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佛教与儒家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分歧，决定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深刻的。这种矛盾又主要是由儒佛两家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根本不同而引起的。儒家提倡成就理想人格——圣人，为此主张珍视人生，重视人体生命格局的开发，而这种生命格局的开拓，就是生命活动凭借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诸人际关系，以实践其理想，立功、立德、立言，以贡献于社会，从而成就崇高人格。从这种人生理想出发，儒家十分重视人间关系的结构架设，如三纲五常等。佛教却不同，它认为人自身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造成了人生的痛苦，而人生理想则在于解脱。人应该采取一套解除痛苦的修持方法，以超脱世俗世界，进入涅槃境界。所以儒家重人事，重现实；佛教重解脱，重出离。佛教伦理观念的泛滥，势必对儒家的伦理观念起一种腐蚀、瓦解作用，从而危及儒家的社会理想结构。这样，自佛教传入后，儒家学者就不断地从伦理道德角度发起对佛教的攻击，主要是抨击佛教徒违背中国传统礼仪、不敬君父、不娶妻没有后嗣违反孝道等。佛教内部则有一些人出来辩解，像慧远、契嵩等人，采取或调和、或妥协的态度，论证佛教理论实际上是不违背中国伦理的。
在儒家的所有攻击中，关于佛教违背"孝"道的攻击是最为猛烈的。"孝"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家族伦理的轴心，是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基本杠杆。面对这个问题，佛教基本上是采取妥协的方法，以维护佛教的地位。佛教一方面发掘原有佛经如《盂兰盆经》、《六度集经》中关于孝亲的内容，另一方面还专门编造伪经、撰写论著来大力宣扬佛教的孝道论。著名的伪经有《父母恩重经》，论著有契嵩的《孝论》、智旭的《广孝序》等。
佛教在调和儒、佛伦理学说矛盾的同时，也以它独特的理论对中国伦理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佛教的佛性论，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的理念。后来受此影响的如禅宗、天台宗等派别进而发展了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丰富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内容。
（四）佛教与中国文学
随着佛典在中国的翻译和流传，僧人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方式的普及，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古典小说方面，无论是体裁还是内容，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佛经重形式上的布局和结构，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体作品，《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唐代僧人创造变文，用"俗讲"的方式来说唱佛经，同时也说唱世俗故事，这影响了唐人的"说话"，而"说话"后来发展为宋代的"话本"，进一步发展成为章回体小说。佛教还为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故事来源。如《搜神记》、《幽明录》、《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些小说的内容都包含了大量的佛教因素。
在音韵学与诗歌方面，佛教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齐梁时代文学家沈约、王融，以及与沙门昙济过从甚密的周颙，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沈约一派的诗歌创作，体裁短小，十分重视声律，史称"永明体"。"永明体"标志着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的重要转折。魏晋时期，在大乘空宗一切皆空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佛教学者借着以玄学入诗的步调，创造了一种优游自得、寂静恬适的诗境，由此在中国诗歌史上出现了佛学渗入诗歌领域的新局面。到了唐代，禅宗兴起之后，佛教理论，特别是禅学对诗歌的作用变得空前巨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即把禅意、禅味引入诗中，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即以禅宗的观点（禅理）论诗。
在说唱文学方面，佛教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进一步在民间吸引信徒、扩大影响，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和"唱导"三种宣传教义的方法。"转读"也叫"唱经"、"咏经"，即诵读佛经，使人听懂。"梵呗"，佛教歌赞，是用声音感人。"唱导"，宣唱开导，讲经说法。这些方法是把佛教深入地传到民间去的路子。由于有诵读、讲说、歌唱、赞叹，有说有唱，说唱结合，因此不仅开佛教"俗讲"的风气，还导致了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通俗说唱文学的产生。
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佛教的"言语道断"说、"顿悟"说为严羽的"妙悟"说和王士禛的"神韵"说提供了理论基础。王夫之以佛教因明学论诗，发展了"现量"说。佛教关于"境界"的理论，影响到了后人如王国维等所标榜的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境界"说。
在文学语言方面，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了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有的甚至成为人们常用的稳定的基本词汇。比如世界、如实、实际、觉悟、彼岸、因缘、三昧、烦恼、解脱、方便、平等、相对、绝对、知识、功课、一针见血、三生有幸、三头六臂、五体投地、隔靴搔痒、拖泥带水、本地风光、唯我独尊、不可思议、快马加鞭、皆大欢喜、表里不一、大千世界、痴人说梦等等，都是日常不能离开的语言。
（五）佛教与中国艺术
艺术是佛教宣传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之一。佛教的宣传重视调动艺术上的形象思维，塑造佛、菩萨等的艺术形象，以期引起人们的惊奇、畏惧、崇敬和信仰。这往往需要采取艺术夸张的手法，把佛、菩萨等的形象给以极度的神秘化、理想化，如所谓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使人们对佛产生无限庄严伟大的神秘感和美感。
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寺院建筑为中心，以雕塑、绘画和音乐为辅助的整体艺术环境。寺院建筑包括佛殿、佛塔和经幢，其表现力求形式宏伟庄严、精美华丽，并与周围的山水自然环境相协调。佛教雕塑是指寺院和石窟中雕刻、塑造的尊像，以及各种金、石、玉、木、陶、瓷等雕刻的器皿或艺术品。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雕塑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佛教传入后，中印不同的艺术形式冲撞融合，发展出以表现佛、菩萨等佛教信仰为主题、技巧精细圆熟、风格庄严富丽的新雕塑艺术。代表性的作品为敦煌、云冈、龙门的石窟造像。佛教绘画艺术传入中国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画家吸取佛教绘画的技术，推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至隋唐时，佛教绘画臻于鼎盛。这一过程中，还涌现出顾恺之、吴道子等大家。佛教音乐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这些传入的佛曲和中原地区的语言及音乐传统不相适应，不能配合用汉语译出或创作的歌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僧人就采用民间乐曲或宫廷乐曲，来改编传入的佛曲，或者是直接创造新佛曲，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佛教音乐。长期以来，佛教音乐一直吸收、利用民间的乐曲来充实自己，这样，它不仅丰富了自身俗讲、变文、诵经等活动，同时也对保存和发展民间音乐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六）佛教与中国民俗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各类民间风俗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它的影响。首先是各种民间的节日。如，腊八节，据佛教说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成道；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举行盂兰盆会；藏族人民以"萨格达瓦节"活动纪念释迦牟尼涅槃成佛；傣族人民以"泼水节"活动纪念佛祖的诞辰和成道日。其次，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等观念也对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以烧香拜佛、供奉果品、布施斋僧、修建寺庙、塑像造塔、刻印佛经、广做法事、许愿还愿等方式来表达对佛、菩萨的景仰和崇拜。此外，佛教的某些制度也在民间习俗中体现出自己的影响力。比如，放生就来源于佛教，佛教的火葬对中国丧葬习俗也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还有，佛教因禁断肉食而发展出来的美味素食、由于坐禅需要及过午不食规定发展而来的佛教茶道，也被融入了中国民间的饮食文化中。
四、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并以其特有的内涵和方式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我国宗教研究领域中，佛教研究起步最早，研究人员最多，研究热度最高，研究范围最广，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
我国历来具有重视撰写僧传教史的传统，当代学术界承此传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成为20世纪学术界佛学研究的重心所在。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该书方法细密，考证精审，论述严谨，文字精练，创见迭出，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好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汤氏的又一著作《隋唐佛教史稿》系大学讲义，勾勒出了中国佛教鼎盛时期的轮廓架构。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释氏疑年录》三书，也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已出三卷，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充分地吸收利用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和考古发现，内容充实丰满、富有新意。由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是中国学者对佛教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填补了唐代以后佛教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地方性佛教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涌现了《福建佛教史》、《江西佛教史》、《杭州佛教史》和《长安佛教史》等一批著作。至于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和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则是在僧官制度、佛教寺院和僧人生活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近二十多年来，藏传佛教与密教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出现一些论著，重要的有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再有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和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均引起学界的关注。在上座部佛教研究方面，有刘岩的《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张公瑾的《贝叶文化论》等。
对佛教义理、思想及其发展演变历史的研究，是近百年来佛学研究的重点。早在1919年谢无量推出了《佛学大纲》，后来诸如蒋维乔的《佛教概论》、黄忏华的《佛学概论》、王恩洋的《佛学通释》、印顺的《佛法概论》，以及笔者的《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在佛教思想史类著作中，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两书极具功力。前者系统论述了印度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学、中期大乘佛学和晚期大乘佛学，后者论述了中国佛学的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区域及思想渊源等，穷原竟委，条分缕析，学术价值甚高。
对于宗派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的研究，在本世纪也屡次兴起热潮。胡适是现代禅宗史研究的开先河者，上世纪2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禅学古史考》、《楞伽宗考》、《菩提达摩考》等文章，对早期禅宗史提出了独到见解，有力地推动了禅宗的研究。印顺的《中国禅宗——从印度到中国禅》，杜继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国禅宗通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吴立民、徐荪铭等撰写的《禅宗宗派流源》，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和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也都对禅宗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外，对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法相唯识宗，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对佛教人物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如对慧远、僧肇、智、法藏、慧能等佛教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均有专著问世。撰写佛教高僧评传的态势方兴未艾。
佛教文献的整理、考辨、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如南京金陵刻经处选编的《藏要》、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石峻等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及其著作《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与《八至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以及陈士强的《佛典精解》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大陆"传统文化热"相生相伴，佛教文化研究也出现了热潮。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著作，一时如雨后春笋，佳作迭出。
佛教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薄弱环节和不少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当前佛教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研究人员缺乏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研究工作缺乏开拓性；对佛教研究中的难点迄今尚无显著成果；对宋代以后的佛教、西域佛教、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律宗、三阶教、唯识宗、净土宗、居士佛教、女众佛教、大众佛教（民间佛教）、修持佛教，以及当代佛教等领域的研究均比较薄弱，且至今尚未写出一部系统、全面、深刻的中国佛教通史。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佛教研究工作者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付出更多的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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