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胡适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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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胡适与《新青年》(3)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当时在《新青年》上并未引起反响。至1918年11月,国人庆祝协约国胜利,国外政治思潮沛然以入中国。***乃有《Bolshevism的胜利》(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一文发表。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过一年,《新青年》第7卷第6号又出“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时的《新青年》已是高度政治化了。

陈独秀、***等为了较多地谈论政治问题,乃于1918年12月创刊《每周评论》。当时胡适回绩溪奔母丧,基本没有参与其事。后来虽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文章,但基本上都是文艺性的。《新青年》的编者和主要撰稿者们,不热衷于谈政治的实居多数。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等都倾向于多做思想文艺方面的文章。由于7卷以后的《新青年》内容高度政治化了,原有的大部分编者和撰稿者都很少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了。此时,《新青年》又改归陈独秀主编。1920年1月,陈到上海,以后的《新青年》即在上海编辑出版。从第8卷起(1920年9月以后),《新青年》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其内容绝大部分是宣传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时,原有的编者和撰稿人,都更加不适应了。陈独秀自己也觉得,“《新青年》色彩(当然是说政治色彩———引者)过于鲜明”,“亦不以为然”(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但陈独秀说,刊物之所以变得如此,“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陈独秀的话,自然不错。但刊物由同人轮流编辑,改为陈独秀一人主编;由原在北京编辑,改为在上海编辑,而陈独秀又把具体编辑工作委托给年青的共产主义者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去做。这恐怕反过来又是“京中同人来文太少”的“一个重大原因”。

胡适是一个有自己的主张和信仰的人。他虽待人随和,有绅士风度,但在他认为原则的问题上,是不肯依人俯仰的。《新青年》由一份思想文艺性的杂志,一变而为宣传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他肯定是不能满意,也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份杂志毕竟是陈独秀所创办的,而且陈独秀始终是大家公认的《新青年》的核心。胡适公然反对,有所不便。1920年12月6日,陈独秀自上海写信给他和高一涵两人,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想“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要求北京同人多做文章。这时,胡适觉得是说出他的看法的适当时机。于是他回信给陈独秀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用语有涉尖刻。他提出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自第9卷第1号起,《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不谈政治。第三个办法出自陶孟和,他认为,《新青年》既已被政府勒令停止邮寄,不如暂时停办。胡适本人倾向前两种办法。但胡适的回信引起陈独秀很大的不满。认为第一个办法是反对他,与他闹分裂。第二个办法,他也不以为然,尤不赞成“宣言不谈政治”。第三条办法,他更是大生气。

胡适的回信不是争意气。他确是希望办一个很有分量和影响的专注于思想艺文的杂志。他也确不赞成那种单调地宣传主义和政治的做法。但既然陈独秀误会他的意思,他便取消第一与第三条办法,并且把第二条中“宣言不谈政治”的意思也放弃,只提出一条:即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当时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都曾分别对此事发表意见。我们不妨把他们的意见分别列举出来。

***:原对胡适的一、二两条办法均认为可行。稍后有信给胡适说,玄同、启明、豫才皆赞成第一个办法。这中间有另一位《新青年》同人写信给胡适说:“守常先生来说,‘无论谁办,只要是《新青年》的人,事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好是简直不办’。”(引自原件。)但在胡适向北京同人征求意见的信(1921年1月22日)上,***签注的是:“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1页。)随后,李又取消上述意见,“改主移京编辑之说”(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1页。)。

钱玄同:始终倾向于另办一个杂志。他在1921年1月29日的信上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似‘情’字之误———引者)都不伤,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版。这是玄同个人对于今后《新青年》的意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92~296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于1921年1月3日给胡适写信说,他们兄弟二人认为三条办法“都可以”,“但如北京同仁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办法,而第二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2页。)(这里应说明一句,鲁迅以为胡适“宣言不谈政治”的用意是为了换取当局的优容,这是对胡适的极大误解)。后来在胡适1月22日征求意见的信上,鲁迅和周作人都主张“赞成北京编辑”。但他们认为“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鲁迅又加上一句:“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个名目。”(同上书,11页。)

陶孟和:前面提到,他最初提议停刊。在陈独秀等人反对之后,他在胡适1月22日征求意见的信上签注:“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同上书,10页。)王星拱赞成陶的意见。

《新青年》的另两位重要撰稿人高一涵、张慰慈,皆赞成胡适的意见:即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对上述情况我们可略作分析。当时《新青年》同人事实上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陈独秀为首的,他们把《新青年》移到上海编辑,实际上已把《新青年》办成共产主义者的刊物了。另一部分仍留在北京,他们都是陈独秀把《新青年》从创刊地上海带到北京后,陆续加入的。大多数是大学教授,都有自己的专业,他们喜欢办学术文艺性的杂志。《新青年》发生的急剧变化,他们都有些不适应,或者说,他们跟不上陈独秀等人激进的步伐。而胡适、陶孟和等人,在政治上是倾向于欧美自由主义的,对共产主义、对苏俄,在当时虽然还谈不上反感,但毕竟有较大距离。所以,这些人没有一个认为《新青年》应该就照陈独秀当时的办法办下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办一个学术文艺性的杂志。为此,或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或者另办一个杂志。由此可见,不是胡适反对陈独秀,也不是胡适一个人不赞成《新青年》当时的编辑方向。甚至连陈独秀本人也觉《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不妥。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的态度颇有些为难的样子。从政治上说,***当时与陈独秀是基本一致的。但他身在北京,与北京同人中的多数人皆有非常良好的友谊关系。况且他本人也具有学者气质,他很能理解北京同人的意思。这是使他对《新青年》如何办法,意见不能一贯的重要原因。

《新青年》后来没有移回北京编辑。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说:“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实在太少,你们作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3页。)

这就是《新青年》分歧的最后结局。北京同人没有另办一个学术文艺性的杂志,但《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已是无可挽回的了。

从前的论者都把《新青年》的分裂归罪于胡适。第一,这不符合事实;第二,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

如前所述,《新青年》的分裂倾向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并不自胡适提出《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始。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每周评论》由胡适接编,而《新青年》陷于停顿。从前说,胡适接办后,《每周评论》变质。这是没有根据的。假如《每周评论》变成一种与当局妥协的刊物,那么它就不会在胡适任主持人时遭到封禁了。陈独秀出狱后,因经此次入狱的大刺激,其政治态度更加急进。陈氏基本上是个有理性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极易受刺激的人。青年时期,南京乡试的一段经历,促使他变成一个传统的叛逆者。此次入狱的刺激,使他更加激烈地反抗现存秩序,更加革命化。陈9月出狱,10月经同人商议,《新青年》恢复出版,交由陈独秀一人编辑。1920年1月底,陈独秀赴沪,此后《新青年》的编辑便转到上海。陈独秀此时政治活动大大增多,一人无法坚持每月编辑一本杂志,乃吸收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陈望道、李汉俊等人参加编辑。随之,《新青年》逐渐变成宣传俄国革命、宣传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了。这同原来在北京由同人轮流编辑那个时期的《新青年》已完全不同了。陈独秀早已察觉到,《新青年》的这一变化,北京同人未必能理解、接受。他于1920年4月26日即曾致信***、胡适,请他们研究今后《新青年》如何办。所以,至少在这时候,分歧意见已经产生了。分歧之源在于陈独秀带动《新青年》急剧革命化了,北京多数同人跟不上。所以,把事情说成是胡适挑起分歧,胡适造成《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实在离开事实太远了。

其实,一群共过事的知识分子,因思想认识不同,或政治态度、政治见解不同而分开,乃是极自然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更用不着立一道德法庭,审判造成分裂的罪人。上面列举《新青年》主要编者和撰稿者的态度,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赞成大家勉强凑合在一起的,几乎最后都主张或移回北京编辑,或另办一个杂志。而这都是陈独秀所不愿意的。钱玄同、鲁迅等人更明白指出,分裂是不可免的事实,不如听其分裂,可见当时他们谁也不认为分裂是一桩罪过。只有陶孟和起初因担心同人间感情上的破裂而宁主张停办、不主张分裂,后来,他也赞同移回北京编辑了。

在《新青年》的同人们看来,不许个人有独立思想,而主张强行统一思想,或维持貌合神离的统一,才是最丢脸的事。陈独秀本来就因为敢于独立思考,并号召青年独立思考而被人尊为新文化运动领袖。《新青年》也是因为提倡思想解放而被目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倘若放弃独立思想,主张维持思想统一,那么陈独秀就不成其为陈独秀,《新青年》也不成其为《新青年》了。历史上,只有封建帝王、宗教教主才是强烈要求统一思想的。一个现代人,决不应存此梦想。

从此后的事实发展看,《新青年》的分裂,基本上是尊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同尊信自由主义的人之间的分裂。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基本上分作三大派,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自由主义,一是保守主义,在反对保守主义时,前两者常有一定程度的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新青年》的分裂,主要是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的分裂。因为在当时,他们两人实有资格分别代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想倾向。我在《胡适与陈独秀》一文中,对他们两人的关系以及思想、政治上的异同,已作过比较深入系统的论述,这里不重复了。至于这两大思想派别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已非本文讨论的范围,这肯定是值得大家花很大的精力去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