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解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女子的解放。倡言男女平等，鼓励女子教育，保护男女的婚姻自主权等等，这些主张也只是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中毫无根据吗？其实，中国历史上只是宋代理学鼎盛之后，女子的地位才变得特别凄惨。这以前，颇不乏宣扬女子的个性、女子的才华和歌颂男女坚贞爱情的记载。理学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把女子视为不洁和罪恶之源，重重加以牢笼，居然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条灌输人间。据考，女子缠足亦是宋代始大兴。这种极不人道的“刑罚”，竟被当做一种美，为无聊文人所描摹，真是近乎变态心理。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对极端不合人道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表示极大的义愤。提倡女子解放，鼓励女子受教育和走出家庭四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不过是要求回复人类社会应有的面目，并非只是照搬哪个西方国家的模式。如果再注意一下，俞理初早在西方敲开中国大门之前，在19世纪30年代即已倡男女平等之说（参见《癸巳类稿》之《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子恶德说》诸条，该书初刻于1833年。），辛亥时期，已有女子留学、女子参加革命之事，那么，岂不是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正是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吗？
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中国新一代女杰。他们在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都曾发挥了重大作用。谁也不能说她们因此不再是中国的女子，谁也没有理由指责她们完全背叛了中国的传统。事实上，她们恰恰具有中国人所敬慕的某些优秀美德，这正是她们确立自己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只要注意到邓颖超这个典型例子就足够了。
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新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几个著名领袖差不多都服务于教育界，他们对发展中国现代教育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
中国的新教育不始于五四时期。但此前只是处于萌生阶段。受新文化运动之赐，才得以成形。所谓新教育主要有三点：一是新的教育思想的确立，打破读书做官的传统模式，使教育面向社会，培养社会生活中实际需要的人。二是新学制的确立。1922年由胡适亲自主稿的新学制案一直推行到50年代初期。这个学制案虽然明显地受了美国学制的影响，但它处处顾到了中国的特点。中、小学及职业教育尤其强调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高等学校中亦充分注意国学基础的训练。如果因小学—中学—大学这种教育体制的外部形式雷同于美国，因而就说它是“洋货”，那是不顾事实的说法。新教育的第三个要素是新的课程设置尽量考虑到社会实用价值。胡适有一次谈到农村小学教育时曾说到：“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20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60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意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的成效。”（《归国杂感》，见《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这种充分注重社会实用价值的教育思想不是胡适一个人独有的。那时的绝大多数具有新思想的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等等都是如此。五四以后的新教育虽因国家不安定，没有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但毕竟已具雏形。这个雏形同样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而不是什么“全盘西化”，或什么“全盘性反传统”的结果。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显著的实绩是改造中国旧学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可以说是新学术卓然成立的重要标志。继之而起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顾颉刚的《古史辨》等等，他们在著作体例上，理论与方法上，都使人耳目一新。他们又影响了一整代学人。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取得可观的进步，可谓肇基于此。新学术的根本特点就是中西结合，即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的理论与方法，重新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或开创崭新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消说，胡适的考证，顾颉刚的疑古，鲁迅的“钩沉”，都有中国自家传统为根据，绝非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方法。
还有一点不能不在这里说一说，就是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诚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身都不是科学家。但他们都极端地尊重科学，极端地信服科学，极端地热心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二三十年代相继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事业都曾直接间接蒙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他差不多和各个领域的第一流科学家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个人友谊。他直接间接支持和帮助过的科学家，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且随便指出几个，例如，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汪敬熙的实验心理学研究，任鸿隽的科学社及化学研究所，胡先骕（尽管此人大骂过胡适！）的生物学研究，高鲁的天文学研究，北京大学的古生物学研究等等。
新文化运动留下的许多实绩，和它所提倡的新观念、新事业，至今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白话国语的通行，标点符号的采用，汉语拼音的创立；男女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等新观念；发展科学乃至节育优育的提倡；等等。对于这些，即使最保守的中国人，包括那些斥责新文化运动为“全盘西化”、“全盘性反传统”的人，大概也未必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总结上述，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中西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尽管它在各个领域进展是不平衡的，而且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有待后来者批评补正，但它所代表的中西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是不容否定的。
七、总结与前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未完成的运动。它所提出的基本目标至今仍有待我们努力加以实现。70年后回看新文化运动，其最大功效是它的启蒙作用。不难理解，没有个人价值的确立，是不会有民主的；没有破除对偶像与教条的迷信，不扫除虚文空谈的习气，是不会有科学的发展的。我们说的启蒙作用，就是指这种为确立民主、发展科学而扫除障碍、开辟先路的作用。
但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主要是在外部刺激下发生的，因此明显存在底气不足的弱点。新人物中不少人往往义愤多于理智，勇气有余而学养不足，缺乏长远的眼光。一向被目为“右翼”代表的胡适，要算是这次运动中比较稳健的了。他能在国家混乱的年代里，自守学者责任，领导起整理国故和介绍西学的两大工作已属难能。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能持之以久，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其领袖人物本身的素质，而是在于客观的社会条件。有时文化运动超前一步是可能的，但没有继起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支持，它断难持续进行下去。
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科学与民主，并为之做了开榛辟莽的工作。但政治、经济领域里缺少为确立民主发展科学所必要的中坚力量。结果是民主制度无法实现，科学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新文化运动自身也累遭厄运，屡受攻击和剿禁。奇怪的是，有些人不知是何用意，他们竟把中国民主不能实现，科学不能发达，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延搁的责任反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头上。真是冤哉枉也！
我不否认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些很偏激的言论，我也不否认陈、胡、鲁迅等人那时曾把主要精力用于攻击旧传统，而较少揭示中国传统中的优秀的方面，他们在建设方面的实绩也确属有限。但这些都是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事实是混乱与腐败的政治社会使优秀的传统精神受到窒塞，而给一切朽恶的东西的迅速膨胀提供了温床。在那种情况下，空谈优秀的传统实等于回避现实，粉饰太平，麻痹群众。事实是，正是保守反动的统治当局才乐于炫耀什么“优秀传统”，而借以压抑新思想的发展。至于说新文化健将们在建设方面的实绩有限，那更是社会环境使然，并非他们无心于建设。
人们应该记得，国民党取得统治权不久，胡适等人就察觉这个新政权对新文化运动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指斥国民党是反动派，并为人权问题同统治当局发生正面冲突。此后，国民党在文化思想方面愈来愈趋于保守、反动，乃至直接压迫新文化运动，查禁书刊、迫害进步文化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国民党的一位要人却高谈什么“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叶楚伧：《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载《新月》，第4卷第6～7期合刊，1929-09，转见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本身是很可发人深省的。试问，在这种政治态势下，能够指望几个知识分子抵挡整个统治当局的压力，而把中国现代化的车轮推向前进吗？
新文化运动半途夭折了。但它既已提出了为人所接受的新观念，也就是向全民族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如果当权的政治力量终究不能解决这个历史的新课题，它自己也终难持久，终必退出历史舞台。
在日本的现代化历史中，有过启蒙思想时期，但没有像中国五四时期那样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只有在前进的潮流受到阻挡而又阻挡不住的时候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康有为的孔教运动，没有袁世凯、张勋的复辟活动，未必会有那样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发生。明治以后的日本，统治当局本身是一个肯革新的政治力量。因此，政治与思想文化的革新大体呈同步推进的状态，故不曾发生有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那样的运动。
近年来中国知识界掀起“文化热”，在各种文化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目前的“文化热”算不上一场运动，只是一次较为深入的反思。如果反思所得的积极成果能够被政治改革所吸收，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从此将可以走上比较全面的发展轨道，而不再重复文化运动—政治运动都不产生预期效果的恶性循环。但这首先须对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知识界提出严格要求，必须认真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认准我们前进的方向，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以高度的民族复兴的热忱，加上严格求实的精神，做艰苦深入的研究工作。重复一些陈年老调，或堆砌一些最新的时髦词语，都是无济于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少再现了古代百家争鸣的气象。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原则起了非常全面的作用。如今又有些人在做统一思想的迷梦，幻想复兴儒家一尊的地位。他们的尊古崇儒的热情如果发自衷心，我们可以给予相当的尊重，正如我们尊重任何宗教徒的虔诚信仰一样。但如果他们要求别人也须像他们那样尊古崇儒，否则即斥为“全盘西化”或什么“全盘性反传统”，那就又当别论了。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除了其他条件之外，将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再现百家争鸣、诸流并进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深以“统一思想”为耻，竞相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而奋斗，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种可贵的传统。