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延寿生于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卒于宋开宝八年（975），浙江余杭人。延寿为禅宗法眼宗创始者文益的再传弟子，他以禅宗命家，强调万法唯心，以心立宗，力使经教纳入禅宗范畴，进而倡导祖佛同诠，禅教一致。在中国佛教禅教关系演变史上，永明延寿是继宗密之后影响最大的人物。正是在延寿之后，禅教一致说日益成为强劲思潮，并进而影响了宋以后中国佛教的格局与走向。
永明延寿为什么要阐扬禅教一致理论？他是怎样阐扬禅教一致理论的？延寿禅教一致理论有什么历史意义？这篇短文拟就这几个问题做一简要的说明。
一、佛教发展的历史要求
永明延寿阐扬禅教一致学说是五代、北宋初的佛教形势决定的，是禅宗流传的迫切需要，也是佛教发展的历史必然。
随着佛教的发展，隋唐时代佛教形成了八个宗派，这些宗派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义理、学解为主的派别，有天台、三论、唯识、华严诸宗；一类是以修持、践行为主的派别，有律、净土、禅、密诸宗。唐末以后，义理宗派渐趋衰落，然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地理条件优越，在五代和宋代仍有新的发展；唯识宗和华严宗的义学在宋代也相当流行。又因一般佛教信徒注重修持，故在五代和宋代禅净两宗最为流行。自唐末至五代，禅宗形成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五代以后，禅宗、天台宗和律宗等学者多兼弘净土，净土宗信众愈来愈多，在宋代结社念佛之风愈来愈盛。相对而言，义理佛教缺乏修持的内证实践，修持佛教则缺乏义理的正见支撑。随着隋唐佛教八宗的流传，宗派佛教也暴露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五代、宋初，佛教内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禅宗修持的验证问题，二是义理宗派间的理论差异问题，三是禅宗与其他宗派的关系问题。这是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其中最重要、同时牵涉其他两个问题的是禅宗与其他宗派的关系问题。禅宗标榜"教外别传"，自立于佛说经典权威之外，强调成佛是个体内在的自我证明（暗证），成佛在当世而非来世。禅宗的这一基本特质，不仅直接否定了经典义理、闻思正见的重要性，而且也否定了佛经所说的成佛标准。成佛究竟有无统一标准，成佛到底如何证明，成为禅宗难以解说的内在理论矛盾。这一根本性矛盾的展开，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禅师的主体性、原创性，一方面也给禅宗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一是表现为当成佛变成脱离统一标准的个人印证时，必然导致禅门内部的争斗、争夺，分宗立派，门派林立；二是不信佛经言教，排斥经论所讲的理论，易于导致佛教修持目标和方向的失落；三是禅修混乱，当传佛心印难以检验时，就会流行无知、邪见，甚至出现狂禅、痴禅。延寿就尖锐地指出："近代或有滥参禅门不得旨者……并是指鹿为马，期悟遭迷。执影是真，以病为法。只要门风紧峻，问答尖新。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大正藏》卷48，560页。）延寿认为有些禅僧是滥参，盲修瞎练，不着边际，不落实处，徒为虚劳，有违宗旨。义理宗派和义理学者也存在纷然诤竞、不别真伪的问题。延寿说："诸佛如来，一代时教，自古及今，分宗甚众，撮其大约，不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相宗多说是，空宗多说非，性宗惟论直指，即同曹溪见性成佛也。如今不论见性，罔识正宗，多执是非，纷然诤竞，皆不了祖佛密意，但徇言诠。"（《大正藏》卷48，959页。）又说："今时学者，既无智眼，又缺多闻，偏重遮非之词，不见故常之理。奴郎莫辨，真伪何分。如弃海存沤，遗金拾砾，掬泡作宝，执石为珠。"（同上书，560页。）延寿批评教门学者执著是非有空，尤其是偏执是非之词，不见圆常之理，不论见性，是观念的偏差、理论的错误。禅宗与其他宗派的关系，即禅与教的关系。禅宗把佛教分为两种：宗门与教门，禅家与教家。宗门、禅家，即禅宗，为教外之法；教门、教家，即禅宗以外其他所有以经论为依据的宗派，为教内之法。禅宗认为，佛教的真髓，在经典义理、文字言说之外，是必须通过参禅实践才能获得的。禅与教的矛盾、紧张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是假名性空，并非真理的表现，而教家则认为，佛教经典是佛的说法，表达了佛教真理。禅宗强调即心是佛，不须外求，而教门则认为佛典言教是入道的阶梯，是衡量区别邪见正见的准绳。禅宗也不认同广兴唱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净土宗则力主称名念佛，往生净土。禅宗主张善恶都莫思量，以直入心体，而教门一般都强调区分善恶，弃恶从善，如此等等。这些都表明禅宗与其他宗派在成佛方法、成佛途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以上情况表明，重新整合禅宗与其他宗派的相互关系，并借以克服禅宗内部的弊端、协调教家各宗的关系，成为关乎佛教命运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当时影响佛教发展的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延寿的禅教一致说即在此种情势下应运而生。
二、延寿的禅教一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