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刘宗周与蕺山学派(阳明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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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刘宗周哲学的心性工夫(3)

学者最忌识神用事。识者,载妄之官,神之有漏义也。夫心,觉而已矣。觉动而识起,缘物乃见。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觉离本位,情识炽然,聪明乘之,变幻百出,其最为近而似焉者为理识。理识之病,深则凿,浅则浮,诡则异,僻则邪,偏则倚,支则杂,六者皆贼道之媒而妄之著焉者也。妄非真也,识非觉也。妄尽而觉还其初,神在何处?识在何处?故曰:学者,觉也。从这一段议论中可见,他“知道”觉“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并且一定确有所觉,但此种“知道”可能也是“识神用事”。

因此,刘宗周通过学习来涵养,产生了两方面效果。一方面通过学习形成了思维定式(如其所谓“理识”),束缚了心体,使之处于封闭状态,给新观念的输入和自性的展现造成障碍。由于一切都由往圣先贤所规定,知识则难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想象力和好奇心会受到抑制,并导致对新事物缺乏关注和应付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可以启发心田内本有的道种(如其所谓“学者,觉也”),或使得内化的东西成为心田之内的种子,这些种子成为人的慧命,会自动促使人吸收有益于自身生长的信息和精神能量,并对妨碍自身生长的信息进行抵制和防御。这样,人会依照这些种子的要求继续学习,通过读书吸取古人写作时贯注在书里的信息和精神能量。

有些书中信息量和能量巨大,会对读者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使学者大开道眼。读者和作者在这里架起信息沟通的桥梁,通过此桥梁,作者将信息和能量输入到读者这里,使读者受到感发,受用亲切,如刘宗周所谓“便觉古人真在目前”。这样,作者可以成为读者的增上缘,他通过一种信息和能量的加持,帮助读者静气、静心,信心增长并得到精神依靠,甚至会使人产生皈依感。这也正是读书何以成为涵养之法的真实原因。

如前所述,刘宗周心性哲学中的许多概念既是各有侧重又是密切相关的。他的慎独和诚意的关系是这样,它们同涵养、省克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涵养法中静、养、学之间的关系更不例外。这三者中静字最为根本,因为唯静可以呈现本体,唯有本体呈露,养和学才有基础和目标,并且静本身就是一种养。养是对本性灵苗的一种培育。除前面静的方法外,还有提撕、护持之功运行其间,是对本体的精神投注。相对于静来说,养虽说“勿助”,但也“勿忘”,有时略微用力,着了些意思。三者中唯“学”是一种外加之功,是一种增上缘。所学是否得力,离不开前面的静和养的工夫。除了启发的作用外,学的作用更像给本心施肥。学本身就是一种养,甚至是一种补。不仅如此,学有时干脆就是下种,当然这在刘宗周的心性哲学里是不承认的,他只把学当成启发和印证看。

可能正是因为学有时就是下种,所以如果在本心尚未呈露,混沌未开之时点下了此种,便可能为心立了主意,成为以后呈露和养护的根苗。如果这个种子是在个人后天无意识形成阶段下的,那么当它受到启发,发出根苗成为意识的时候,其根就可能被视为扎在先天的土壤里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十分可怕的。这就像一只杜鹃在其他鸟不在巢的时候将卵产在这些鸟的巢里,当巢主人回来时便将杜鹃的卵同自家的卵一同孵化,先孵化出的杜鹃会将巢内的其他的卵清除出去,而可怜的主人会将它当成自己唯一的后代来喂养,而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后代在还没有孵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这是真正的认贼为子。如果在刘宗周的精神领域里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先天的本心被后天的种子所湮没,则后来的一切修养工夫皆成可疑,那将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于此性命攸关之事不可不辨。

这个问题将在后文对刘宗周童年期(个人后天无意识形成期)的研究中进行尝试性分析。

总之,如果站在刘宗周的立场上看,其心性哲学中静、养、学三种主要涵养方法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应该是静。如前所述,静可以呈露和养护“心源”,而心又是一切的根本。但如果从刘宗周的立场上跳出,并且从对人影响的角度看,学的影响似乎更大,它关系到通过学习启发了或者蒙蔽了多少自性的问题,关系到刘宗周心性哲学的核心独和意的先天性问题,即它们是否真是天命之性的反映。

(第三节 省克

在刘宗周的心性哲学里,涵养和省克是密不可分的。他说:“就性情上理会,则曰‘涵养’;就念虑上提撕,则曰‘省察’;就气质上销镕,则曰‘克治’。省克得轻安,即是涵养;涵养得分明,即是省克,其实一也,皆不是落后著事。”这就是说,涵养与省克是因着意对象的不同而有分别,其实无非慎独之功,不着于事后,“其实一也”,但却不能因此将二者混为一谈,因为既然着意对象不同,所以工夫所至就会有不同的对治和不同的体会,况且在同一主旨下也不妨分别次第说。而在刘宗周本人这里,涵养固然用于无事,但省察则绝非不用于事后,关键是心中要有个主意,乃所谓本心、独体之意。他说:

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若无事时存养不得力,且就有事时省察;有事时省察不得力,且就无事时存养。若两者皆不得力,只合查考存养是存养个甚,省察是省察个甚。此时揭出一个本心,便须不由人不存养不得,亦并无存养可说;且不由人不省察不得,亦并无省察可说。方是真存养,真省察。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无事,此慎独即是存养之要。

有事,此慎独即是省察之功。

这里慎独诚意收摄了涵养省察,为涵养省察讨了个主意。其实涵养省察并未因此而废,它们其实是慎和诚的具体方法。刘宗周的心性哲学总是要在根源处立大本,故有时视事后工夫为不究竟,反对“动而省察之说”,而以省察为涵养之法。但是,他本人的经验告诉他,并非大本一立,其他工夫皆不须说了。理论中的状态不等于现实。就拿念来说,按照刘宗周所说的理想状态来看,应该只有意没有念,念是“心之余气”,但事实是念无所不在,故刘宗周就有“化念归心”之说。要“化念归心”,则必须先有对念的照察,而这又必在念起之后,所以这种照察就是一种事后省察的工夫,而且接下去便会是如何消解克治的问题了。

虽然省克是涵养的辅助方法,但是刘宗周还是对此极为重视,因为它是动向静、邪向正的回归,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了省克工夫,行为就会荡然失守。所以,如果说涵养偏重于养生,那么省克则偏重于防治。因为省克之后复归于涵养,故此又可以说省克是为了涵养本源。省克包括省察和克治两方面工夫,其中察是知,克是治。

作为省克的对象,前面所说的念首当其冲。对念的克治在刘宗周工夫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晚年的一个名号便是“克念子”。

他说:

省察二字,正存养中吃紧工夫。如一念动于欲,便就欲处体,体得委是欲,欲不可纵,立与消融,犹觉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观,终与消融而后已。一念动于忿,便就忿处体,体得委是忿,忿不可逞,立与消融,犹觉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观,终与消融而后已。是勿忘勿助中最得力处。这里的“体”便是“省”,“消融”便是“克”。游思杂念之所以要克,是因为在刘宗周看来,它们是根源于名利之心的,而名利心则根源于私心,所以克念其实就是克私心。他说:“凡游思杂念,究所自起,毕竟名利二字是他根株。名利二字,总根我见而来。(旧钞此下云:‘我见象个太极,利是阳,名是阴,为利底无所掩护遮藏,为名底害道最深。’)人身本与天体相似,天之所以为天,无私而已,人若无私,便与天体一般。”这自然是刘宗周省察的结果,所谓“究所自起”便是这省察之功,此种省察之功是由表及里的,沿着这样一条路线:杂念→利→名→我见→私。所以私是最根本的。通过这样的反省,杂念的种子便被发现,克治也就有了标的。

但是省察之知并不能除去自私,只是知道自私,因此也就不能除念。这一点刘宗周自然也是清楚并且深有体验的。只是刘宗周并不总是一味压制,这可能和自己的一些经验有关,刘宗周开出的对治之法不是直接去邪,而是通过扶正来去邪。所以当弟子祝渊苦于杂念之不能除时,刘宗周开示说:

邪妄之念自然存留不得,若游思杂念不能一切划除,不妨且与放下,不能除去,只莫增他。人心之灵本自做得主宰,只因向来没有养气工夫,气去动志,天君反听命于气,遂至迁流集渐,无所不至。学者养心之法,必先养气,养气之功莫若集义,自今以往,事事求慊于心。昔贤所谓一日之间,闲言语少说几句,闲事件省下几条。如此做去,渐渐并归一路,游思杂念自然逐件销除。在《学言》(上),他也说: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无所用,但用之于学者既专,则一起一倒都在这里,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即这里处不无间断,忽然走作,吾立刻与之追究去,亦不至大为扰扰矣,此主客之势也。另外,在《学言》(中),他又针对阳明的截止之法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

阳明子曰:“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愚谓言语既到快意时,自当继以忍默;意气既到发扬时,自当继之以消化。此正一气自通自复,分明喜怒哀乐循环之妙。从上面这两段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的自我体验以及他自我控制的方法。首先,刘宗周通过自我省察体验到念是被一种游气所牵引,乃所谓“游思”,而这种气乃是一种能量,因此它带动的念会对志产生一种冲击,乃所谓“气去动志”,这样人的行为就会发生对于志(意)的偏离。而在刘宗周看来,心是人的主宰,本来有能力调动能量,使气聚集,其方法便是集义,但由于人心受到干扰,不能持志,没能通过给予这种能量以足够的关注来控制它,使它被私欲的种子所牵引,成为推动和满足私欲的能量。所以刘宗周提出要以养气来养心,以集义来养气,通过“事事求慊于心”,使得心地浩然光明,不存猥琐之气,则自然体内浩气滚滚,睟面盎背。而日间的闲言闲事莫去理它,一方面专心存养,另一方面防止神气消散。

这样能量在心的调动下逐渐凝聚,“并归一路”,自不会散漫而成为杂念。所以刘宗周的省克工夫全在伏住气,力戒轻浮飘动而着意于沉稳,一味收敛。

刘宗周的这种除念工夫是否能对念起到控制作用?是否能散发出浩然气象?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其实是一种志和私的对抗,心以精神投注的方式对能量进行调控,使得志在力量上占有优势,遏制了私,但私的种子并不会因此消除。这一点刘宗周自己也是体会到的,比如扫除势利之私。他说:“平日学问专为扫除势利,但此念潜伏甚微,一毫未净,日后当热闹场中一见可欲,便从此一毫未净处牵引将去,便自站脚不住。”可见私其实是被志压住的,并不见得会消除。但私作为比志更深一层的内驱力,虽不敢明显表现出来,但却有可能变相表达,如通过浩然气象甚至无私无欲表达自己。私在心田里是一种埋藏,并非表面的浮土可以扫除。

如果内在的种子被外诱唤醒获得了能量,则持志持气都未必弹压得住,那么便“莫去增他”,并通过其心理结构中超我活塞式的结构对此能量进行化解,表现为“一气自通自复”。这种机制后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刘宗周要省察的不仅是自己的念头,还要省察自己的状态。所以他的省察里面就包含有涵养的成分。他说:“日用之间,尝见得满腔子生意流行否?生意周流无间否? 行而不过其则,各止其所否?

如此乃是切实工夫。”这也就是说,如果此腔子内生意周流无间,自身行为恰到好处,所应事务各得其所,则护持此状态,乃所谓“保任”,否则就需要进一步检点和纠正。

省察之法首戒一个欺字,不可有丝毫的自我欺瞒,蒙蔽骨子里的东西。这样才能发现种子,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反省工夫是越细密越好,不厌精细。他说:

为学吃紧是要打破一欺字关,即如居尝语默动静,最微最细,简点不到处错失,都是此欺字下根株。若是此字划除不尽,更说甚么学问!吾这里才说著学问,便不容假借分毫。这里说的“简点”便是省察,是一种对自己思想和行为做的一种动机分析,也是今天心理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刘宗周的自我分析水平在他的那个时代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他那个时期儒家的最高水平。他所体察的不但是意识,还有前意识,甚至触及了部分潜意识。可以说,刘宗周的心经过修炼已经非常敏感了。

从下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一些细微之处的观察:

择善不是外面去择,外面人品之邪正,事为之是非,此易明白。惟于此中粹然天理无夹杂之中,稍稍手势重些,声音未免过高,举动未免轻率,只此一念,便流躁动边去;手势略微缓些,声音未免过悠,举动未免疏易,只此一念,便流怠慢边去。须是此心粹然中正,略无些子过、些子不及,中和之气满盘流露,此之谓动容周旋中礼,此是惟精惟一之功。这是涵养兼着省察,从中可见刘宗周省察的细致、体会的微妙。声音、手势的轻重缓急是无意识通过身体语言的一种流露,其中传递的信息只有敏锐的人才能体察到。无怪乎刘宗周在《人谱》中那么重视“九容之动”了。

刘宗周不但重视对无意识的身体语言的省察,还重视对无意识的梦的省察。他将梦视为检验工夫的一种方法。在他看来,睡眠乃是一种昏沉状态,灵明容易失照,白天潜伏的种子此时容易翻动,进入意识,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通过梦检验意识状态下的工夫是否将种子打扫干净。并且,如果工夫深入,在睡眠尚浅的状态下,灵明仍有照察之功,乃所谓“常惺惺”者。他认为睡时的无念状态是本心,而梦境是习心。他说:“人寐时,惟玄惟默,可以证本心。梦时,忽起忽灭,可以证习心。”通过卜梦可以发现习心,然后加以去除。卜梦是他一生的功课。他年轻时官行人时,就曾因“夜梦升卫经历”而“深自刻责”。《刘谱录遗》记载了他51岁时亲近阳明学之后在放松状态下的一次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