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
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
主父偃尤亲幸，一岁中凡四迁，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谓偃曰：“太横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元朔二年(甲寅，前127)
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春，正月，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诏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张次公皆有功，封建为平陵侯，次公为岸头侯。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议，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使苏建兴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元朔三年(乙卯，前126)
冬，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通西南夷，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
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春，罢苍海郡。
弘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与小吏无差，诚饰诈，欲以钓名，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尊之。
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向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以千乘儿宽为奏谳掾（谳(yàn)：疑案的裁决。），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而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刀笔吏：掌管案牍的书吏。古时记事于竹简之上，有谬误则用刀削去。笔是记事的工具，刀是削误的工具，二者连称，有添减从心、舞文弄法之意。），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元朔五年(丁巳，前124)
冬，十一月，乙丑，薛泽免。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每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弘尝奏言：“十贼弩（弩(kuònǔ)：张弓将射。），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侍中吾丘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男子生”句：古时男子出生，以桑木为弓，蓬草为矢，使射人射天地四方，以寓志在四方之意。）’，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
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
弘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
董仲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端骄恣，数犯法，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弘乃荐仲舒为胶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触弘，弘欲诛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臣、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上从之。
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
其令礼官劝学兴礼以为天下先！”于是丞相弘等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辄罢之。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补右职。”上从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武帝元狩三年(辛酉，前120)
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初诗：新作之诗。）。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
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黯曰：
“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上顾群臣曰：“黯自言为便辟则不可（便(pián)辟：谄媚逢迎，投人所好。），自言为愚，岂不信然乎！”
讲评
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七至卷一九，《汉纪》九至一一，纪年自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至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选文主要围绕武帝前期若干用人事例展开。
汉武帝即位之初，汉兴已六十余年，经过汉初几代帝王的休养生息，西汉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仍积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本人积极推动政策转变，意欲建立宏大事功。这是汉武帝急于招揽人才的时代背景。
武帝时期，是两汉最为鼎盛之时代；人才之盛，是国力鼎盛出现之重要原因。此时期人才之所以盛，大致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汉武帝慧眼独具，不拘一格取用人才；二、荐举人才、上书言事等制度，为人才选举提供制度保障；三、这是一个充满事功、建功立业的时代，客观上为人才涌现提供有利环境。
与此同时，此时期建立了两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一是察举制度正式确立，人才选拔有制可循；二是设立太学，置博士弟子。前者重在人才的直接选拔，后者则侧重于人才的培养。这两项重要制度，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均已提及，后来陆续被汉武帝采纳施行，在当时及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儒家独尊的历史地位也由此确立下来。
由于以上原因，汉武帝时“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出现了人才鼎盛的局面。
班固在《汉书》中曾备列当时人才之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这些人出身不一，才能各异，组成了一个人才济济的统治集团。
汉武帝依靠这一集团，成就其“非常之功”。
虽说武帝时得人为盛，但他天性峻刻，以严御下，群臣动辄得罪，包括地位显赫的丞相。汉武帝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普通士人公孙弘为丞相，并封其为侯，由此打破了此前专用军功之臣及其子弟为相的传统，因有不次用人之赞。
但究其实，更有强化皇权、削弱相权之深意。此举实丞相地位下降之始。此后丞相完全成为皇帝的附庸，常因小事而被免职、下狱乃至被杀。汉武帝汲汲于用人，但才未尽用辄已杀之。选文末段汲黯鲠直之语，正显示出武帝用人之另一面，值得深思。
思问录
为什么汉武帝时代会出现人才鼎盛的局面？
如何看待汉武帝对于天下贤才“未尽其用，辄已杀之”的做法？
延伸阅读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见：阎步克.阎步克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吴荣曾.评述赵瓯北论汉武帝.见：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