。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当之无愧是“新”的。
——在2003年3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和决定任命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胡锦涛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吴邦国同志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温家宝同志就任新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国家机构的领导集体也当之无愧是“新”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社会走出了非典的阴影，战胜了洪水的肆虐，化解了经济的颓势，新的政策层出不穷，新的举措好戏连台，
这又是怎样一个“新”的气象啊。
更主要的是这一系列的“新”，也孕育和形成了中国政治的新文化。我们把这一政治新文化概括为八个字，这就是：
亲民、务实、科学、法治。
这八个字，实实在在包含了大家的信任、敬仰与希望。有了这些，也就有了民意，有了力量，有了决心，有了日新的中国。
（一）亲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要求。
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就任以来，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又着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胡锦涛在担任总书记后的西柏坡之行中曾去看望过两户农民。两位农民韩花珍和史素格的感觉是“他问长问短的，主要是关心我们的经济收入，看我们过得还苦不苦。”“特别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就和我们自己家的人一样。”当别人问他们说：总书记在您家只呆了十三四分钟，是什么原因让您觉得他能把这个国家领导好呢？农民回答：“他来家里不让我们做任何准备，说家里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害怕老百姓为难，他害怕给老百姓增加压力。”
“他害怕老百姓为难，他害怕给老百姓增加压力。”这就是心气相通，总书记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老百姓也知道总书记在想什么。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