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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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字条治报(3)

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评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时,这样说:“现代的现实生活不容许我们一掷千金,办报的金庸恐怕不会赞成手下当报社资产的钱财如粪土。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①金庸也说过,“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对每一分钱的在乎,《明报》曾经历早期极为艰苦的岁月,即使后来财源广进,他也厉行节约,甚至到了“抠门”的程度。“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②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仅表现在办报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译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欢迎,寄上样书,并写了一封信:

惟须声明者,此项授权,以《雪山飞狐》译文发表于日本杂志者为限,将来如出版单行本条件另议,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译本之计划,将来再行商议。吾兄译文如为日本读者接受,可进行出单行本。③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84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5页。

③ 信件影印,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6页。

小时候,父亲的“没用”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覆盖了他的一生。“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的精明正是对父亲“没用”的反拨。①

《明报》员工批评金庸,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的工资偏低,从来没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员工的工资差距很大。有些老员工因生活负担重等原因,不得不离开《明报》,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说,金庸一直强调的《明报》从不“炒人”是事实,但员工忍受不了低工资会自动离职,不需要他主动“炒人”。他的解释是,《明报》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环境稳定的大机构,员工工资虽较低,总比在一家工资较高,但工作环境不稳定的机构工作,随时可能面临倒闭要好。他有一次公开说:“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几十万。”在他看来办报纸完全不同于写武侠小说,而是一项十分实际的事业。他对《明报》员工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②

自60年代中期《明报》在报界崛起,有过《明报》工作经历的人的确会身价大增。许多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离开之后,开创事业多能独当一面,香港报界今天一些头面人物如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在《明报》担任过重要职务。

雷伟坡受命主编《明报周刊》之前说,“罗素说人生两大欲求不外乎名与利,我说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说:“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给我编《明报周刊》吧!”亦舒听说雷年薪五百万,潘粤生也对雷说,听说“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说,这都是误会。但优待他倒是事实。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他不幸积劳成疾,患了TB骨(肺痨菌入骨),不得不到台湾治病,在荣民医院养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资照发。他回到香港,金庸请他继续主持“明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许他一星期只上一两天班,平时可以在家通过电话遥控编务,另外还给他大幅度加工资,他被称为“遥控总编辑”。有人间金庸为什么如此厚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① 《“帮主”的心事谁人知》,《杨澜访谈录》2007Ⅱ。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4页。

1979年12月,在主编了156期“明月”之后,胡菊人提交了辞职信。那年,《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因与台湾当局意见不一,报纸被当局买下,傅于是抽调资金,到香港和美国另谋发展,要在香港新办一份《中报》,看中了胡菊人,以月薪万元力邀他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他在“明月”的月薪是4700元。①更吸引他的是对方称还要办晚报、周刊、月刊,整个“非常庞大”的新事业都由他全权负责。最打动他的并不是这些。《明报》虽好,却不是他理想中的报纸,他有鲁迅情结,想拯救一代青年,认为报纸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傅朝枢听了他的理想,立即答应了:“胡菊人,我就是想办这种报纸。”

金庸再三挽留,但胡菊人去意已决,怕自己过了50岁没有勇气接受任何新挑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金庸举行相当隆重的欢送会,送胡菊人黄金劳力士手表。最令胡感动的是临别赠言,他们在马会餐厅,金庸难得地也喝了酒,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和言辞来挽留他。当知道他必然离去的时候,金庸给了他三个忠告:

第一点,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个个不同的,你将来到那边工作,他们家庭成员当然要来管事,同时,在你下面还有很多人要管,人的个性既然人人不同,那么就算有人当面对你发脾气,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动怒。

第二点,报纸杂志的销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销路下跌,你也不要忧心,只要冷静去做就是了。

第三点,你要知道,办报难免时时接到律师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惊慌。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机放假,他们叫了一辆计程车,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过天后庙道的半途上,他们并排在后座上坐着,一时竟缄默了,好像从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颇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沉默,说:“菊人兄,我们共事这么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来,查兄你不用与我说一句话,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问一句话,就把《明报月刊》编得相当出色,这是非常难得的!”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03页。

菊人辞职,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员工都获得加薪,并设宴慰劳。大家见他如此诚意,都不忍在这时离开,所以没有人跟菊人走。②

菊人的离开确实令金庸心痛,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马,亲自主编了两期。“胡菊人兄和我们是在十分友好的情况下分手的。……这十三年中,他辛勤的努力,使得《明报月刊》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一本极有影响力的刊物,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政治领袖与学人,也有不少人是本刊的读者。”③

金庸请了董桥,从1980年第3期开始接手,在“明月”工作近三十年的黄俊东说,“明月”换一个主编,便会出现另一种风格,“查先生除了总是给予一个月刊立场原则的锦囊之外,便任由主编发挥”。④

1980年2月27日,傅朝枢出资的《中报》创刊,胡菊人任总编辑,陆铿任总主笔,接着又创办了《中报月刊》,但仅一年,他们即双双离开。那三点忠告,胡菊人都未能遵守,所说之事一一都应验了。1981年6月1日,胡菊人和陆铿以补偿费共同创办了《百姓》半月刊。金庸对胡始终念念不忘,有一年圣诞节前,他在尖东一家酒楼宴请台湾女作家三毛,得知胡菊人就在附近一个酒会,连忙通过李文庸(慕容公子)邀来挚谈,诚意拳拳。⑤

有“香江第一才女”之称的吴霭仪,每周在《南华早报》写英文政论,引起金庸的注意。他们同是廉政公署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金庸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觉得她的发言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到问题中心。吴霭仪1984年被他请到《明报》工作,1985年要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86年7月又应他力邀重回《明报》任副总编辑,1987年9月,她又离开三个月,继续剑桥的学业,《明报》不仅为她保留职位,还一直给她发工资。

① 《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17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64页。

③ 《编者的话》,《明报月刊>1980年1月号,108页。

④ 黄俊东《远路不须愁日暮》,《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43页。

⑤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9页。

在为《明报》工作过六年的欧阳碧眼中,金庸是个“富有人情味的老板”。1990年夏天她要辞职前往美国读书,辞职信交给了总编辑董桥,金庸请她到七楼办公室,挽留她,知她去意已定,也就不留了,只是说:“这样吧,你在副刊上的专栏,我为你保留下来,一直到你回来,每个月的稿费还可以帮补你在那边的生活。”最后还说了一句令她感动的话:“你到了美国之后,在那里实在生活不下去,我们还是欢迎你回来,你随时回来,《明报》随时欢迎你。”想不到他一年后就要卖掉《明报》。①金庸说:

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是因为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与其他大报相比,《明报》工资低,福利薄,这是《明报》员工从编辑、记者、校对到排字房、机房工人的同感。他们对《明报》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工资加得少,连退休金都“缩水”。金庸在1979年表示,十分赞成报酬高的明星制度,不过他认为记者太出风头也不好,一旦成了名记者,就容易给别人挖走了。②

《明报》港闻版编辑黄陵是个老员工,做了十几年,因年龄关系到1980年提出退休,希望能安享晚年。金庸发了一笔数万元的退休金,黄陵表示不满,一气之下,找他交涉:“我的退休金应该不止这个数目。这笔钱我就不打算要,我会全部用来登报纸,在全港报纸登启事,声明黄陵在《明报》打工,现在退休了,只得数万元退休金,由于感激你,所以特别登报纸表扬!”③

这事最后以金庸给黄陵补钱而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