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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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是耶非耶(3)

当年,剑桥大学要给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理事会中有人反对,说他支持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违背英国利益。展开辩论时,支持者认为,他是中国人,支持中国收回失土是爱国行为,剑桥不能反对任何人合理的爱国行为;中英租借新界条约,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这是任何文明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国际行为;剑桥讲理性、讲守信,不能反对信守条约的行为;剑桥注重学术独立自由,文学博士是学术性的,不是政治性的。③

①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16页。

③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9月号。

6月22日,金庸获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随即提出申请,请求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剑桥最初不接受,因他已是荣誉博士。他的申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费了一点周折才得通过。他已80多岁高龄,名满海内外,却执意要去剑桥拿一个博士学位。他说:“求学,并非为了学位,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2003年11月23日,他在香港浸会大学说:“我最喜欢大学生活,我快80岁了,最大愿望还是到大学去做学生,从一年级念起。”①

2005年10月1日,金庸入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与他同班的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生。他每周上两次课,一次两个钟头,从不缺课。刚去剑桥时他租房住,后来花30多万英镑在剑河旁买了房子,“那里的住房升值很快,去年买的小房子,现在已经涨了5万多英镑。等我读完博士,可以赚一笔小钱”。他笑得很开心。

金庸没有带车,也没有在剑桥买车。到了剑桥他很想骑单车上学,但太太不让他骑,怕他年纪大了出安全问题。他只好打的去上学,“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港币一次……”导师很照顾他,有时骑着单车到他的住处来上课。②

金庸的唐代史导师麦大维(DavidMcMullen)教授是道地的“中国通”,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精通中国的历史、文学和古汉语。金庸最初提出的选题有武则天、狄仁杰、匈奴与匈牙利人、中国与罗马帝国之灭亡等,麦大维都没有同意,最后提出唐朝皇位继承制度与唐朝衰亡的关系,麦大维认为可以考虑,学位委员会也通过了。

2006年,金庸完成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从2007年起修读历史学博士。这年11月25日,他终于卸下“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头衔,但浙大还是要他担任名誉院长,当晚颁发了聘书。

金庸真正在剑桥读书的时间差不多两年。他总是说:“我觉得学问不够,也是自己的生活中、人生中的一个缺陷。”所以,80多岁了他还要去拿学位,弥补这个缺陷。2009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后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早在1998年,邓友梅、陈祖芬就要介绍他进作协,他没答应。

① 《快乐的君子——王蒙,金庸与香港大学生畅论人生》,《明报月刊》2004年1月号。

②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2010年9月,金庸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透过正史、野史分析唐代太子继位制度以及宫廷的权力斗争。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发生,唐玄宗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战死,正史未提死因。他分析太子把弟弟荣王杀了。他说自己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他认为马嵬坡事件就是皇太子发动的武装政变。唐代皇位继承他早有留意,1969年4月25日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提及,“唐太宗英明无比,可是也不喜欢太子承乾,于是太子纠合大将侯君集等造反,事败被废”。又提及当年玄武门之变,唐高祖不得不立李世民为太子。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杜柏琛(ChristopherDobson)亲飞香港,给他颁发学位证书。当夜身穿长袍的杜柏琛以拉丁文宣布他成为荣誉院士和文学博士,接下来用英语说,剑桥从不在海外颁博士学位,这次是破例。①

当金庸要去剑桥读博时,老朋友罗孚曾说:“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学不倦,这实在使人敬佩。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学无止境……何妨放下、自在,这真是何等自在!”②此时,他已87岁,罗孚则已离世。

金庸曾是亿万男女的偶像,海峡两岸的座上客,以其武侠小说和《明报》社评征服了华人世界无数凡夫俗子的心。多年来,他的庞大身影覆盖了海峡两岸、芸芸众生。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照在香港北角渣华道嘉华国际中心他的办公室。窗外,维多利亚湾湛蓝的海水,一如半个多世纪前他初来香港的日子。那一刻,在记者眼中——

他是一个温和而细致的人,仪容整洁,戴着金丝边眼镜,风度和蔼。拍照时,他微微有些羞涩和紧张,手里拿着一张从杂志上取下来的塑料封套,卷成细长的棍,不停地玩弄。……看到他略带腼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举止,在这数百平米环绕书架和海景的大办公室内,格外显得孤单。③

① 陶杰《见证金庸获剑桥博士》,《明报月刊》2010年10月号,32—33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序言。

③ 2006年2月6日《富豪排行榜——揭秘中外富豪创富历程与奢华生活》,http://www.economy.enorth.com.cn。

滚滚红尘,转眼成空,是耶非耶,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无论多么辉煌,多么耀眼,天亮了,星星终将隐去,千千万万平凡的生灵,又将开始一天新的生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终要落幕。2003年7月,金庸在央视《新闻夜话》中说,他的墓碑上将会写着: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结束语 “金庸神话”

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问世,金庸的武侠小说先在香港、东南亚等地,然后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长盛不衰,创造了一个奇迹。香港红学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不完全统计,金庸的读者超过一亿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畅销榜榜首。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单是台湾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发行了四百七十万册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盗印本及以后的远景版,发行量有上千万册。金庸早前自称,他每年从港、台得到的版税(包括电影、电视)为1000万元左右,但一直没有收到内地的版税,只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应李瑞环的要求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收到过一笔约1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这是正式签约给北京三联书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笔版税。①

① 彦火《漫谈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333页。

“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①

金庸的作品还被译成各种文字。据首尔信永出版社统计,韩国有十二家出版社盗译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东南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版本,以后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简体字本。日本最具规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间书店,准备出齐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雪山飞狐》以来,《鹿鼎记》《连城诀》《侠客行》《射雕英雄传》等英译本已陆续问世。②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在《明报》刊出《等待大师》广告,征集“金学”研究稿件,随后一套23册的“金学研究丛书”陆续问世,以武侠小说而成为“金学”,这在中国尚无先例。三十多年过去了,“金学”俨然已成显学,在香港有倪匡,在台湾有林保淳,在内地有陈墨等“金学家”,出版了大量“金学”著作。各地的“金学”研究会、“金庸学术研究会”、“金庸书友会”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都举办过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个神话。

以“潜规则”解读中国历史的吴思写过《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或许有助于破解“金庸神话”。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与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伤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笔下的大侠所具有的伤害能力,只有皇帝能与之相比,但大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侠梦,实质上就是中国男人改良了的皇帝梦。

① 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3—64页。

② 彦火《漫谈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333—337页。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①

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报》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香港乃至中华文化圈,他独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和明报王国树立了两座高峰。他成为政要和大众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拥有的读者数量能与他比肩。文学就是文学,现在给他的作品下结论,也许还为时过早,是否传世的经典,百年之后才能见分晓。

造成“金庸神话”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亿万富豪排行榜。在一个以拜金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与崇拜心理毋庸讳言。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同时成为商业社会中的财富符号,他身上实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迹。罗孚直言,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

有人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尽人皆知的。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还有没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时代的产儿——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内地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吗?甚至他有可能写作这样的作品吗?①

① 《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风暴”当中,风雨飘摇,《明报月刊》“编者的话”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笔,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这个在英国统治下的小地方,对于中国人还有一层非常深重的意义。我们除了必须赖此海港来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之外,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香港还可能有很大的贡献。在现今中国的动乱局势中,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有机会让中国人能创造学术文化的少数地区之一。

……香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之将来也同样重要。让我们珍惜这种自由,珍惜这种机会。

无论他的武侠小说,还是《明报》和财富,都是香港殖民时代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如果他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内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工作过的经历,就算逃过1957年,也无所逃于“文革”。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一事无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将在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为香港,他的成就与其说是“金庸神话”,不如说是“香港神话”。对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②

① 柳苏《话说金庸》,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3—304页。

②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396页。

一、俗与雅

金庸说:“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业社会,他的武侠小说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张五常当年曾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时代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①

在普遍追求物质的消费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说,更需要一种“游戏、趣味和娱乐”。金庸多次说自己的小说不过是“娱乐性读物”:

我的小说也不能说写得好,也不敢说文学家,总之我努力把小说写好。现在我在中国及海外华人中比较受欢迎,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娱乐,也不

① 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4页。说非常有益,至少没有太大的害处的一个娱乐品,有些读者看了觉得很开心很高兴,我就尽了我的责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