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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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永远的故乡(2)

在金庸眼中,邓小平始终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二十三年前与邓见面以来,他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①

①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0页。

三、关山万里

金庸这次内地之行第一个目的就是见见邓小平,促成会面的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儿子。1966年10月,时任国务院侨务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到广东湛江看望归国难侨,新华社、中新社都作了报道,但香港左派报纸报道的内容却颇有不同。《大公报》10月18日载“中国新闻社湛江17日电”,题为“廖承志抵湛江面告归国难侨:‘毛主席周总理慰问你们’”。报道引述廖承志的话说:“周总理要我来看望你们,告诉你们,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你们。”同一天,《文汇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三行大标题、六行小标题中都没有提及周恩来。《新晚报》的报道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引用廖承志的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让我把问候的话带给你们。你们辛苦了!”更蹊跷的是,第二天《文汇报》《大公报》同时刊出一则“订正启事”,称前一天的电讯稿“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必须加进“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金庸意识到这篇小小的报道中大有文章,10月23日发表社评《廖承志?中国新闻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两个国家通讯社,于同一日报道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内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没有?

金庸认为,如果廖承志根本没有提林彪的名字,那么廖承志不免有点“牛气”(牛鬼蛇神气息也)了。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国新闻社故意漏去,那么中国新闻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传人员因未及时传达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国新闻社(或其主要负责人),两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验与不验。

① 查良镛《忆邓小平的“治港远见”》,《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31页。

果然,10月29日就传出廖承志受批判的消息,《明报》在11月1日头条用大字标题作了报道。廖承志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离间周恩来、林彪的关系,慰问华侨时故意不提林。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有机会看到《明报》,不知有没有注意到这篇社评。1981年廖在北京设宴款待金庸一家,席间谈到:“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金庸答,“我写社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符合谁的标准,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写出我对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难免的。”

时值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前夕,谈起香港的前途,廖承志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政府一旦收回香港,会尊重港人的选择,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中国政府要收回的只是香港的主权。虽然金庸多次在《明报》评论过香港前途问题,但与中共高层官员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想不到廖的一席话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廖承志希望他回港能充分发挥《明报》的影响力,多反映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立场,稳定港人情绪,为将来香港回归作贡献时,他当即明确表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一份力。

距离上一次回上海、杭州已有二十八年,亲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杭州和金庸见面。7月18日晚上,人们已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邓小平与他会面的镜头。兄弟姐妹在历尽沧桑之后重聚,这是多少年来查家最大的喜事。尽管“文革”期间,不少亲人受过苦,一个弟弟在工厂里被绑毒打了好几天。一个朋友的女儿13岁时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成了白痴,现在已经28岁。世事无常,重逢的喜悦弭平了一切伤痕,痛苦的往事转眼间化为云烟。弟弟查良钰这样回忆这次“三十三年后的兄弟相见”:

7月底的一天,小阿哥给我发来电报:小毛弟,×日在杭州一聚。接着,我就收到了小阿哥寄来的路费。

8月初,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杭州。三十三年了啊!见面时,我们都是扑向对方的,那种骨肉相见的激动,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与小阿哥拥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在杭州那几天,我和小阿哥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①

金庸在北京见到了画家黄胄和黄永玉,本来还想见见白桦,因去了承德没见着。黄永玉在《大公报》做美编时与他同事,1953年回内地,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版画,“文革”期间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谈起分别二十八年来的不同遭遇,他不禁感慨万千。

此行金庸与家人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远到新疆,到了许多他长期以来心向往之的地方。神奇而美丽的天山、辽阔的蒙古草原、黄沙弥漫的大漠……都曾出现在他小说中,但那只是纸上的神游和想象,这些地方他并没有去过。《书剑恩仇录》中的长城、新疆、天池、兰州,《白马啸西风》中的高昌古城,《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长大的蒙古那一望无际的草原、悠闲自得的羊群、一个个蘑菇般浮起的蒙古包……这一切似曾相识,如梦似幻,如今真实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郭靖的面目依然是那样清晰。

这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她目光望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道:“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啊,你闻闻那香气。”陈家洛果然闻到幽幽甜香,从峭壁上飘将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余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地不愿便走。

这是他笔下的天山雪莲,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莲给她。二十几年后,他第一次来到天池,几个维吾尔族小孩手里捧着真的天山雪莲,他笑道:“呀,原来是这样的。”他用一元人民币买了两朵,这是干了的雪莲,远没有他小说中那样美丽。

① 《人物》2000年第7期,118、119页。

在北京,金庸登上万里长城,炎炎夏日没有挡住他的兴致。他还去过西安、成都、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又从武汉到上海、杭州,先后到过十三个城市。他曾在重庆求学,也饱尝过失学的痛苦。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开始一生的报业生涯,上海《大公报》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些旧游之地三十年后重来,早已物是人非。在登山临水之际,他没有失去职业性的敏感。每到一地,他就与当地的人民接触,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愿望,他们对国家、对领导人的期望。

内地三十三天的行程归来,《明报月刊》记者问及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1973年他第一次到台湾,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这一点。

他感觉到的变化,“最主要是人们的恐惧感大大减少,在日常谈话中,人们对不满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其次是各种令人讨厌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极少存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上不再见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回巡视。拍照毫无限制,也不必先冲印了才能带出来。在火车上,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地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bells,jinglebells’的圣诞音乐”。

谈及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总的说来,内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尤其是居住条件。我去了七八个老朋友和亲戚的家,他们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应是大大地改善了,粮票的作用已不大,多数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国营菜场中买菜买肉还是要排队。衣着不成问题,交通大家都骑自行车,最大的困难似乎是住屋。”

“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①

《明报月刊》9月号因刊载《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邓小平与金庸的谈话记录,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9月9日加印,过不了几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来写的社评、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视,很受欢迎,这次他去中国各地旅行回来,大家当然希望听听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再版三版,并不奇怪。“《中国之旅》抢购一空,也证明大家实在关心中国,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①

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0—11页。

四、“我心里很乐观”

金庸第一次访问台湾时,他的小说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只有两岸高层领导人才有“特权”可以享受。“你猜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共同读物是什么?……答案是金庸小说。”当他复述这个听回来的“秘密”时,脸上挂着格外灿烂的笑容。

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都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②

1980年10月起,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登陆,第一天发行就卖出四万多册,赶紧加印。《武林》成了广州最畅销的杂志。不过只连载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为盗版书已出来。1981年7月26日,《明报》报道了《广州首先解禁武侠小说》。

金庸的内地之行,与邓小平的会面,打开了与大陆关系的新局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明报》社评的批评字眼越来越少。也是从这时起,他对整个中国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

对中国内地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内地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

① 《明报月刊》10月号《编者的话》,陈子善编《董桥文录》,646页。

② 严家炎《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明报月刊》1999年4月号,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