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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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

——?一个短记

譬如说,“《管子》书是假的”,这句话和说“《管子》书是真的”同样的有毛病。假如在后来历史观念作者观念大明之时,出了一部《管子》书;里面并不显然出来些管子的谥,桓公的谥,管子死后事,而题曰,“春秋时齐相颍川人管仲撰”,以问世,被人考核了一下子,原来是一部做了售世的书,这然后说,“这部书是假的”。若《管子》书中,引老子,引战国末年事,称桓公的谥法,称管仲的死后事,本是齐人托管子之功名而著之书,只是当时的一种文体,他自己先不曾说是真的,战国时也不会有题“齐相管仲撰”的事,又何劳我们答他曰“是假的”。

既有一个梁任公先生,硬说管子那个人做了《管子》那些书,便应该有人回答他说,管子不曾做了这些篇的一个字。说到这样好到这样。若进一步去说,管子书是假的,则先须假定战国时人已有精严的著者观念,先须假定战国时这些篇出来的时候上边写着“齐桓公相管仲撰”。这样假定当然是不可以的。

《管子》这部书现在所见的集合,乃是刘向的事,其中篇章是齐学之会集,书中直接称道管仲的篇章,在战国托于人而出来,也不过是自尸为管仲之学之后世,别人叙论他,也不过可说“慎轻重,贵权衡,因祸为福,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齐人闻管仲之传说而悦之,作为……”果然我们充管仲晏子是假书一类话,则《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等等无不是假书,因为《国语》当然不是孔子所称之左丘明写的,《论语》当然没有一个字是孔子写的,《孟子》书称梁惠王襄王之谥当然也是他的弟子记的。《墨子》中最墨子者,也劈头就说“子墨子言曰”,中间又说“是以子墨子言曰”。《庄子》更是汉规人所集合,魏晋人所编印的。

那么,真书只剩了“吕览”,还要减去月令了。若说这些书里有些真话,真材料,则我们又焉能保管晏书中没有一点真话,真材料,一初都是度的差别罢了。我们这样adabsurdum一看,可以确知我们切不可以后来人著书之观念论战国文籍。总而言之:

(1)战国时“著作者”之观念不明了。

(2)战国时记言书多不是说者自写,所托只是有远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罢了。

(3)战国书除《吕览》外,都只是些篇,没有成部的书。战国书之成部,是汉朝人集合的。

这层意思,我们反复说来好像不厌其详者,实因为了解战国文籍之成书性,是分析战国文籍的一个前提。

二 记言—著论—成书

著述脱离了官书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们现在可见之最早者,是《论语》。《论语》是记言的。《论语》的体裁现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几段记得较丰充以外,每一段话,只记几句,前无因,后无果。在我们现在固已不知春秋末年情景,其不懂得,犹可说,乃汉儒对于《论语》上的话,也有好些像是不懂得何所为而发的样子。且如“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一类的话,若不附带着“本事”,不和“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发生同样的误会吗?(见《檀弓》)记言记到没头没尾,不附带口说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经辗转,便生误会,决然不是一种妥当的记言法。

再试看《论语》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时显出语长而所记者短的样子。且《论语》成书大约在曾子弟子时去孟子时已不远,孟子便是那样汪洋大论,虽说孟子是个“战国辩士”,谈言微中与信口开合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说话而做东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说的话都像《论语》所记那样子,恐怕他所专要见的公侯上大夫下大夫中,懂得他的真少啦!这样看来,《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详细处则凭口说。到了战国中年,文书的工具大便宜了,于是乎记长篇大论如《孟子》《庄子》书那样子的可能了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可成就设寓的记言。记言是战国文体的初步。《论语》,《孟子》,《庄子》中若干部分,《晏子》,《管子》中若干部分,墨子书中的演说体,以及兼记事记言的《国语》都属于这一类。

但一段思想不必有机会言之而出,而假设的记言有时不信人,有时又大费事,于是乎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现在看荀卿的书,好些不是记言,而是据题为论者,这样著篇,实是记言之一变,由对语(dialogue)进而为单语(monologue)这样体裁,恐怕战国中期才有。现存战国末年书,如《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及《管子》之一部,大体上属于这一类。这是战国诸子文体演进之(第二步。

著论虽已不是记言,但独立的论,仍然只有篇的观念,没有书的观念。战国晚年五德六数之义盛行,人们著书当趋于系统化。慎到著十二论(见《史记》),这个数目是很整齐的,而又以齐物为首(见《庄子·天下篇》),或者这是做全部书的开始。但我们现在不见慎子全书,不能作决定。而吕不韦之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乃成一部全始要终的书,不是些散篇了。八览六论十二纪,六为秦之圣数,八则卦数,十二则记天之数,这三个数八、六、十二,也都是在当时有意义的整数。

这部吕氏真是中国(第一部整书,以前只是些散篇而已。这个体裁虽始于战国末,然这样的系统著作尚非依傍大财力不可,故汉朝人之继续者,始有刘安,在体裁上《淮南子》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吕氏春秋》。

太史公未必富,但有异常的精力,也许武帝时文书的物质更廉了,于是百三十篇又是一部要去贯天地人的通书。十表像天干,十二本纪像地支,书八章像八卦,三十世家取老子三十幅共一毂之语,七十列传之数亦取一个丰长的整数。从此以后,系统的著书乃更多,《周礼》之成书,一往整齐,卜筮如《太玄》,续子长者如《汉书》,乃至字书之《说文解字》,都在那里有始有终,托于系统哲学啦。

更把上文写成一表如下:

记言之书——→成篇之书——→系统之书

(一)因受文书材料之限制但记一言之纲目者如《论语》

(二)丰长的记言如《孟子》

(三)托言如《庄子》

(四)故事之制作如《韩子说林》

由托言一变即成著论

由著论之相为终始即成一系之书

苏格拉底有语无文,犹之孔子时。柏拉图依师说散为无穷无尽之对语,对语亦记言。亚里士多德乃真著书。在中国一二百年中之变迁,在希腊则师生三代各代表之,这颇是一个文体进化的平行现象。

问曰:因文体之演进,文辞之内容会不会受影响的?答曰:这是不免的。文辞之由记言而著论,由著论而成书,是由自然的话语到了较不自然的断饰辞句。说话固可以抽象,然总不能忘了听的人之直接了解。说话固可以铺排,然总不能忘了听的人之捉摸得住。一经离了纯粹记言的地位,文法可以代语法,泛词可以代切词。战国子书中颇有不少白话,而《荀子》已是很简约的文言,《吕氏春秋》已有些无话说话的油腔滑调,人汉而著作者,便都是文言了。(此处用文言,乃如所谓kunstsprache,与古文不同。)

附:《庄子·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知,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有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护,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

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坚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寇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巳,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敬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虽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之,此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踞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蚉一?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殆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