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待自己的儿子外，刘宗周对待学生也同样严格。黄宗羲说：“先生门墙高峻，不特小人避其辞色，君子亦未尝不望崖而返。”《年谱》记载他在大善寺给家族子弟授课时，“教学者一准规矩，出入进退，俱有成度。课督甚劝，旷课则令长跪，有不率教者，则夏楚之，成童以上弗恕也。末世师道陵夷，见先生严毅，咸惊异焉”。
刘宗周对待学生虽然严格，但对喜欢的学生则如慈父，比如他对晚年所收的弟子祝渊就非常爱护。这并不只是因为祝渊冒险上疏申救自己，而是因为祝渊的行事在许多地方和自己很像，刘宗周在祝渊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时祝渊身体不好，刘宗周就多次写信指导祝渊如何调养身心，甚至对祝渊所用的药方都给予指导。言语之间透露出他们师生间的感情非常深。
刘宗周本人虽然时常提醒崇祯皇帝不要过于苛严，但他本人对待下属也还是比较严。严格应该是刘宗周的一贯作风。《刘谱录遗》
记载：
先生在南宪，颁《禁约》十三款于五城御史，曰赌、曰盗、曰私娼、曰酒馆畜娼妓弹唱、曰梨园宴戏，曰梨园赛愿、曰游僧游道、曰勋戚家人不法、曰各衙门打点贿赂、曰游兵、曰废闲官吏、曰山人墨客。小者尽行禁止，次者驱逐，大者题参，且饬御史曰：“务在必行，毋徒以虚文应之。”士民见者，莫不举手加额曰：“海都爷再来。”相率至院门讼冤抑者千余人。以海瑞比刘宗周，可见刘宗周为官一丝不苟，刚直难近。虽然清，但有时会显得刻板和偏执。崇祯就曾说：“故辅温体仁曾言其（即宗周）愎拗偏迂，果然。”同僚中也有一些人指责刘宗周“以迂腐托于正”。这些言论虽可能是出于政敌的病诟，但它会成为部分人的攻击对象就说明他的行为可能是有些刻板。
刘宗周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也体现在他的循礼上，尤其是他的思想受程朱一系影响比较大的时候。比如他在１８岁和祖父兼峰公游水澄故里，发现祖庙之祭“周旋瞽史间，多不合礼”时，便向宗老提出质疑。宗老夸奖他说：“甚矣！ 汝之辩也。子他日将言礼乎？”《刘谱录遗》中也记载：
先生嫁二从妹，令婿亲迎于门。妹升席，蘸而命之归。嫁女亦然。汋冠，迎周宁宇先生为宾，门人章明德、婿王毓芝为赞，次第行三加如仪。越中冠婚礼久废，宾友知先生复行古礼，咸造门聚观焉。
先生入朝，步趋皆有轨则，周旋中规，折旋中矩，其容辉如也。内寺见而叹曰：“真御史大夫。”每朝毕，士大夫与首辅周延儒通殷勤移时，先生独正色拱立。久之，习少变。先生不昼寝，不岸冠，不脱帻，暑无袒衣。其弟子祝渊记载：
先生闺门之内，肃若朝廷。终日独坐一室，不逾门阈。女婢馈茶，先生必起避，俟婢出复位。终身不与妇女亲授受，凡巾帻床之间，悉夫人躬亲之。初，夫人信星家言，为先生强置侧室。夫人谢世，侍朝夕者，赖侧室一人耳。嗟乎！渊之从先生游者，但以其名而已。师事先生，当从此等隐微之事学起。刘宗周行为上的这些细节体现了他对礼的重视和身体力行。可能在刘宗周看来，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人心不古就是因为礼法的废弃。
如果人的思想一依纲常，行为皆循礼度，自然民风淳朴、天下太平。
可以说，这是许多像刘宗周这样的士大夫从古人那里得到的一种间接经验。
一味恢复古礼的做法无疑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儒家“日新”的原则的。其实，由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推行古礼必然会遇到不可行之处，如果过于拘泥，反为不美。这一点刘宗周也看到了。他在给爱徒祝渊的信中就提到了关于丧礼的融通：
此道本不远于人，学者只就日用寻常之间，因吾心之所明者而一一措诸践履，便是进步处，且不必向古人讨分晓也。即如今日骤遇期丧，自是本心迫切处，因此发个哀戚心。不肯放过，即与之制服制礼，何等心安理得，此外更求道乎？由此而推，则所谓三年之丧、期功之制、祭祀之节、家庭跪拜，亦皆以是心裁之，而沛然矣。心所安处，即是礼所许处，期间有古今之异宜，有乡风之沿袭，故未可一概胶柱而鼓瑟也。惟大节目处，有断然从之则人、违之则兽者，不可不自勉。亦只是时时挑动良心，自有不容己处，便只得心安意肯去做，此外别难著力也……期丧百日之内，饮食居处宜变于常日，此外通融可也。若嫁娶亦须既葬，方以不得已行之。这种态度和前面提到的《苫次说》已经有很多不同了，甚至除了“期丧百日之内，饮食居处宜变于常日”之外，其他都可以通融，“不必向古人讨分晓”。他将一切的裁判权归于了“良心”之安与不安，体现了很强的灵活性。这一点很有心学的特色。
刘宗周对祝渊的态度与对其他人不同，他对祝渊格外的关爱和信任。陈确甚至把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比作孔子之于颜回。他并不担心祝渊于礼会过于简荡，他相信祝渊只要依心意去做，通融之处一定不会是“大节目”。因为“心所安处，即是礼所许处”、“只得心安意肯去做”。祝渊和刘宗周一样，早已将“礼”内化了。刘宗周会批评他和祝渊在潞河遇到的穿朱履的某生，但对祝渊则不会。祝渊“期丧百日之内，饮食居处宜变于常日，此外通融可也”，而“某生”父亲已经过世七八年了尚不许穿朱履，可见刘宗周对待祝渊的不同。
６．刘宗周的交友
从刘宗周对祝渊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和刘宗周关系密切的人是有的，只是不多。他并不善于交往，这应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对于交友，刘宗周是慎重而且有选择的。他的孙子刘士林在追述其父刘汋时说：“当道缙绅慕名造谒者，辄以病辞，或逾垣而走，或泛舟远避。”这一点和刘宗周差不多。刘宗周自幼就和别人保持距离。
《年谱》说：“先生弱不好弄，饭毕即就学舍，往来肃躬而行，不他顾，不急趋，见者异之。”万历二十九年条记载：“（先生）誓不妄交，与非同志士，虽邂逅遇之，必趋而避”等等。此类事情有的除了记在《年谱》里，还被刘汋收入《刘谱录遗》之中。比如：
先生平日不赴人饮，亦不招人饮。越中缙绅有蓬莱会，月一治具燕集。先生登第后，有邀与会者。先生曰：“不谈道，不讲艺，为此无益之举。无论虚费资材，即光阴讵不可惜乎？”固辞不往，前辈窥先生雅操云。时内阁进宫衔，九卿往贺，先生独不往。考选台省，各官初谒，执门生刺，先生辞不受。从这几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不好交往，也看不惯利益场中头出头没的钻营者。他本人还曾因此致祸，《刘谱录遗》记载：
先生官行人时，给假归，江西巡按韩浚上疏参先生，比之少正卯，谓“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先是，浚以巡鹾按浙，行部至越中，修年谊，谒先生者再。先生正患病，谢之，浚疑其为伪也。一日屏驺从，单车造门，苍头报按君至，而浚已入卧室，先生亟从帷后避之，浚恨绝之甚，遂有此狂诋。刘宗周喜欢独处并无不可，但故意避人到了这种地步就很让人觉得奇怪。韩浚远道来谒，自己生病可以不见，但韩浚已入卧室，何必张皇躲避？韩浚因此事起了杀刘宗周之心，似也太过，恐还有其他原因。
刘宗周不见韩浚，还可说是因为前面谈及“非同志士”的原因，毕竟韩浚是齐党领袖、东林的对头，但连黄道周也避，则让人感到奇怪：
先生乙酉四月假馆上灶陈氏别业，避黄公道周也。初，黄公负重名，建言下诏狱，后天下益仰为岱斗。然气节有余而学问不足，先生尝移书勉之。金陵建立，晋宗伯，赴诏过武林。
先生已悬车，复遗书沮之出，公不听，入朝，寻以祭告禹陵使越。先生曰：“际此乱朝，义不当出。既出，不能少有建明，而复借使职以优游，非大臣事君之道也。”闻其将至，出居陈婿别业避之。公至，请见再三，不遇，逡巡月余。一日，先生走诗箑讽之行，公遂去。及浙溃，先生欲访公言事不可得，乃悔之曰：“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黄道周也是一位气节之士、著名的思想家和书法家，在《明史》中是和刘宗周同列的，不少人也将他们二人并提。刘宗周竟会为了躲避黄道周而在女婿家躲避一个月，“走诗箑讽之行”，实在让人觉得有些难尽人情，难道只是因为黄道周在进退上和刘宗周的观点不同？
这的确是“拒绝太深”了。“拒绝太深”可能是刘宗周的一个特点，盖源自他严格的君子小人之辨：
周延儒使其客荐诚于先生，先生不答。其后有为马士英言者（即钱谦益），曰：“所贵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为君子，国事为重，不宜拒绝太深。”先生亦不答。有司马自附君子，先生恶其佞也，同朝不交一言。司马每晨必诣先生言事，先生默坐，司马澜翻布穀，言尽而去。
由此可见刘宗周原则性之强，君小是非之辨之严。《三垣笔记》记载，刘宗周曾因熊开元等事得罪于崇祯，“刑部拟罪”，被首辅周延儒等人救下。“已，诸辅退， （周延儒）往谒宗周，颇有德色，宗周略不致谢，惟让诸辅臣某事错，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诸辅臣曰：
‘难做’。宗周正色曰：‘诸公尚说难做，更有何人可做？’诸辅臣皆惭。后宗周过宝应，乔侍御可聘往见之，语及延儒，曰：‘大错。’
再语及吴辅甡，曰：‘比首辅胜，然错亦不少。’”刘宗周的严毅可见一斑。对待不很投缘的人，刘宗周一般是以疏远为主。所以刘宗周的知心朋友很少，按刘汋所言，他“平生为道交者，惟周应中、高攀龙、丁元荐、刘永澄、魏大中五人而已。而攀龙及永澄以德业资丽泽，称最挚云”。
二、刘宗周的气象
宋代的理学家喜言气象。通过对人气象的观察，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和他自己真实的生命有过的接触，他的神态是发自于生命的深处还是发自于生命的表层，是什么东西在他的体内生长等等。其实对人气象的观察很早就有了，先秦典籍中《论语》、《老子》以及《庄子》等就有许多关于各种人物神味的描写。这种神味其实就是气象。后汉末、魏、晋时代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这在刘劭的《人物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都有反映。宋代自理学兴盛以来，也很重视对学者气象的观察。由于气象是内在境界的反映，所以品评人的气象，就是给人精神境界打分。他们目光所及，不仅是当世之人，还包括历史人物。程子就曾经品评过孔子、颜回和孟子的气象。而黄庭坚品评周敦颐“光风霁月”的气象，更为道学家们所津津乐道。
到了明代，这种风气又起，许多人就对刘宗周的气象进行过品评。这些评论保存在《录遗》、《年谱》和《行状》等资料之中，我们将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年谱》中记载：
友人张公伯枢为汋授经，尝语汋曰：“向来但仰尊公高风素节如泰岳然，比朝夕聆教，始觉气宇冲融、神情淡静，又如春风被物，温然浃于肌理。”斯有以窥先生之微矣。《刘谱录遗》中记载：
先生望之凛然，有不可犯之色；即之温如，有可亲就之容；听其言，则方言静正，复肃肃而凝凝。先生晚年，德弥高，恭弥甚，节弥劲，气弥和。先生语录云：“德日慎小，心日谨微。”为晚年写照。先生京兆里居，姚现闻希孟曰：“方今凤翔千仞，为万鸟所环归，而弋人无所容其慕者，海内以刘先生为第一人。其一种退藏微密之妙，从深根宁极中证入，非吾辈可望其项背者也。”胡璞完琳曰：“他人清而矫，刘公清而真；他人清而刻，刘公清而恕。此则学问之不可及也。”刘士林在《蕺山先生行实》中说：
当其盛年，膂力方刚，励进之勇见乎时色，居恒凛凛，以庄见惮。迨其晚也，臻乎自然，左右逢源，使人望之欲就，即之可亲，油油然其不忍舍以去也。张岱在《刘念台先生遗照赞》中说：
证人讲学，及见先生。持身端肃，面冷如冰。
《刘宗周年谱·前编·遗像》（姚名达据《刘谱》集）中说：
先生生而清异，人以寒玉称之。比壮，丰骨拔群，龙睛剑眉，长体修髯，望而知为非常人，赋性方严，淡嗜好，寡言笑。
禀质清癯，少壮强半卧病。迨晚年，涵养纯熟，体逾康健，终日手不释卷。神气充足，面浮精彩。《子刘子行状》中说：
世之言先生者，无不曰：“其理学似周元公，死节似江古心，论谏似胡淡庵，钩党似李元礼，绝俗似范史云。”（先生）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先生门墙高峻，不特小人避其辞色，君子亦未尝不望崖而返。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知，壮年之前的刘宗周体质比较弱，经常生病，寡言笑；中年时身体开始好转，但用力过猛，导致气象逼人，故以严毅为主；待到晚年，涵养纯熟，严毅之气消融，并展现出霁月光风的气象。在刘宗周这里发生的身心变化不能不说和他的学养有关。“富润屋，德润身”，刘宗周于所学确乎有得。如前所述，静和养这两项工夫对刘宗周的身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过这种训练，刘宗周的省察能力变得非一般人可比，他的心更加细密，对气的驾控能力也非常强，不至于使本能冲动（妄）乱了体内的气机，身体也因此得到了受用，气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自足和纯净的效应使他能够展现出一些霁月光风的气象也是情理之中的。这种受用也正是刘宗周在《静坐》诗中所说的“春”的感觉。也正因如此，别人才有可能感到“如春风被物，温然浃于肌理”。所以人在没有压抑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良性投射，喜爱身边的人和事，感觉“满街都是圣人”。这种对别人的喜爱，在别人那里就展现为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气象。
不过，这只是刘宗周精神面貌的一个方面，他似乎在更多的场合里仍表现出严毅，甚至感受到他的亲和仍需要能窥先生之“微”。故此，对刘宗周子孙、学生以及朋友所收集和整理的这些信息我们也要采取客观的态度，因为这些信息会因为他们的立场而可能产生片面性。亲近王学固然会削减刘宗周的严毅之气，但其学术只是得了王学的体系，而内容依然是朱学的，所以他并非总是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而仍时常呈现出一些牟宗三所说的“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