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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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明报集团(2)

金庸说,“我们决心保卫中国文化,你在中国内地摧毁中国文化,我们尽量在海外保护一小部分中国文化”。“明月”如同构筑了一堵墙壁,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我们宝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明月”带给他的不是滚滚财源,而是梦想成真,是声誉和满足,长期以来他都渴望着有一天办一份这样的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每个月结账,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亏一两千元,如果赚得多了,也会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贴补。因为创刊号受欢迎,月刊成本减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仅增加了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封底还加印彩图,以符合非营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中说: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胡菊人说“收到好稿最快乐”,最难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别记得陆铿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文笔内容兼美。1979年10月号大型特辑头条刊出(署名“陈棘荪”),他加了个编者按:“这是一篇踏实而大胆,情理兼备、文气如虹的好文章,谨向读者郑重推荐。”此文一出,好评如潮,美国政府赶紧翻译作为主要参考,台湾当局要军人阅读,并邀作者赴台,可见文章的感染力。

当年12月,《明报月刊》那一期的发行接近35000册,海外订户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明月”的黄金时代,最多一期曾发行到4万多册。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72页。

二、《明报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报》就和《南洋商报》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东南亚周刊》,八开,十六页,随报赠送。以后改为单张对折印刷,改名为《明报星期画刊》,也是随报附送。

1968年前的几年,《明报》不断收到外地读者来信,要求他们出版海外航空版。这些读者绝大多数是香港出去的,他们在香港读惯了《明报》,虽然离开了,但对香港的事物还是恋恋不舍,《明报》就是其中之一。但金庸考虑出航空版的费用巨大,担负不了。“明月”一个月才出一期,又偏重学术性,无法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他早就计划出版一份周报,一方面向香港读者介绍全世界一周来的大事,另一方面向海外读者介绍一周的香港新闻。他希望能集纳各地中文报刊的精华,编成一本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周刊,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可以每周一次获知中国的消息。周刊筹备了很久,配备的人力物力在同类刊物中都算得上比较充分。周刊的内容虽与日报、月刊很不相同,却也是相互辅助的:日报因为篇幅限制,很多资料和文件不能都发表,他希望由周刊来补足这个缺陷;与月刊相比,周刊则更偏重新闻性。

1968年5月20日,在《明报》九周年社评中金庸就宣布创办《明报周刊》,拖了半年,试版多次,从形式到内容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调整,到11月17日才正式问世。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他们不断提醒自己,《明报》和“明月”的读者会对周刊抱有相当的期望,不能辜负了这番期待。①当天,金庸的社评就是《<明报周刊>创刊——向明报读者们致谢》。

《明报周刊》为八开,二十页,不随《明报》附送,独立发售,定价五角。它不是香港第一本周刊,之前已有《星岛虎报》《星岛周刊》。一开始,不少人认为这个计划一定失败,周刊向来免费赠送,突然要读者出钱去买,会影响销路。而且当时的报纸,一份也不过一角,“明周”却要卖五角,无法竞争。金庸却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① 《明报十周年纪念》,《明报月刊》1969年6月号,11页。

《明报周刊》创刊号

如果说《明报》“自由谈”追溯的是《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月刊让金庸羡慕的有《申报月刊》和《东方杂志》,周刊他想过要效仿的则是当年的《国闻周报》,因为它比日报的销售时间长了七倍,比日报流传更广,及于当时中国多个偏远的省份。他说:“取法乎上未必就一定能得乎中,但想到一个光辉的榜样,似乎总有一些轨迹可循。”①

创刊前金庸想办一份偏重新闻性的周刊,但从一开始便是以娱乐性为主,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模特,穿着黑色泳装。内容有港闻,有国际新闻,有经济,有娱乐,有戴天、陆离、亦舒等人的专栏,娱乐是重要特色,这期的新闻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大孙女结婚、香港影星洪波在台北自杀等。

时值“五月风暴”之后,香港的秩序已恢复,经济开始复苏,“明周”的出现正好符合了市民的阅读趣味,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明周”对香港的生活尤其关注,《香港的夜色是世界上最美的,但这夜色值多少钱你可知道?》《香港海底隧道的最新发展》《四十元赌马可以富甲香港》《轰动香港的万丽娟事件》《尼克逊嫁女》《马思聪嫁女记》《中苏冲突幕后大秘密》《香港总督月薪几何?》,从这些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明周”与走知识分子路线的“明月”大为不同。

1969年下半年,因为“明周”主编潘粤生要筹办《明报晚报》,故由《明报》采访主任、娱乐版主编雷伟坡接任“明周”主编。一开始雷说“明周”是潘编的,不能接受。金庸说,潘已经不编周刊了,你是他临走时举荐的,不信可以马上打电话问问他。就这样,多加点薪,也多加点辛,雷伟坡编起“明周”来了。当时销路只有一万多本,有一点亏蚀,编辑部只有四个半人,金庸实行精兵政策,再减一人,省下来的薪水,用来补贴稿费开支,稿费提高一倍,同事写稿可以另得稿酬,多劳多得,增辟封面特写,加设封面标题……几个月下来,收支就平衡了。

雷伟坡是资深的娱乐记者,《明报》娱乐版的专栏拥有不少热心读者。为了扩大销路,增强周刊的刺激性,他大胆创新,大量聘用女记者、女编辑来采编娱乐圈新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轰动一时,是何写给前任男友、影星陈百祥(绰号阿叻)的,写信时陈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演出,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女朋友成群,何不过其中之一。此时陈已在电影界出头,“何秀汶情书”恰好满足了一些市民对其过去感情生活的好奇心,“明周”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发行量。雷伟坡到处挖掘娱乐圈的秘闻,经常刊载独家娱乐新闻。由于他长期从事娱乐新闻工作,与很多影视歌星有交情,报纸娱乐版的版面又有限,所以他们更愿意向“明周”披露一些私生活和感情秘密。在雷伟坡手里,“明周”逐渐变成一本娱乐周刊,重点报道娱乐圈的消息,开创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

① 《明报月刊》1969年6月号,11页。

金庸最初不大赞同登情书,他把编辑找来骂,说人家的隐私不能登。“如果传媒只为赚钱,倒不如开个舞厅、妓院赚得更多。那时人家买《明报》,便是因为它不咸湿,不下流,不侵犯隐私。”①1971年1月17日,“明周”114期刊登《陈齐颂的情书》,说是“情书”,其实是26岁的女演员陈齐颂写给家人的信,关于她和黄天佑在美国恋爱、订婚的事。

1973年4月15日,“明周”的封面人物是香港功夫巨星李小龙。7月,李小龙猝然去世,雷伟坡立即动用全部力量进行采访和搜集资料,在最快的时间内编了一期《李小龙专辑》,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几次再版,都卖到断市。从8月到9月,“明周”好多期都有李小龙的内容,不乏独家报道,如《两个软化李小龙的女人》《林燕妮为李小龙伸冤》《李小龙事件牵连第三个女人》,252期的封面标题是《从医学观点看李小龙死因》。李小龙的死,使“明周”攀上一个高峰。这一年,19岁的台湾美女林青霞也首次出现在“明周”封面。

“明周”偏重娱乐,但娱乐不是低俗;强调生活,而不止于吃喝玩乐。“明周”与香港市民共呼吸,他们所关心的社会大事在“明周”也都有体现,只是角度更生活化和娱乐化。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明周”9月12日这期刊载《毛泽东每月薪水几何?生前最喜欢吃些什么?》,9月19日刊载《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等。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富达出版公司2005年版,101页。

《明报周刊》封面人物李小龙

明报集团行政委员会雷伟坡(右三)、董桥(右四)、许孝栋(右一)等在开会

在雷伟坡的苦心经营之下,“明周”的发行量不断上升,到70年代,每年赢利几十万元,80年代暴涨到一两千万,1990年的广告收入就有7500万元。“明周”的成功在香港带动了一股娱乐周刊的热潮,同类周刊纷纷诞生,百花争艳,而“明周”稳居娱乐周刊的榜首。广告虽是它的生命线,但金庸说:

广告影响我们(实际影响不大)只有一宗。有一次《明报周刊》有一篇文章,关于一瓶白兰地酒,指其在港的售价远比新加坡为贵。本来该瓶白兰地酒早已在我们报纸预订了一大版广告,本报经理因此前来和我研究,看是否仍然登该篇文章。我读后,觉得该篇文章写得不错,且那酒没有理由在两地的售价相距那么远,便决定即使失去该版广告也照登。文章刊出后,该白兰地酒那版广告虽如期刊登,但后来再去争取广告就有困难了。①

正如“明月”的成功离不开胡菊人,“明周”的成功也离不开雷伟坡。

陈冠中回忆:“70年代是《明报周刊》的年代,香港人每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楼饮茶,都会带上一本,以作谈资。明星都很配合,谁要离婚,谁跟谁好,都自动在‘明周’报料,狗仔很友善,主编雷伟坡在明星社交照片下的按语,抵死幽默。当时还有《新知》等多份大开本周刊,各有卖点,但动摇不了‘明周’霸主地位。”②

“明周”成为香港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的娱乐周刊,1982年起香港的“八卦”周刊满街都是,也没有威胁这份周刊的销路。它不仅报道娱乐消息,也报道大众关心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明月”“明周”如同《明报》的一对翅膀,有了这两本刊物,明报集团粗具规模。金庸说,《明报》机构中,最赚钱的是《明报》,其次就是《明报周刊》。

三、《明报晚报》

“五月风暴”前夕,金庸已将《明报》的触角伸到海外,他与新加坡梁介福药行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新明日报》,他是大股东。1967年3月18日,先在新加坡正式问世,4月8日又在吉隆坡出版,宣布“以文人办报方式,图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国家社会繁荣及团结”。①起初新、马两地用同一个版,1968年12月16日起,分头在两地排印、发行,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不过副刊、小说的稿件则港、新、吉三地同用。在马来西亚办报不像香港、新加坡,《新明日报》在吉隆坡印妥后,需整夜开动大批货车把报纸运往别地。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创刊之初,就以独家连载金庸武侠小说、刊出内幕娱乐新闻及副刊、马经等特色吸引读者,每天出六大张,售价一角。从《明报》编辑部、经理部派出去的工作人员,在当地获得良好声誉。两家中文报纸在当地发展很快,不到几年就跻身大报行列,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几份中文报纸之一。到1979年,新加坡《新明日报》已日销10万份,因当地政府的严格限制(外地人士只能持有新加坡公司3%的股份),金庸就将股份退出了。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8页。

②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188页。

1967年9月22日,金庸又创办《华人夜报》,王世瑜为总编辑、督印人,沈宝新为总经理,社长是他妻子朱玫。王世瑜(1939— )1961年珠海书院文史系没毕业即考入《明报》当校对,第四个晚上,金庸就叫他做助理编辑,“明月”创刊,他成为主要助手,一步步升到了《华人夜报》总编辑。

《华人夜报》最初是一份娱乐性晚报,走大众化路线,以报道吃喝玩乐为主,还有一些色情内容(不断推出香艳小说,艳情小说等),创刊不久,就有3万多份发行量。据说朱玫对《华人夜报》和王世瑜很不满,认为报纸刊登这些色情文章,有损报格,王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予理睬,双方发生争执,朱玫要求金庸立即辞退王世瑜,他左右为难,王则一气之下带着多名得力记者辞职走了。《华人夜报》难以维持,于1969年停刊。

此时明报集团已粗具规模。1969年5月21日,《明报》创刊十周年次日,金庸在《“十年辛苦不寻常”》社评中说,报庆酒会上来宾中至少有十人对他说,《明报》是自己的报纸,为自己的报纸创刊十年纪念而庆祝。有一位朋友说,“十年来,即使是台风的日子,也冒大风大雨,开了汽车去买一份”。当年10月17日,《明报》转载《星岛日报》前一天的消息,香港中文大学集体通讯中心9月进行调查,香港读中文报的居民中,有11.2%的人阅读《明报》,仅次于《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

① 方积根、胡文英《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01页。

11月28日,《明报》“自由谈”刊出《<明报>晚报将创刊》一文。12月1日,《明报晚报》创刊当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明报>的小七妹诞生》,说由于篇幅所限,有相当多的新闻、特写、故事、分析文章无法在《明报》刊登,而这些材料内容都颇为不错,值得读者阅读,晚报将成为日报的补充报纸,日报上已有的,晚报不再重复,晚报上刊载的内容,极大多数也不能在日报上读到。晚报上的小说与散文,执笔者尽量与日报不同,他希望日报读者也能成为晚报的读者,日、晚报加起来能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比如,香港经济近十年空前繁荣兴旺,但《明报》对本港工商业的报道和服务颇为不足。晚报辟有“香港经济”版,将在这方面努力,目前版面太少,但日后将全部扩充。《明报》虽有种种缺点,但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有独立的品格和立场,将在晚报继续保持。“大哥与七妹的气质、思想、品格是一样的,但外表、谈吐、举止却完全不同。大哥严肃些,七妹愉快活泼些,年轻漂亮些。”

从1970年1月起,他的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系列随笔《卅三剑客图》在《明报晚报》连载了两个月。他根据清代画家任渭长的《卅三剑客图》创作,别出心裁,依画成文,有考证,有想象,有回忆。

“明晚”介于严肃与通俗之间,以白领阶层为对象,与《华人夜报》走的是不同路线。“明晚”初期只有“香港经济版”,经济新闻占了30%,25%左右的版面刊载马经、娱乐内容,没有社评。“明晚”初创的一年半,他的大部分心力都用于晚报。1972年初,“明晚”大致定型,成为一份以经济为主的高级晚报,关注财经和股市消息,日发行量四五万份,试图与创刊于1938年8月、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星岛晚报》(10万份)一较长短,争夺读者和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